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一）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研究了1991-2006年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内部时间分配的性别分工和劳动负担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村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分配都表现出从家庭经营向工资劳动转移的趋势，女性的变化幅度更大一些，而经济发展对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都不显著。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指标的变化与成年男性和女性绝对工作负担的增加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相对工作负担的增加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经济发展 时间分配 社会性别
    作者简介：畅红琴，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董晓媛，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经济系；Fiona MacPhail，加拿大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国农村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就经济发展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们收入水平变化、农村贫困人数减少以及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而很少关注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内部时间分配的性别模式和劳动负担的影响。
    经济发展与人们时间分配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女性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早期研究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发展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新的农作物的引入以及制造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等对人们时间分配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近几年研究的焦点转向经济转型、贸易自由化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减少等对人们劳动负担的影响。尽管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时间分配中所表现出的性别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致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迅速转移。据估计，1981-2000年，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从16%上升至48%(Zhang et al., 2004)，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则从1991年的60%下降至2006年的40%(UNDP，2008)。然而，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和职业隔离，使得男女劳动力不能平等地享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负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框架，第四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第五部分是分析结果，最后是结论部分。
    二、文献综述
    （一）时间分配与福利的关系
    从不同活动间的时间分配和总劳动负担的变化来研究人们福利的变化是很有意义的(Floro，1995)。用于工资性劳动的时间分配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收入，影响到其在家庭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其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中的决策权；相反，过多的时间分配在低报酬的农业劳动或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中，则不利于个人在家庭中决策地位的提高和在社会中的发展。然而，由于料理家务和照料小孩等家务劳动对于儿童以及其他被照料者的健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缺乏收入来购买家庭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此，许多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照料孩子方面承担着双重责任，这无疑会增加她们的劳动负担。劳动负担对于福利的意义在于，劳动负担的增加减少了人们的休闲时间，对于健康和个人发展空间有负面影响。并且，女性增加的劳动负担有可能通过劳动的替代或补充作用转移到儿童或老年人身上。
    （二）经济发展与时间分配的性别模式研究
    有研究认为，改革初期，从农业领域向非农就业领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以男性为主，而女性则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非农就业转移中滞后于男性（赵耀辉，1997；Hare，1999；刘晓昀等，2003）。并且，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致使女性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低于男性（Chan & Sensen，1997；Maurer-Fazio，1999；Song，2000；李实，2001）。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也为女性提供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大量的年轻未婚女性进入非农就业领域(Lohmar et al., 2001；Rozelle et al., 1999)。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16岁至20岁的年轻女性中，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为62.5%；26岁至30岁的女性中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为24.9%(Zhang，2004)，而中年已婚妇女则大多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以应对其他家庭成员在城市中失去工作的风险。
    但是，经济结构调整是否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领域中明显的性别差异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争议。王云贤(Wang，1999)对浙江省的案例研究表明，1978-1994年，以农业活动为主要职业的女性比例在不断上升，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使男性逐渐向非农劳动转移，而女性则仍然留在土地上，尽管收入回报很低，但可以分担非农经营的风险，因此，她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表现出农业女性化的特点。相反，de Brauw et al.(2008)的研究认为，1990-2000年，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农业劳动中的工作小时数下降得更快；并且，与男性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参与率相比，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率有大幅度的下降。因而，中国农村不存在农业女性化的现象。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村男性与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时间分配也会产生影响。有研究显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就业转移的变化，导致已婚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平均每周下降2小时，而男性则下降1小时(Chen，2005)。然而，一些案例研究显示，尽管女性分配到非农就业的时间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传统社会规范所规定的性别角色，女性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Bardasi & Quentin，2000；Chen，2004)。女性并没有因为工资性劳动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家务劳动时间(MacPhail & Dong，2007)，工资性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责任，无疑会增加女性的劳动负担。
    本文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分别就工资性劳动、家庭经营活动以及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变化以及女性相对劳动负担的变化研究经济发展的影响，揭示农村男性与女性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分工的性别差异问题。
    三、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来自于Strauss(1986)、Mueller(1984)、Jacoby(1993)的农户模型，并加入农户成员的时间分配模式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本文假定，农户劳动力的分配不仅受相对价格的影响，也受性别角色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冲突关系，农户的目标不仅仅是收入，也包括长期的经济安全。每个农户成员的时间在三种活动中分配：农户家庭经营劳动、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料理家务和照料孩子）。家庭成员在各种活动中的劳动供给是他自己和其他成员的劳动生产率、农户的非农劳动收入以及影响偏好的其他变量的生产函数。农户模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对时间分配起不同的作用。在某种活动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价格效应的作用，将会增加对此种活动的劳动供给，而减少对于别的活动的投入。一般来讲，工资性收入要高于农村非农劳动收入，并且高于农业部门的影子工资。劳动力更愿意将时间分配在高回报的工资性劳动中。相反，如果收入增加，闲暇需求也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通过收入效应减少劳动供给。在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对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替代品难以通过市场获得时，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即时间的机会成本不仅是由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也是根据人力资本禀赋的不同和可获得的互补性资源例如土地、资产等来决定。因此，本文在估计影响农户成员时间分配的函数时，除了村级水平的经济特征外，还包括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禀赋、生产性资产、非劳动收入以及家庭人口构成等因素。
    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市场工资歧视也影响着不同性别农户成员的时间分配。受社会性别规范影响，女性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比男性高，尤其是已婚女性，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更高。而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和职业隔离，导致男性的市场工资高于女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男性在城乡迁移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并且在当地的非农就业市场中占较大比例。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中会产生性别差异。而经济发展对于女性家务劳动的影响效果并不确定。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增多和家务劳动市场替代品的出现会减少女性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花费；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家庭对生产性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例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为家人准备食物或照料孩子），女性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因此，经济发展对农村男性、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揭示。
    四、方法和数据
    运用农户模型，本文研究经济发展因素对于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本文假定劳动力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是由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家庭成员个人特征等因素决定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村人均收入水平、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以及村是否有电话设施四个指标来衡量。假定经济发展会提高三种活动的劳动生产率，然而，经济发展对于男性和女性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分配，以及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劳动负担的影响，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
    本文用两种回归模型对农户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
    首先，估计已婚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营、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模型如(1)式所示：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提供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数据，数据从CHNS官方网站上获得。该调查覆盖全国9个省份的4400多个家庭和19000多个个人，这些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和广西，调查时间分别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该调查提供了丰富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社会经济信息。为了保持所使用变量的前后一致性，本文采用了1991年至2006年的数据。样本限制在16岁以上、65岁以下的农村已婚夫妇。尽管所使用的数据是面板数据，为了避免随时间推移样本户变化而导致的误差，本文没有采用固定效应分析，而是采用重复的横截面数据构成的混合数据进行分析，去掉有缺失值的样本，最后得到已婚夫妇样本9767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