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阻碍？

    自古以来，土地就被视作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务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攀升，土地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也日渐式微。根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消息，2013年外出务工收入已经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50%。很显然，农民收入已经不再完全倚重于农业生产，土地也就不再是农民增收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土地这一资源禀赋在农民增收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仍是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获取更高收入？如果有着保障（或阻碍）的作用，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土地：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阻碍？》一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学术界关于“土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观点主要分为四类：其一认为土地是农民农业收入的重要保障，是造成农民收入差距的根源所在；其二认为土地禀赋压抑了农民务工的积极性，阻碍农民获取更高收入；其三认为上述两条忽略了农业投资的重要性，而农业投资的存在可以促使土地和农民务工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也即土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是单向且没有反馈作用的，而农业投资在这种反馈作用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其四认为土地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增收效应具有影响，从而间接作用于农民收入。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文献的重要启示是，土地对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的影响迥异，需要分别研究。第三类和第四类文献的重要启示是，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联，由于土地禀赋除了会直接对农民的种种行为产生影响之外，也会影响其他经济变量从而造成整个经济体的结构变动甚至会反过来又影响到农民的行为。所以只有土地禀赋变动之后的均衡态才能反映其最终效应，这就需要我们使用一般均衡分析的研究方法。也正因为采用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所以本文的主旨并非研究微观层面上农民面对土地变动时的直接行为反应（类似微观计量的研究），而是研究宏观层面土地对农民整体平均收入水平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并在如下方面进行了创新：1.细致考虑了诸如农民工务工成本、劳动力市场扭曲、城市居民拥有企业所有权这些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2.重点使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借助DSGE模型长期均衡值进行分析并设计了特定的外生冲击，综合研究了土地对农民收入的长、短期影响；3.实现了城乡土地面积使用“此消彼长”的机制，将土地面积变动所可能引致的一般均衡效应更充分地体现在模型中。经过基于数值模拟的分析之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土地是农民农业收入的保障同时也是工资性收入的阻碍，但其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土地禀赋能够提高农业投资对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并降低其对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0个省份1998—2012年面板数据，并采用基于静态和动态的普通、门槛和平滑转换面板回归模型，对DSGE模型的结论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理论模型结论具有很好的实证依据并且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下均是稳健的。另外，本文还针对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和计量模型的结论开展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
    关于DSGE模型的稳健性分析中进一步发现，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成本的下降、城乡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减弱，农村土地对农民总收入的保障作用有所减小并最终表现为阻碍作用。也即随着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日益完善和人性化，只要农民仍旧同时从事进城务工和农业生产这两种生产活动，土地对农民收入的阻碍作用就会日益明显。同时由于务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且农村土地对务工收入的影响为负。所以只有让务工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让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有足够的土地来专业务农，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土地对农民收入的保障作用。基于这一结论，可以发现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极大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结合“土地面积可以提升农业投资的增收效应”这一结论，说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可以使现有的农业投入获得更高收益。所以在设计土地流转制度之时，可着重考虑对达到一定规模的自营、委托经营、共同经营的土地，给以一定的政策倾斜以鼓励规模化经营。总体而言，努力实现“愿耕种者有沃土，愿务工者无羁绊”，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土地的增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