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

    摘要：中国大饥荒在1962年结束是一个谜，原因在于该年粮食产量并没有上升，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分析得出：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和政策惯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食堂的建立和废除与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在时间上有一致性，但是省级层面的数据只支持达尔文现象，认为一个省份较早结束饥荒是饥荒本身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些遭受饥荒越严重的地方越容易结束饥荒，但是政策的惯性延缓了饥荒的终结。
    关键词：饥荒的终结，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
    *范子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孟令杰，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石慧，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范子英，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电话（021）55074288；E2mail ：ivannj @163.com.作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彭希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陆铭、陈钊、王永钦、张晏、章元、姜建强、高远、美国Cornell 大学应用经济系陈希和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谷成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本文曾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经济与管理论坛和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报告过，感谢与会者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中国1959—1961年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饥荒（Chang and Wen ，1997），在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和持续时间上都是少见的。在非正常死亡人数方面，估计的数值在1650万至4300万之间变动（Coale，1981；Aird，1982；Ashton ，1984；Peng ，1987；Cheng，1994），这样的规模是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5倍至10倍（Sen ，2006）。在持续时间方面，最早是在1958年冬天在某些省份发生了，比如四川、甘肃、安徽和云南1，大规模的爆发是在1959年春天（Peng ，1987），到1962年大部分省份已经脱离了饥荒，但是吉林和福建到1963年才结束。
    对这次饥荒发生的原因和饥荒的分布，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粮食产量下滑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这种下滑的主要是体制上的变化，比如“退社权”的丧失（Lin ，1990）、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Li and Yang ，2005）。
    在粮食下降同时，征购幅度上升导致农村余粮减少也是一个因素（Bernstein，1984），但这仅仅改变的是粮食分配，或者说征购率的变化是在不同群体间进行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其结果是各群体所能获得的粮食量，比如说粮食分配中存在“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即偏向于城市居民和缺粮区居民（Lin andYang，2000；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另外有一些特殊的体制可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公共食堂，不过这一假说还具有一定的争议（Changand Wen ，1997；Kung and Lin ，2003）。
    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还有很多未解释的疑点，其中一个是饥荒在1962年的结束（Chang and Wen ，1997；Johnson，1998；Riskin ，1998），因为1962年的粮食产量比1959年还要低，即使是考虑人均粮食产量亦是如此，而1959年饥荒开始大范围爆发。从图1可以看出，粮食总产量在1962年为16亿吨，要低于1959年的17亿吨，因而粮食总产量无法解释饥荒为何在1962年终结；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数量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影响一个人挨饿的是人均粮食，但1962年的人均粮食产出同样要低于1959年；如果考虑在1961年之前粮食一直是出口的，1961年才变为净进口，并且当年的进口量比之前所有年份总进口量还要多（见附表1），纳入了进出口之后的人均粮食供给依然支持之前的结论。如果考虑城乡和省份之间的差别，这种结论更加显著，农村人均消费量在1962年和1963年比1959年低12%（Chang and Wen ，1997）；同样在一些人口大省，比如河南和湖北，1962年人均可获得的粮食量分别为151千克和159千克（Peng ，19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两个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较早地结束了饥荒。这样，粮食产量似乎不是这次大饥荒结束的原因。
    当粮食产量本身没有对这次饥荒的终结产生影响时，许多从粮食产量来解释饥荒发生的假说在解释饥荒的终结时就没有说服力了。比如，Lin（1990）提出的“退社权”，认为这导致了农业生产在1959年的滑坡；Li and Yang（2005）提出政府从农村抽调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了粮食生产。在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上升，同时分配体制也没有变革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次饥荒如此“突然”结束？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将对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梳理，进而得出一个启发性的结论，据我们所知，还没有文献对这方面进行过研究。
    本文接下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从逻辑上排除常见的能够解释饥荒终结的因素；第三部分介绍可能影响这次饥荒终结的因素，并从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进行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四、结论
    我们从全国水平和省级水平说明了粮食产量的轻微增加并不足以导致饥荒在1962年结束，特别是有的地方在1961年就结束了饥荒，而同期粮食产量并没有大幅度上升，至少要远小于饥荒爆发的初始年份，即使考虑到进出口和城乡之间的差别，1961—1962年的食物消费还是要远低于1959年的水平。虽然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次饥荒的爆发有粮食生产滑坡的影响，但是其结束却是粮食以外的因素导致的。另外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医疗水平在1960—1962年间是下降的，分配体制由于大的政策环境没有变化，因而也没有改变。
    从国家层面来看，饥荒的结束可能是公共食堂废除和达尔文现象共同导致的，前者在于公共食堂的起始与饥荒的起始有惊人的一致，公共食堂开始于1958年，结束于1961年；达尔文现象在于饥荒前后的人口结构不一致，饥荒结束后老人和儿童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剩余人口的抵御能力较高，因而较易走出饥荒。省级层面的数据并不支持公共食堂的因素，各省之间公共食堂参与水平的差异对饥荒的终结没有显著的影响；达尔文现象在省级水平上依然成立，考虑到饥荒本身在各省之间影响的差异导致了人口结构在饥荒后出现较大的差异，这样即使在控制其他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各省之间由于人口结构的差异其抵御饥荒的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因而那些老年和儿童人口较少的省份更容易脱离饥荒。政策的惯性在饥荒终结时仍然有影响，那些饥荒越严重的地区，激进政策在短时间内越难以扭转，因而饥荒结束得越晚。
    本文由于数据的限制只是用代理考虑国家救荒的影响，计算的结果虽然没有显示国家救济行为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在1961—1962年的救荒行为会对饥荒的终结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如果政府能够将库存粮及时分配到最缺粮的人群，将使得这些地区较快从饥荒中走出来。另外饥荒的发生、分布和终结是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进出口的影响、省份之间的粮食调拨等因素，这些都是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另外有很多制度在1961—1962年改变，比如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的恢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但由于数据缺失以及没有截面上的差异，因而我们没有考虑。所以我们的结论还只是启发性的，我们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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