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秩序：G20峰会是个转折点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9年第25期（总第947期）  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国际金融秩序迎来新转折点
     始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诸多问题，近来，关于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和重建，陆续有新的改革思路提出，尤其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更是成为全球焦点。 4月2日召开的G20伦敦峰会，达成了众多共识，其中大多涉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有望成为国际金融秩序的转折点。
    周小川连续发文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3月24日至3月26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在人民银行网站发表三篇文章，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储蓄率问题和宏观微观顺周期性议题发表了观点。根据新华网的权威解读，三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3月24日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主要观点：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周小川认为，在由主权储备货币构成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他强调，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3月25日  周小川：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
     主要观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3月26日  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
     主要观点：发挥好各国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的专业作用，建立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机制。对于中国经济，总体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一些先行指标有回暖迹象，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事实表明，综合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我国政府在出台重大举措时决策及时、果断、有力，体现了独特优越性。
     各方反应：
     针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创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观点，各方人士作出了不同回应。分析人士指出，该观点最终可能成为一个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考量的长期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中国方面提出探讨创造一种可以替代美元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是“合理的”。他还表示，关于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讨论其实并不是“新事物”，而当前的危机  “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不过，斯特劳斯-卡恩还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元已经丧失主导地位，中国方面也持同样看法。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阿尔穆尼亚24日表示：所有人都认为IMF应该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不过，目前并未发现美元作为一种主要储备货币所发挥的作用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现有的全球储备货币仍是美元，且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24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仍无可争议。美联储前主席、奥巴马的高级经济顾问沃尔克25日表示，建议“不切实际”。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经济学家马骏25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想法可能是导致全球货币体系在未来几十年发生最深入的改革之一，值得认真考虑。而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结束中美之间巨大的双边失衡。这个想法的实施面临巨大的技术性障碍。不过，可能会慢慢获得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持。
     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辛芬德费尔认为：周的观点显示，中国央行正在更加积极地推进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此前，中国已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达成货币互换协议。
     专家解读：
     王建业：从周小川文章看金融危机根源和化解之道
     新华网3月26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对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对周小川前两篇文章观点的解读。
     王建业认为，部分海外评论人士仅仅关注这两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如关于在长期内创立“一种新的储备货币”的想法。这样偏狭的报导是对文章的误读，并且也未能充分认识到周小川和其他中国学者为应对当前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所作出的思想贡献。文章的贡献意义在于，指出了危机的根源，并进而提出危机解决之道。
     他表示，人们广泛认为，此次危机是经济周期性下滑和过去十年中积累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全球金融失衡的无序释放（即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难以为继的债务的降低和去杠杆化）的双重后果。同时，监管体系中的漏洞加剧了市场失灵，而且美联储在格林斯潘在任时所采取的过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推高了资产泡沫。周小川文章指出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体制性弊端和局限也是导致危机的因素。简而言之，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后果。由于相关货币当局在实现其合法的国内政策目标过程中未能考虑这些外部效应，因此其政策可能会引发全球性不稳定。此外，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未能反映出世界经济在近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过时的，因此也是不适用的。
     王建业还认为，关于危机解决之道，文章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短期内应建立起适当的机制，以此来确保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考虑到其全球性影响；其次，长期内应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新秩序萌芽
     吴铭在3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发表文章指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行动正在开辟“第二战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第二战场”上，不再是各国针对自身经济状况提出拯救金融机构或者刺激消费等等救市措施，而是取代美元霸权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开始被提出，各国特别是G20就如何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展开的对话和协商开始注入实质性的内容。
     虽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美元主导体系的终结是相当长期的过程，但是这一问题开始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联合行动的中心议题，意味着旧秩序已经开始改变，美元霸权不可避免地将在“四面楚歌”中遭到削弱甚至走向衰落。正因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变化，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成为21世纪的划时代事件。而中国参与发起的围绕全球货币体系的理论辩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少见地积极参与关系全球市场体系走向的全球性辩论，其中内涵和影响值得关注。
    吴敬琏：须对美元发行机制上套
     3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吴敬琏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演讲间隙回答《第一财经日报》提问时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它就不可能变得有利于各国的发展。”。
     针对目前复杂、严峻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吴敬琏做了题为“世界金融危机的由来和应对”的演讲。他特别谈到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及应对之道，并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关于“新国际储备货币”的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小川行长最近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考虑的设想。”吴敬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尽管他还没有认真研究周小川的全部相关文章，但“把现在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这是可以探索的一个路径”。
     吴敬琏说：“这个不是说要印发一种特别的钞票，而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本来就有特别提款权。周小川的想法，就是把这个符号演变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下的一种储备货币。”他说，从长期看，不能再继续维持目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不能维持其核心——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现在由一个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不能让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来决定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而让全世界都被动地接受。”至于如何建立新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吴敬琏认为，更多的区域性结算货币要逐渐形成，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吴敬琏认为，“用现有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都是不现实的。”吴敬琏说。“最低的要求就是要对美元的发行有一种国际机制加以控制。用比较粗鲁的话说就是，要给美元的发行机制套上笼头。”吴敬琏说。
    赵令彬：中国为建世界货币指路
     香港资深经济研究员赵令彬发表于《大公报》3月30日的文章认为，周小川的建议并非是近年来首次提出上述问题，之前俄国、印度等早有类似意见。年初“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则建议，限定欧元兑美元汇率变动波幅在1.2至1.4区间，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世界货币。蒙代尔教授一直主张建立大区域货币体系（故十分支持设立亚元），再由各区间的协调来稳定全球货币体系。
     周小川建议的重心，是把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运用范畴扩大，由现时的只限于政府间及国际机构间交易，推广到一般性国际商业交易。这建议的好处是十分具体而实际可行，SDR乃现存且为各国认可的机制，利用它可省却机制探索及建设等阶段所需的大量时间，使能集中精力于推广应用上。同时，建议也为IMF的改革定下了远景蓝图，在有关规章，SDR的分配及其基础货币篮子的调整上，将涉及 IMF的成员代表权及功能重组。蓝图还包括由IMF代行管理成员国部分外储，组成世界货币的储备。这将令IMF逐步变成世界央行，似与英国的IMF改革目标相近。
     赵令彬认为，对中国参与构建世界金融新秩序来说，周文是个重大贡献，且还可能标志着一个历史里程碑：由此开拓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时期，并表示中国可由抢占理论高地及制定远景改革构思等，来打破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可为建设世界金融新秩序铺路。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肩负大国责任和发挥国际影响的意向及能力。自然，这又将有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及软实力，乃大国崛起的又一新表征。
    杜平：中国全球战略崭然见头角
     杜平在3月27日的《联合早报》评论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的全球战略态势似乎已发生重大变化。其显著特点是，中国开始以坦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战略诉求和战略目标，不再刻意去掩饰或回避，也不再过于顾忌外部世界的杂音。与过去二十年韬光养晦的姿态相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转折。它不仅表明中国政府对内外局势了然于胸，对困难、机遇和趋势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更预示着，在已经启动的国际秩序重组的过程中，中国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深藏内敛，而是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与本身实力相对称的角色。
    未来国际金融秩序方向
    张庭宾：未来国际金融秩序可能有四种演变
     《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张庭宾认为，在未来最为可能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中，现在主要有四种方案：一是对现有的美元系统修修补补；二是实现多元主权货币体系；三是“超主权货币”，例如IMF的SDR；四是以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制。
     作者认为：在上述四者中，超主权货币是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在美元信用信心溃败之下，多元主权货币将成为阶段性过渡，其后，各国纸币难免陷入竞相滥印，竞相贬值，恶性竞争的怪圈，在最后阶段，将不得不回归以黄金为中心的商品本位。就中国而言，在中短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中长期迎接金本位回归，才是最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路径。
     针对于此，当下中国货币汇率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当别人滥印纸币时，在中国保持人民币拥有相对价值竞争力的前提下，中国也有必要放出流动性，必要时甚至跟随西方的印钞策略，以避免人民币财富成为被洗劫和转移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坚决不再增加外储中的美元资产，要相对增加黄金、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储备，特别是黄金储备，以应对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国际金融秩序：G20峰会是个转折点
     倍受瞩目的G20伦敦金融峰会4月2日落下帷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峰会具有历史性意义，是实现世界经济复苏的转折点。
     从G20伦敦峰会的公报看，其中关于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1. 国际金融机构增资——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同意的出售黄金储备的所得资金，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旨在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
     2.国际货币体系 ——G20将以合作的、负责任的态度来实施所有经济政策，顾及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将取消货币贬值的“竞赛”，构建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国际货币系统。支持由公平、独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经济及金融业进行监管，对一国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进行监管，以及对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作出评估。
     3.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G20表示要坚决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IMF配额和话语权改革的方案，并要求IMF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除此之外，G20同意应该考虑给予IMF官员更高的参与度，令其能够向IMF提供战略指导并加强其问责机制。并要致力于执行2008年10月达成的世界银行改革方案。
     4.全球金融监管——G20将采取行动为未来的金融业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从而对可持续性的全球增长形成支撑，为企业和个人的需求服务。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作为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简称“FSF”）的继承性机构，其成员包括20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FSF成员国、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并加强了向该委员会所委派的任务。
     5.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G20一致同意，通过全球金融机构追加8500亿美元可用资金，这笔资金将用来为逆周期支出、银行资本充足、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融资、支持国际收支平衡、新债替旧债和社会支持提供资金，从而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4日的社论认为，二十国峰会最受关注的共识之一，就是提出了11000亿美元的资金配套，主要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当前的经济困难。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数目容易吸引眼球之故，此次峰会达成的更具深远影响的共识，还没有引起足够和广泛的重视。其中包括：各国同意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首次把对冲基金置于金融监管之下；信用评级机构和企业高管薪酬也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与此同时，各国同意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表决权。
     对金融机构是否要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是峰会之前的最大争执点。德法两国领导人指出，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在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公众的利益，更使全球经济深受其害。对监管市场的主张，美国政府原本不愿接受，但最后还是作出了退让，同意采取市场干预措施。这对历来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转变。它不仅表明美国愿意正视自己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责任，而且更意味着，曾经大行其道、畅通无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将最终失去市场而走向终结。
     社论说，我们之所以说这一共识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它将改变美式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同时也将使全球经济摆脱“华盛顿共识”的阴影，使之按照新的规范更合理、更健康地运行。
     各国同意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这是时势使然。国际经济秩序一直由个别或少数国家主导，早已证明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而且现在更是不可行。二十国集团在七国集团的基础上扩大，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加入，这不是发达国家的恩赐，而是它们不得不借助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经济事务。事实上，此次二十国峰会能够达成诸多重要共识，与新兴经济体的贡献和合作密不可分。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此次峰会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不只是体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承担拯救全球经济的责任，而且也体现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模式将更具代表性，更加公平和合理。（完）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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