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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关键词： 出生人口性别比/波动周期/生育间隔
作者简介：王钦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周期性波动是人类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就有着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会呈持续增长的状态。这种增长主要由存量和投入要素的增长、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升级等因素引起。[1]同时，经济增长也经常受到不可预见和不可观测的随机因素的冲击，从而引起周期性波动。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问题，但是也有类似之处。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其基本的内在特性(一般稳定在102～107)，但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也会出现持续升高(或者下降)的趋势。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会受到一些随机因素的冲击。这些内在特性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使得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可能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自第二次人口普查开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持续偏高态势。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路径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整体升高的过程中表现为明显的高低交替现象。其他国家的数据也显示，出生性别比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现象。这种统计数据上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还是一个客观规律？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其内在机理是什么？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深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客观规律的认识。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某个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往往被解读为“反弹”；有的地方把“某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须较往年下降几个百分点”作为考核目标。如果该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没有较往年下降，反而连续两三年有所上升，有关部门的综合治理工作则被看作没有取得成效。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呈周期性波动，实际工作中的这些做法是否科学？因此，科学地回答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否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问题主要从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否偏离正常值以及偏离的原因等方面展开，很少从周期性的角度进行探讨。有文献在考察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个农历月内呈高低变化的有趣结论，但是其结论由于受到样本的限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2]另有文献采用非线性分形分析对1950～2003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发展演变特征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未来持续偏高的概率将很大，其发展演变可能存在一个大约27年的周期。[3]聂坚等所说的周期性在较大程度上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可能出现的长期趋势，不是一个内生性的周期。
本文从上述现象和问题出发，利用多国数据，考察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规律，回答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否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性，并尝试给出解释。在此基础上，从趋势周期分解的角度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做出定量分析。在周期性波动分析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趋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现象及其解释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
为了考察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特征，我们以法国、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典为例，分析这些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历史数据。需要指出，本文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波动规律不做讨论，主要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短期波动情况。为了考察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本文采用拐点法定义周期，把“峰－峰”看作一个周期，把周期长度定义为峰－峰间隔的年数。例如，如果某个周期为t年到t＋k年，则其周期长度为k年。数据显示，上述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都表现出有规律的上升和下降交替变化现象，即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波动周期长度以3年和2年为主，分别占全部周期长度的42％和34％。平均波动周期长度均为3年左右，并且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小。瑞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长度为2.8年，其余5个国家的平均周期长度为3.1～3.2年。这说明，出生人口性别比这种周期性波动可能是一个内在的规律。
(二)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一个解释
通过观察数据，我们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表现出周期性波动现象。那么，出生人口性别比为什么具有周期性的特征呢？下面给出一个尝试性解释。
有研究利用中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数据，否定了“母亲所生孩次的性别与先前其生育史经历的孩次性别次序无关”的传统认识，认为只生育过女孩的育龄妇女如果再怀孕，一是怀胎为男性的概率增大，二是男胎的成活率提高，反之亦然。[4]据此，可以做以下推理：t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受t期之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也影响到t期之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某个时点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受前一个或者多个时期的条件影响。
在没有男孩偏好的条件下，只生育过一个女孩和生育过一个男孩的育龄妇女的再生育率是相同的，但是生育过女孩的妇女再生育男孩子的概率更高，而生育过男孩的妇女再生育男孩子的概率较低，二者的相对高低决定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高低。对于生育过两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其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性别比同样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比的影响。由于每个时间点上选择再生育的妇女的数量分布是不均匀的，并且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t期和t期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高低不能抵消，从而出现周期性波动。在具有男孩偏好的条件下，妇女所生各孩次的分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的孩子分布不均匀，这不仅造成了在生育数量受到限制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而且导致因孩次差异带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的波动幅度的增大。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到后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假设一孩和二孩的生育间隔为t年，那么在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一个育龄妇女所生孩子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将至少持续t年。我们可以通过实际数据对此进行检验。研究显示，无论生育水平如何，国外大部分国家育龄妇女的一、二孩平均生育间隔基本在2.6～3.1年。[5]考虑到三孩及以上孩次比重较低，因此出生人口性别比主要由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比决定，其波动周期不会显著大于一、二孩间隔时间。这就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各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周期在3年左右。由此可以推断，一孩比重越大，那么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越小。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决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及其长度的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势周期分解
一般来说，时间序列数据包括长期趋势要素、循环要素和不规则要素。其中长期趋势要素代表了该序列的长期趋势特征，循环要素则是一种周期性变动，不规则要素是由偶然或者意外引起的变化。正常情况下，由人的生理因素决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该在102～107之间，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我们关心其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的大小。为此，本文使用Hodrick和Prescott提出的H－P滤波对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势周期进行分解。[6]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利用H－P滤波方法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趋势分解结果
从趋势成分看，各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有波动现象。近百年来，瑞典、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较小，在105上下波动。英国、日本和法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也在105上下波动，但是其趋势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在20世纪的前80年，英国和日本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最近20年则有下降趋势。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末，法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之后也出现明显的波动趋势。
从周期成分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明显的循环波动成分，并且每个国家的波动幅度相对稳定，基本围绕零值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波动。法国和英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大致在正负0.5个百分点，美国在正负0.2个百分点，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则在正负1个百分点。用周期成分除以实际出生人口性别比，可以得到周期成分所占的比重(见图2)。结果显示，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瑞典、英国等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在实际出生人口性别比中的比重大约在正负0.5个百分点，美国为正负0.2个百分点。这说明，长期来看，波动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也意味着所考察的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没有受到明显的外部干扰。
图2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成分占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比重
四、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趋势
(一)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
考虑到中国出生性别的特殊性，下面专门考察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波动情况。数据显示，1957～2008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经历了15个完整的波动周期，长度平均为3.4年，大于其他国家的波动周期。在不同时期，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周期也有明显差异，下面从生育间隔角度对波动周期的变化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还没有明确、严格的生育政策要求，中国育龄妇女的一、二孩生育间隔平均时间长度大约在2.5年。[5]1957～197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经历了4个波动周期，分别为1957～1960年(长度3年)、1960～1963年(长度3年)、1963～1966年(长度3年)、1966～1970年(长度4年)，平均为3.3年。可以看出，中国育龄妇女的一、二孩生育间隔与其他国家非常接近，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波动周期稍长于其他国家，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中国的生育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因此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性别比对总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较大，从而拉长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周期。
图31957～2011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
资料来源：汤兆云．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相应年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以及据此推算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2011年)。
20世纪70年代，中国育龄妇女的一、二孩平均生育间隔迅速缩短，在1980年前后达到历史上最短的平均生育间隔值，约为2年。[5]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经历了5个波动周期：1970～1972年(长度2年)、1972～1974年(长度2年)、1974～1976年(长度2年)、1976～1980年(长度4年)、1980～1982年(长度2年)，平均周期长度为2.4年。可以看出，随着生育间隔缩短，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周期也明显缩短。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生育间隔开始变长。[7]1990年我国育龄妇女的一、二孩平均生育间隔为3.05年，2000年达到4.35年。1982～200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共有4个波动周期：1982～1986年(长度4年)、1986～1990年(长度4年)、1990～1995年(长度5年)、1995～2001年(长度6年)。在这个时期，虽然相比选择行为开始逐渐增多，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还没有广泛开展，因此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内在波动规律。数据也恰好显示，随着生育间隔拉长，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周期也在扩大。
近年来，各地逐步取消了生育间隔政策，生育间隔呈现一定的缩小趋势。根据调查，2006年流动人口的一、二孩生育间隔为4.3年，2008年下降到3.1年。[8]从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看，2001～2008年经历了2个波动周期，分别为2001～2004年(长度3年)、2004～2008年(长度4年)，2009～201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持续下降状态，还难以判断其周期长度。可以看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周期也明显缩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2006年左右开始，相关部门广泛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其波动情况，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随着生育间隔的缩短，波动周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资料来源：汤兆云．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刘爽，邹明洳．一、二孩生育间隔及其政策意义——基于国际视角与中国情境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11, (2): 83－93；郭志刚，李剑钊．农村二孩生育间隔的分层模型研究[J].人口研究，2006, (4): 2－11；相应年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以及据此推算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以上分析说明，虽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性别选择行为的影响，但是其周期性波动总体上仍然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现象，即周期长度与生育间隔长度显著相关。这也更加说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现象。
(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变化趋势分析
与周期性波动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未来的长期变化趋势是什么，其决定因素是什么，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是什么？下面对此给出一个分析。
1.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源于男孩偏好，但是性别偏好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充分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B超等性别鉴定技术的应用还没有普及，人们主要通过增加生育数量的手段来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从理论上讲，虽然“生男即止”的行为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明显异常。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B超等技术的应用日渐普及，大规模的性别鉴定成为可能，中国随之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由此，有人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客观上限制了生育孩子的数量，迫使人们通过性别选择的方式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有学者提出通过放宽生育政策促进性别平衡。[9－11]但是实际上，放宽生育政策对于解决性别比失衡问题并无多大现实意义。
首先，提高生育率能否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取决于人们意愿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的相对大小。如果意愿生育率大于政策生育率，那么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影响；反之则没有影响。根据调查，目前育龄妇女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7个，[12]而政策生育率为1.5左右。[13]可以看出，意愿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差距并不大，这种情况下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较小。
其次，从理论上看，在没有人为干预条件下，满足一定规模的人口，如果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那么总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平衡。但是，对个体而言，却无法通过这种大致等概率事件来保证至少生育一个男孩。换言之，如果某对夫妇生育的一孩是女孩，那么其生育的二孩并不必然是男孩，甚至会出现连续生育女孩的现象(当然也会出现连续生育男孩的现象)。因此，即使允许每对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也不能保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如果一孩是女孩，要确保二孩是男孩，主要还是依靠B超等技术手段，这就必然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因此，即使放开二胎，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性别比失衡也无法根本消除。
2.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女孩为100)是118.1，比2000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比2005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在国家统计局举行的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在过去很多年里，很多中外学者和官员都预测中国的性别比是在不断扩大的”，但是普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却“意外”下降了。如何认识这个“意外”？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给出的解释是，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了广泛的措施，如关爱女孩行动，取得了成效。[14]笔者认为，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打击“两非”行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无疑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也应该认识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判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因素，即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和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因素。有人之所以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会不断升高，正是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因素。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但并非必然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因素。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婚育观念的改变，虽然人们的性别偏好短期内不会消失，但逐步减弱却是事实。男孩偏好不断弱化不仅不会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反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的内在动力。
前面的分析表明，生育率变化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不大，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是性别选择行为的日益增加。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之所以正常，就是因为缺乏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的技术手段，而不是没有性别选择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B超等技术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逐步升高趋势。进入新世纪后，B超的应用已经相当普及，如果法律或者政策允许，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利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因此B超等技术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潜在”的升高作用达到最大化。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严重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打击“两非”行为。如果把性别偏好、性别鉴定和选择技术、生育率下降等因素称之为推动性别比升高的力量(即推动力)，那么打击“两非”等措施可称为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遏制力。这种遏制力使得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虽然在技术上可行，但是实践中成本极高，否则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要远高于目前的水平。
综合以上因素，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当然，这种下降是建立在打击“两非”行为基础之上，要使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打击“两非”行为的力度不能减小，否则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会出现反弹。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从现象和问题出发，通过考察部分国家的长期历史数据，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现象。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主要源于母亲所生孩次的性别与先前其生育史经历的孩次性别次序相关，以及每个时间点上选择再生育的妇女的数量分布的不均匀。在此逻辑下，妇女的生育间隔是决定出生人口性别比波动周期长短的主要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幅度较小并且比较稳定，并且没有体现出特别明显的正向或者负向影响的特征。
对于中国这样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周期成分显然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性别选择行为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主要因素。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因此某一个时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或者降低并不一定预示着趋势性的变化，而可能只是周期性波动的表现。对于中国而言，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过程中，工作方式方法都应该尊重这个客观规律，而不能违背它。如果简单地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作为考核目标，而实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很可能带来统计数据造假等负面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很小，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确立。如果综合治理工作持续开展下去，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将对未来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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