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健康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文章在协整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健康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过去的50多年里，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更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能代替健康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与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共同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
    关键词：健康 经济增长 协整 人力资本
    作者简介：蒋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核算研究中心，教授；田成诗，东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尚红云，东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任何经济中，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健康状况及变动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健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定量研究则更具经济和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增长模型将资本从物质资本扩大到人力资本，但初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只是强调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少关注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些学者为此做了关键性的努力（Fogel, 1994: Ehrlich等1994; Barro,1996、1997）。他们的研究表明，某一时点上的健康水平通常是之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此后的经验研究也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Ehrlich等(1991)的研究表明，0～25岁人口的存活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影响，而且这一结论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Robert(1999)的实证分析显示，健康可以解释英国1790～1980年50％的经济增长。Mayer(2001)提供了健康与经济增长存在时间跨度为30年的因果关联的有力证据。Arora(2001)考察了10个工业化国家在过去100～125年里健康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得出健康将改变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结论。而且，在控制了物质资本投资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没有大的变动。
    到目前为止，国内只有少量文献而且大都使用微观数据考察健康对工资收入等的影响（张车伟，2003；魏众，2004；Liu等，2003），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少。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余长林(2006)在扩展MRW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和数量都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结论。邓曲恒(2007)利用1978～1998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得出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罗凯(2006)得出中国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关系的结论。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只有在较长的时间内进行考察才能客观地评价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但在已有文献中，关于健康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相关文献所使用的数据多为横截面数据或较短的时序数据，而横截面数据或短期时序数据往往难以为健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长期效应的考察提供充分证据。此外，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和健康变量具有的非平稳性特征，因此，在非平稳框架下考察二者关系显然更恰当。但目前在非平稳框架下进行的研究还很少见。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以协整模型为分析工具并将样本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健康水平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人口健康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模型的构建
    （一）变量及模型选择
    尽管在宏观层面上目前没有一个变量能够概括健康的所有方面，但通常可以通过一个或几个变量来突出健康的主要特征。如Fogel(1999)用总营养水平作为健康的代表变量。Arora(2001)用刚出生、5岁、10岁、15岁和20岁人的期望寿命及成年人身高作为健康的代表变量。此外，还有的学者用体重／身高、婴儿出生时的死亡率、就业人口的死亡率、人均摄取的热量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衡量健康水平。
    本文的健康变量的选择主要基于两方面：(1)要有足够长的样本值，以客观地反映健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2)能够用总量或平均量表示，以进行宏观分析。基于上述条件，同时考虑到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选择人口预期寿命代表健康水平，选择人口死亡率作为健康水平的补充指标；用人均GDP代表经济增长。1957～2006年健康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健康的代表变量和经济增长的代表变量在过去的50多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体现出非平稳特征，因此需要使用处理非平稳数据的统计方法。而在研究非平稳变量的相互作用时，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非古典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任何刺激生产率的因素不会永久地改变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它们对人均产出的刺激在长期中表现为锥形。对于健康来说，如果在某一时点，健康水平受到某种因素的刺激，例如，某一颇具危害的传染病被消灭，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此时健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促进人均产出的增长，但在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下，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健康水平的变动不会改变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产出增长后，增长路径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而不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保持着协整关系。相反，在内生性增长模型下，生产率的刺激因素将长期地改变人均产出增长率。在这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下，健康水平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再是锥形，而是与经济增长率保持着长期的协整关系。
    上述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人均GDP增长率是否与健康水平协整是考察健康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充分必要条件。为此，我们需要采用协整模型来考察中国人口健康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健康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模型可表示为：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协整是描述时间序列之间长期关系的一种统计性质，协整关系考察的前提是相关变量为一阶单整，因此，首先需要对健康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的常用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方法很多，其中Engle与Granger的基于残差的ADF检验是最常用的检验方法。ADF检验的原理为：假定时间序列是一个k阶自回归过程，再通过增加一些滞后的差分项来解决误差项的高阶序列相关问题：
    
    
    在检验中，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解释自相关性的最优滞后期k的选取标准为：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同时采用AIC准则与SC准则，将使二者同时为最小值时的k作为最佳滞后期。在ADF检验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检验回归中包括常数，常数和线性趋势，或二者都不包括本文选择标准是通过变量的时序图观察，如果序列表现出趋势特征，则序列回归中应既有常数又有趋势。如果序列没有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则回归中仅有常数。如果序列在零均值波动，则回归中应既不含有常数又不含有趋势。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健康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有相似的短期特征，它们的水平值在5％与1％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的，但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在5％与1％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
    在我们分析的样本期内，中国人口健康水平和经济增长数据的非平稳性是非常显著的，它们均为含有一个单位根的非平稳序列。
    （三）长期均衡关系检验
    关于长期均衡关系（协整）的检验与估计目前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其中，Engle与Granger建议使用的两阶段回归法由于易于计算而被广泛采用。
    
    三、健康水平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健康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存在的序列相关和方差的奇异性，我们使用由Whitney和Kenneth提出的动态DLS估计方法，其估计方程为：
    
    如果原假设被拒绝，则表明健康水平变动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没有保持长期的协整关系，反之，则表明二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即健康水平的变化改变了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
    
    利用表1的数据拟合式(5)，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模型1是自变量为预期寿命x[,1t]的协整模型，模型2是自变量为死亡率x[,2t]的协整模型。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健康与长期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被拒绝，即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显著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步伐。其中，预期寿命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将相应提高0.0321个百分点。人口死亡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将提高0.0903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许多已有文献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一般来说，人口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通过劳动者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多而实现的，间接影响则是通过影响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资本形成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健康能够保证持续有效率的劳动力供应或者通过生命周期的延长而增强人们受教育的积极性，从而显著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本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各级政府应该充分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因为这不仅能够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而且最终将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由于所选择的抽样阶段很长，故本文的分析结果能够代表中国人口健康水平变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本文实证结果也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符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四、人口健康如何驱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通过健康变量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协整模型系数的检验可以看出，在中国，人口健康水平将改善长期的经济增长。接下来的问题是，健康水平的提升是如何驱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是因为健康水平的提高刺激了生产率还是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再生产要素（如物质资本）积累的增长，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Arora(2001)在AK分析框架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将刺激经济增长的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提高生产率A的因素，一类是增加资本K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累积的再生产要素。
    在这一框架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
    
    其中，A表示生产率，ρ和σ分别为时间偏好和风险厌恶参数，δ为折旧率。
    ρ和σ都可能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累积量的增长。例如，假定在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持续提高，使人们觉得他们会活的更长，这样他就会增加时间耐心，从而使时间偏好ρ变小，ρ变小可能导致储蓄率增加，从而提高物质资本投资率。因此，前述健康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模型可能没有真正地反映健康水平变动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在模型中我们没有考虑经济增长是由于物质资本存量影响的可能性，即经济增长不是直接由健康所影响，而是健康水平的变动影响了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化，进而物质资本存量的变化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起作用。这样的话，健康水平的变动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其对长期经济的直接效应也将被大大地削弱。Arora对10个工业化国家进行的实证分析得出物质资本投资对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作用为外生的结论。即在这些国家中，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锥形，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消退，经济增长率又逐渐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物质资本投资没有与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的协整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是外生还是内生的？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为此，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额也纳入式(1)做进一步的考察：
    
    通过对模型3、模型4与模型1、模型2的参数估计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据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不等于0的结论，因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论是模型3还是模型4中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均显著不等于零。这表明，在中国，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长期的，这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有明显差异。相当多的国外文献显示，在不少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物质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而中国情况与之相反，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在短期内影响中国经济产出水平的增长，而且在长期下这种影响也是显著的。
    第二，在加入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以后，健康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小，但在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在模型3中，健康水平的系数为0.01723。与模型1相比，虽然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大小和显著性有所降低，但预期寿命仍然与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的协整关系。与模型2相比，模型4中的人口死亡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降低，但人口死亡率同样与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考虑了固定资产投入后，健康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是显著的。按照Arora的提法，健康水平的提升或者因为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或者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再生产要素（如物质资本）积累的增长，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而实证分析表明，对于中国来说，健康水平的提升驱动经济增长存在两种渠道：(1)通过自身的效应对经济增长起作用；(2)健康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时间回报的要求减低，导致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增加的可能性，进而由物质资本积累的增加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
    
    五、教育人力资本能否替代健康人力资本
    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反映蕴含在劳动者身上的包括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健康水平等多种因素的总和，但在多数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中，人力资本的测度仅仅考虑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而忽略了劳动者的健康因素。那么，是否教育人力资本就能够代表人力资本？如果教育人力资本能够代表人力资本的话，那么健康变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效应可以由教育变量来替代，这无疑将极大地削弱了健康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体现健康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将分析进一步扩展到教育人力资本上。
    我们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资本的代表变量，并通过健康水平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比较来论证教育资本能否替代健康资本。
    通过计算中国健康水平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二者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共线性使我们无法将二者同时放入模型中来区分二者的效应。
    为此，我们单独考察平均受教育年限与长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二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来判断该变量是否能够替代健康变量。
    利用表1的数据建立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协整模型为：
    
    其中，S[,t]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由模型的系数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产出增长率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那么，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产生由健康获得的增长率效应吗？通过计算健康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要明显低于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也就是说，尽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显著的，但教育人力资本还不能充分复制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能完全代表人力资本水平。正如Rober Solow所认为的，人力资本可以在教育之外累积，工作中的训练和工作经验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切又都与健康紧密相关。人口寿命的延长对于工作经验也是关键的，而且健康还鼓励人们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在中国，关于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人们已有共识，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但对卫生事业的发展则重视不够，具体反映在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与教育投入相比还是相差很远。实际上，医疗卫生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在总结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后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过去被认识到的第一基本真理是，正如发展本身推动了卫生一样，卫生也同样推动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两者需齐头并进”。近年来，不少国家都非常重视健康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经济第一向健康第一转变的新的发展战略”，强调人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发动机。把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移，这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规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如此。
    六、结语
    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但对于人口健康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却缺乏足够多的定量分析。本文使用时序数据，运用协整模型对中国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间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过去的50多年里，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减少了对人的能力的约束，从而增加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步伐。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且它确实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对健康变量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协整模型系数检验可以看出，在中国，人口健康水平将改善长期的经济增长；(2)将固定资本投资变量纳入到动态DLS模型后，健康变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虽然有所减小，但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3)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产出增长率之间也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通过计算健康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因此，人口健康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能完全代替健康水平提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水平与健康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他们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同时，经验分析结果还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该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投入，将卫生发展纳入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使之不仅既能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又能有力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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