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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这一概念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Smythe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的。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垄断资本的销售努力、资本的时空修复等角度探讨了“受众劳动”的商品化问题，且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受众劳动”的商品形式如受众意识、受众时间、受众数据以及传播资本对“受众劳动”的剥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受众劳动”理论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受众劳动”的价值理论等基础范畴的批判和争论。梳理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劳动”理论相关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Smythe（1977）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是为广告商工作。在他看来，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盲点”，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忽略了传播产业尤其是受广告支持的传播媒体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商品——受众。他认为大众媒体主要目的是生产学习消费的观众，为此，呼吁激进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应从意识形态控制的研究转向剩余价值剥削的研究。
“受众劳动”理论的提出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Google和Facebook等网络工具与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传播媒体广泛地渗透进生产和生活领域，“受众”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受众劳动”不仅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受众劳动”、“数字劳工”、“产销者”等概念也逐渐受到新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关注。但是，“受众劳动”理论仍然广受争议。本文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围绕“受众劳动”所展开的研究和争论进行梳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探讨“受众劳动”与价值、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关系，旨在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大众传播领域出现了兼并集中和跨国发展的高潮，广播、电视等领域的综合性媒体集团控制了政治经济生活的话语权，引起了社会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和批评(Schiller，1999)。在此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传播研究的批判性流派之一，基于对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LAlthusser)等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吸收，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应用于大众传播和文化工业领域的研究中，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所宣称的市场解放、个人自由的增进等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黄典林，2016)。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批判而生，以批判见长，往往被称为“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周人杰，2012；吴晓迪，2014)。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赵月枝、邢国欣，2007）。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的不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和欧洲的理论发展有所差异，但自Smythe(1977)指出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盲点”、阐明了“受众商品理论”后，“受众商品理论”就成为北美和欧洲的批判传播理论者争论的焦点（Garnham，1995）。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秉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资本渗入到传播领域后所产生的影响，但对“受众劳动”是否是一种可以进行买卖的生产性劳动的判断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以Smythe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受众劳动”显然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而Caraway等学者同样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出发，却得出“受众劳动”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价值的结论。
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兴起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消费领域出现的新现象，站在劳动者角度批判资本对劳动领域的进一步侵蚀，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理解，强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薄弱环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但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仍然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局限性。一方面，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本研究有所疏忽（Mosco，2009）。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商品需要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Smythe等人所言的“受众”或“受众意识”因为不具有让渡所有权的可能性，因而无法进行交换，不可能成为商品；而Jhally等人所认为的受众时间实际上是对受众劳动时间的衡量，它凝结在受众劳动所生产商品上的量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其本身也不是商品。同时具备商品二重性的只能是“受众”生产的数据。但“受众”直接生产出来的数据并不直接是商品，其本身只具有使用价值，只有被进一步“加工”成“数据商品”后，才成为商品在传播媒体与广告商之间进行交换。另一方面，缺乏对传媒资本的辩证唯物分析。马克思认为人类除了需要基本的生产资料外，还需要一定的社会交往（Fuchs，2014b）。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类沟通交流的需要，Facebook和Twitter等互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便利、快捷和全新的通讯和社会交往方式，使用者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还可以主动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互联网技术也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提供了有力支撑，生产者不仅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进行商品推广，而且可以有针对性地生产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商品。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社会可以有效避免或缓解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过剩和资源浪费。因而，只强调传播媒介剥削“受众劳动”的一面不免有些片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受众劳动”分歧的关键在于对传媒资本的认识。值得研究的是，传媒资本的运动究竟是完全独立的资本运动，还是与其他资本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一个环节？这是进一步阐明传播资本所获得的利润来源和形成机制的出发点。从传媒资本的现实运动来看，传媒资本不仅在传播领域以广告等形式存在，并且在产业领域雇佣劳动直接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间接参与生产，还广泛参与到金融等虚拟资本领域中。美国最大的有限电视公司康卡斯特（Comcast）不仅提供有线网络服务，而且投资光缆和视频等商品的生产制作，在全球范围内有153000名员工，虽然其2016年利润额仅为816.3亿美元，但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市值高达1651.05亿美元。未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将是，把传媒资本及“受众劳动”纳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中，重新审视数字信息技术下的劳动形式和资本运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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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赵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haipingqiu@ sohu.com。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