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来源：《新浪财经》；时间：2017年6月24日
据《新浪财经》报道，“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2017）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6月24日-25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付敏杰出席并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付敏杰
付敏杰表示，自从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之后，城市化正式进入后半程，这个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分化，与前期的遍地开花式的“乡城迁移”模式不同，这个时候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是从城市迁移到城市——人口沿着城市层级逐步向上迁移，大城市人口占比逐步增加。其预测，大约20年后，中国一半的农村将会实际消亡，特色小镇和县城将会取得原来的新农村成为城市体系的一端，而处在另一端的热点城市和一二线城市将会相对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旋律。
付敏杰表示，数据显示，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区城市化率超过85%，基本上不再推进，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不再来自于工业部门，而是来自于服务业。与此同时，东北三省如果没有大的改革，照着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城市化率可能会随着东北人口大量流出而永久的定格在50%到60%的区间。“最近三年以来，随着城市人口的逐步流出，东北城市化率正在不断下降”。观察中国城市化不能不提的一个特点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数据显示，从2000到2015年，中国建城区面积从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9万平方公里，增长了近120%，是同期人口增速的1.3倍。如果说按照国家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报告的算法，从1978年开始算，土地城市化速度是人口城市化的1.6倍。这就带来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城市化首要特征是需要以硬件来改善地球表面，以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代价。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预算法和商业预算法的逐步实施，地方政府原来试图通过财政透支或者是运用本地居民存款的机制基本上被切断，最终融资的载体落在土地上。随着中央支出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对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大量增长，并且要求地方运行奖补配套。地方政府可自由裁量的财力被大幅压缩，最终，土地经营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的主要手段。“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土地管理法，从20世纪末开始将土地从集中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的垄断权力和实际土地资源的配置权力授予了区县级政府”。
付敏杰分析称，目前各个地区的土地经营模式基本相同，目标是土地收益最大化。这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而两者的联动会产生更加复杂的风险问题。“早期的土地财政还立足于让土地出让现金流最大化，如何攫取更多的资源收入，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两年发生了异化，土地财政主要的目标是把土地的单价做上来，土地价格最大化。土地抵押是把价格做上来的基础上，按照授信比进行贷款。两者之间的功能已经进行了分化，所以说我们认为土地价格受到的土地年供给制度的影响，土地抵押贷款的规模从公式上讲主要取决于土地的总价值和授信率”。
付敏杰在谈到“去库存”时表示，很多三四线的城市土地市场非常冷，是什么导致了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因为一二线热点城市土地价格上涨更快导致的，付敏杰把这种现象归因为土地市场分化。在土地抵押方面，2015年数据显示，84个重点城市土地抵押面积是49.08万公顷，足够全国出让两年。从整个运作的周期来看，从2013年到2015年，存量在押土地的出让去化周期整整延长一倍，“在押的土地想要通过出让的方式获得它的价值，现在的周期整整被放大了一倍”。
付敏杰分析称，第一，凭借着土地供给垄断权和超强价格控制力。以土地为核心，地方政府把城市化需要巨大投入的工程演化成了可以盈利的项目。第二，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化融资机制，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贷款为中国城市化早期提供了所需的大量资金。近年来通过地租资本化和杠杆化让中国的城市化得以快速推进，让我们有了良好基础设施。但是由此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分化问题。相同的土地融资模式，不同的城市增长前景，随着三四线人口流入规模放缓，土地抵押贷款规模越来越大，大量的抵押用地需要越来越长的出让周期才能变现。在此期间土地抵押贷款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影响地方财政安全。二是一二线热点城市总是有源源不断的人口流入，这会持续整个城市化的现阶段。地方政府通过减少住宅供地来提高土地价格和在押土地价值总额，已经逐步的走上了炒地道路。由此带来巨大土地泡沫。“总是说住房房价泡沫比较大，但实际上房价泡沫中的主体是土地泡沫。经过测算，现有土地杠杆率已经远远超过了最优值，蕴含巨大风险”。三是土地价格的上涨带动整个国民财富的增加，带来财富收入比不断上升，财富收入比、房价收入比都在不断攀升。这就需要国民收入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支撑这样的不断上升的财富价格。最终结果是这些热点城市土地价格上涨严重的地区，居民家庭的流动性会越来越紧，消费升级难以实现，这在一线城市今年上半年已经有所体现。同时财富的过快增长在宏观上也倒逼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必须不断放松，会导致中国过早陷入“财富陷阱”。
付敏杰告诫，“如果只要倒腾土地就能带来巨额的现金流，对于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比较重要的直接税改革，就会被不断的推后，因为直接税短期内会损害土地收入，另一方面也被很多人认为成本太高，不合适，所以说现在来看这种土地的方式是社会压力最小，引发社会矛盾可能性也最小，只是把风险后推，这是财政学上常说的既拔掉鹅毛又不让鹅叫唤的一种方式”。“有人炒地，有人炒房，这是州官放火和百姓点灯之间的关系，只要买房者相信政府有能力操纵地价，让他不下降并且稳步上升，购买住房就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付敏杰直言，“应该纠正土地的功能错配，让土地回归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不是短期的纯资产是新发展模式的关键，这样才能实现政府不炒地，百姓不炒房。此外，还要解决土地空间错配问题，应当建立‘地随人走’的土地制度，为人口净流入的地区配备更多的土地资源”。
（注：上述文字、图片均来自《新浪财经》报道，未经演讲者审阅）
原文链接： /uploads/collect/201803/15/doc-ifyhmtek771919124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