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关于新疆文化建设的对话

    王立胜：姑丽娜尔教授，您是研究喀什文学史的著名专家，也是研究新疆文化和社会问题的知名学者，我读过您的很多著作，虽然见面不多，从您的著作中收益良多。这对我了解喀什和理解新疆有很多帮助。今天跟您见面主要是想请教一些问题。首先请您谈谈喀什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
    姑丽娜尔·吾甫力：在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思想家出现。从公元十世纪前后的喀喇汗王朝算起，喀什逐渐成为西域乃至中亚的政治、经济、学术中心。从文化、学术上来说，有当时的高等学府，学者云集，著书立说，交流思想，有“小布哈拉”之称。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马哈穆德·喀什噶里、艾合买提·玉格乃克等，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维吾尔族的思想家首先就是诗人，他们的哲学思想就体现在他们的诗歌中。但我们今天仅仅把它们作为文学家来研究，并没有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整理。目前还没有史料考证他们也像战国时代的中原思想家们一样展开不同流派的学术辩论，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等流派；他们也不像柏拉图一样著书立说，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用诗歌来表达。所以今天的维吾尔族一般把它们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其实，《福乐智慧》就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讨论国家的形成、目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如何治理国家等。从伊斯兰文化对人类的贡献角度来说，著名思想家、翻译家法拉比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翻译、注释亚里士多德大部分的著作，将其介绍给阿拉伯世界，同时，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后来西方的学者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在欧洲都已失传的著作。
    王立胜：您说得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复兴，很多内容都是通过伊斯兰文化这个中介来复兴的。文艺复兴之前，古希腊、罗马文化好多都失传了，到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是通过伊斯兰文化整理、挖掘、抢救出来的。不仅要研究文艺复兴的内容和人物，还要研究文艺复兴历史过程的一些细节，这和研究它的历史一样重要。我最近读过一部研究科学史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有两章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所以您讲到在法拉比的著作中发现亚里士多德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伊斯兰文化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阿拉伯历史上的百年翻译运动。百年翻译运动是在阿巴斯王朝时兴起，目的是学习整个人类的先进文明。主要翻译希腊哲学著作，包括您刚才说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作品，也包括东方如印度、波斯等古国的哲学思想著作，这不仅丰富了阿拉伯哲学，丰富了《古兰经》的内涵，最富有创造意义的是这些译著后来回到了欧洲，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所以，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同时还传承了人类文明，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这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忘记的。
    姑丽娜尔·吾甫力：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些问题挖掘、梳理、研究得不是很好，特别是维吾尔族本身对伊斯兰思想与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结合后产生的新的一种异质文明，包括对《古兰经》的阐释做得不够。
    王立胜：2010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和喀什特区的成立，喀什这个古老的丝绸之路重镇，不仅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而且越来越引起全球关注，喀什的国际地位和在国内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和增大。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喀什人来说，当然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这其中蕴藏着无限的机会。但是，事情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历史也把喀什推向了浪尖风口上。“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以及国外敌对势力的扰乱也会随之凸显出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要对喀什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研究，这是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的需要，更是现实实践的需要。我们要搞清楚一些很多人迷惑不清的重大问题。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比如说《福乐智慧》，这是维吾尔文化的经典著作，相当于汉族文化之《论语》，但这部经典著作却很少有人去研究，更谈不上在维吾尔社会大众中普及了。《古兰经》这部来自阿拉伯的宗教经典却是人们每天必诵的日常功夫。我感觉到，目前在喀什的大众意识中，在普罗大众的心理积淀中，维吾尔就是伊斯兰，伊斯兰就是维吾尔。维吾尔文化似乎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在汉族人心中也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个问题是伊斯兰教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教自由，公民信仰伊斯兰教无可厚非。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是伊斯兰教的正信，什么又是宗教的极端化。把正常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极端主义区分开，在现实中成了问题。我们不反对宗教信仰，我们反对的是宗教的极端。现在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的问题，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维吾尔信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传播宗教极端主义，但是，一般信众又无法将正常的信仰与宗教极端主义分开，往往上当受骗，当了别人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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