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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金融风险处置
袁志刚
本文首先从供给与需求相统一的分析框架出发，讨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基本力量，分析了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在我国变化的特殊性。进而，通过对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回顾，揭示我国经济在过去的增长中，如何较好地发挥了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结构红利、赶超红利和土地红利，成功应对了内外部的不利经济冲击，维持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动能虽然能够继续维持经济的增长，但是结构性矛盾日益暴露，资产负债快速扩张下拉动的经济增长，在早期可能对实体经济有“挤入效应”，但最终将产生“挤出效应”，并导致金融风险的不断积聚。我们要抓住一切新经济的苗子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深化金融体系的改革，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中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2017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增长率在第2，3季度连续达到69%，一些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新动能已经形成，新周期已经到来，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周期规律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如朱格拉周期等。从去年开始，宏观经济确实有好转的现象，比如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企业利润增长、去库存明显，等等。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认可所谓的新周期到来的判断。我们分析问题，始终要区分哪些是关系长期增长的供给因素，哪些是引起短期波动的需求因素，这是宏观经济学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从供给角度看，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储蓄以及储蓄转化为有效资本积累的能力、技术进步所引致的TFP增长等因素是潜在GDP增长的关键。从人类的近代历史看，科学技术革命的重大突破都可能引发一波长周期，时间可能长到50-60年，甚至更长。这样的周期也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如蒸汽机发明带来的工业革命，改变整个人类生产的动力系统、交通系统和能源系统；19世纪70年代电力的发明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10年之后汽车的发明、化石能源的利用又一次改变人类生产的动力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推动了一波长期增长。从20世纪至今，人类的发明和创造进入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对经济的贡献和价值创造日益明显，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性科技产业是信息产业，即以微电子学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各类产业。从个人电脑、互联网到移动通信，引发了消费领域的一场革命。目前，信息产业正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换到生产领域，人工智能的广泛利用，即将引发一场全面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革命。除此之外，还有生命科学、新材料、量子通信等领域的创新，是未来我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托。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长期的，并不成为经济短期波动的因素。短期因素必须从需求侧寻找。
2015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为我国经济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掉剩余产能和库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降低各类金融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指明了方向。但是，就具体操作来讲，如何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去杠杆”和资产保值增值之间保持合理的度，是非常关键的。
（一）发展服务业
根据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整经济结构和“去杠杆”比较容易。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打开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的传统增长动能，特别是重工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式微；同时，创新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不断涌现，“新经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光伏电池的产量分别同比增长了551%、516%和188%。同时，我国经济由制造业、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消费驱动。2016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达到584%，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更是达到646%。“新经济”增长不仅拉动整体经济增长，促进更高生产效率的资本形成，而且正外溢到传统行业。另外，服务业的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短板，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样地，生产性服务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相脱离。究其体制性原因，长期以来在服务业中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比重太高，不仅对外开放度不够，对内开放度也不够，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还存在很多障碍。在服务业开放度不够和竞争性不足的情况下，服务业供给的规模和效率都有待于大幅提高，打破服务业的进入门槛，打破垄断，可以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释放相当大的空间。
（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劳动力转移
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市民化以及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转移，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国家如何大力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尤其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完成城乡居民公共产品享受的均等化问题，提高社会流动性，将是又一场伟大的革命。人口转移到城市之后的农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可以引入各类先进生产要素：资本、知识、管理、科技、品牌等，我国农业的增长前景是可观的。在超市里，高端的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往往是同类农产品价格的几倍，可以想象未来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另外，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市民化，本身就意味着他们生活水平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提升，是GDP增长的重要空间。问题是当前如何撬动这一伟大变革？农村土地产权的重组，农业生产组织的重构，并让土地产权重组与社会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险体系的重建相结合，让新的土地红利惠及广大农民，让经济增长更具有包容性，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
（三）制造业全球布局
制造业全球布局也有助于推动去产能，提高资本回报，实现企业去杠杆。当前，人口红利趋于减弱，依靠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加工组装”生产已难以为继。我国企业需要有自己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一带一路”建设正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良好契机，通过海外投资设厂将供应链的低端环节转移到国外，而国内生产则转向中高端零部件生产和研发创新等高附加值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海外布局前期的港口、管道、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拉动国内产能过剩行业需求，利于这些行业企业“去杠杆”。
总而言之，实体经济的充分增长是解决所有金融风险问题的基础。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积累的金融风险是通过2000年之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化解的。没有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用未来的时间来置换当前的空间，金融风险的化解是困难的。
（四）有效“去杠杆”
在实体经济一定速度增长的基础上，化解金融风险必须面对“去杠杆”的问题。所谓杠杆率，有两种定义：一是企业或国家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二是一个国家总负债占GDP的比重。就第一种定义来说，目前我们的各种金融改革和金融措施，必须维护资产的价值。尽管像房地产领域，资产泡沫现象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在挤掉泡沫问题上必须小心谨慎，过快地挤掉泡沫，会引起资产的大规模缩水，引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坏账飙升。其次，对于第二种定义来说，一方面我们要有效控制负债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通过GDP的不断增长，来慢慢降低资产负债水平。具体来说“去杠杆”的手段可以分为微观手段和宏观手段。微观手段直接作用于企业，如债务重组、破产核销、债转股、央行买入坏资产、资产证券化、银行加大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等等；宏观手段依托于宏观政策，对经济结构起作用，如通过轻微通货膨胀、量化宽松等政策维持资产价格，提高资产报酬，提高名义GDP增长，等等。成功“去杠杆”往往是微观手段和宏观手段共同运用的结果。在微观层面，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腾挪资产空间、调整债务结构、保证企业在短期内不出现大面积违约、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提高资本回报；在宏观层面，以宏观政策扩张提高名义GDP增速，并通过结构改革形成经济的新增长点。
（五）加快金融改革
谨慎对待资产负债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慢金融体系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反，我们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我国结构问题的积累，有很多原因，其中要素市场的发育滞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育滞后是关键原因。但是金融市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市场，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体也无法解决他们的泡沫、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等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杜绝微观经济主体软预算约束，坚决果断处置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这是金融市场价格信号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当然，还要配合其他一些措施，如国家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的取消，阻止泡沫条件下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同时，在目前科技创新加快、新动能显著形成的情况下，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创投融资，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可以预期，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也是金融风险化解的前提条件。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zgyuan@fudan.edu.cn。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