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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肜新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金融》2019年第8期，第98-99页
近年来，闽、赣、湘、鄂、豫、晋、冀、蒙等省区的三十余座城市，以及蒙古、俄罗斯相关地方的“万里茶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由民间走向官方。这个媲美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的历史遗存不仅见证了当时我国边贸的繁华，更是呈现了金融网络之下资本、商帮、边贸、市镇崛起的多元面相，是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一个创举；其衰落过程也是世界贸易圈由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真实写照。探索金融、贸易之间的因应关系，对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很好的历史镜鉴。
万里茶路见证百年辉煌
“万里茶路”由武夷山起，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 7 省（自治区），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全程约 4760 公里。再延伸至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最终长达 13000 公里。尽管中蒙俄之间的民间茶叶贸易由来已久，但通过 1689 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提供了官方背书，1727 年《中俄恰克图界约》之后才形成规模化的运销活动。
1857 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 100 万箱，但在 1852 年却达到了 175 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 万美元之巨。”有史料表明，从归化到恰克图的商道上行进着近 16 万只骆驼从事茶路贸易，其中仅大盛魁商行就拥有 2万只骆驼，其活动范围包括喀尔喀四大部落、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和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
万里茶路主辅线交织，在中俄蒙版图上绘就了一张贯穿南北、联络东西的贸易网。沿线的镖局和马队、茶叶主产地区的客栈和饭庄，以及为茶商提供资金周转的票号、边贸市场的管理……在跨国贸易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茶叶产业链，深刻改变了上下游的产业生态。
这条茶路的繁荣只是持续了两三百年，随着世界运输方式由驼马向机车跃进，以及鸦片战争失利后清政府被迫门户开放，依靠牲畜、人力运输的茶路逐渐让位于陆路的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河海联运。“万里茶路”归于沉寂，期待再次崛起。
商通天下与汇通天下的互动交织
“万里茶路”成就了晋商和票号，商通天下和汇通天下因茶叶贸易而臻于极致。实际上晋商是茶路的主要开辟者之一。当时的晋商已拥有大量的马匹、骆驼、牛车作为运输工具，后来他们和俄国商人合作，开辟出一条专门运输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由于欧洲需要茶叶数量巨大，晋商的茶路贸易越做越大。经过明代茶马贸易商业资本的积累，晋商到明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为日后垄断茶叶贸易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史载“南至江汉流域以致粤桂；北则满洲内外蒙古，以致俄之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无不有晋商足迹。”到清代中叶，晋商已控制了西北地区、漠北蒙古及西伯利亚茶叶市场，成为恰克图中外茶叶贸易的重要承担者。当时，做茶叶生意的晋商主要有四大家族、五大集团，分别是太谷的曹家、祁县的渠家和乔家、榆次的常家，他们连同大盛魁，构成贩茶的五大集团。
在资金周转层面，15 ～ 18 世纪商业信用有了很好的实现手段，出现了“会票”“期票”“兑票”“粮帖”“钱帖”等名目 , 初具现代金融汇票、支票、本票的功能。山西商人早期经营的典当、银号、钱庄、账局等金融组织不仅为经营票号积累了大量经验，而且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产生了最早的股份制管理体系，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汇通天下”。
清政府为了加强中俄蒙边境贸易，增加财政收入，颁发信票进行贸易管制，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是入市的唯一凭证，晋帮商人靠着和清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了进出口贸易的许可。1816年至 1871 年有 161 家商号从事中俄贸易，他们大多来自山西著名的家族，如榆次常氏、祁县乔氏和郭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等，他们以贸易致富，家产白银达千万两。榆次常家的商号广布于南起苏杭、北到恰克图、西至重庆、东到沿海、东北到奉天 (今辽宁沈阳 ) 的大半个中国版图，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那时大多数晋商都实现了规模经营。
通往北疆的茶路贸易路远耗时，决定了它对资金的巨量需求 , 因此沿路的有些城市当时不仅是商业中心 , 也是金融中心。各种金融活动样式繁多。据波兹德涅耶夫的记载 , 晋商张家口开设的钱庄“资本一般在五千两到两万两之间”, 票号的资本甚至可达几十万两之巨 , 张家口的“银钱业务主要是票户 ( 号 )进行的”。在雍乾之际对工商业者开展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 , 其经营者也多是晋商。账局的借款对象主要是从事中俄、汉蒙贸易者 , 一个往返即需一年时间 , 因此账局借贷也多以一年为期；道光初年出现的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 , 更是由山西商人发扬光大 , 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地商户著名。到道光末年 , 票号已发展到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合盛元、日新中八家 , 在北京、天津、苏州、南京、扬州、清江浦、芜湖、重庆、广州、张家口等 23 个城市设有分号 , 张家口是其中最北方的城市。完备的金融体系，使得晋商在商贸资本方面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大规模经营中俄恰克图贸易，从而实现了晋商在恰克图商贸中的主导作用。
茶叶购买多是采用包买、放账形式，不少货物在蒙古销售会用赊账形式，这对资金量要求很大，一般小商小户难以承受。晋商进入湖南安化、湖北羊楼峒和羊楼司采购茶叶时，一般是“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而还之”，并逐渐成为茶商采购茶叶的主要手段。据羊楼洞《雷氏族谱》之《清庵公传》载 :“羊楼洞本茶市也。自 ( 清 ) 国初以来，晋人岁挟钜金来此采办，相高大之宅，托为居停主人焉，及秋则计其收茶之值以纳租金，近二百余年矣。”这种“预买”的形式可以达到少花钱、多收茶、收好茶的目的。茶商预付茶价，订定收购价。“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 , 络绎不绝。首春客至 , 由行东至河口欢迎 , 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 , 恣所为不问。茶事毕 , 始结算别去。”道光年间张家口日升昌分号也曾多次向江西河口镇出票购茶。同时，蒙古人每年正月和十月两次到张家口采购 , 每次可赊账三五十两至一百两的货物带回去。到收账时 , 各商号派伙计到草原上去 , 一般是三月出门 , 八月收账回来。据统计，从 1755 年到 1810 年的 50 多年间，我国茶叶的输出量增加了 8 倍；从 1811 年到 1850 年的 40 年间递增了 4 倍；在近 100年的时间中，我国输入俄国茶叶的数量增加了 260多倍。茶路主要由晋商把持与他们累积的巨量财富相关。1770 年，清政府财政收入 3500 万两，晋商的 3 ～ 5 家的财富即可与此相当；清晚期时拥有流动资金 1000 万两白银、资产过亿的晋商就有 87 家，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过 8000 万两白银而已。
市镇崛起与税利增进
茶路贸易的繁盛还带来了很多市镇的崛起和国家的税利增进。随着晋商的介入 , 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被俄罗斯和欧洲的商人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形成这种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茶叶贸易。作为连接中国与俄国边境贸易城市恰克图——买卖城交通枢纽的库伦，至清代后期，共有内地旅蒙商号 400 余家，约 10 万人。
“茶叶之路”也使多伦迅速繁盛起来。到 19 世纪时，多伦县城人口达到 18 万人，相当于北京同期人口的一半；晋商兴办的各种商号达 4000余家，上缴政府的税收相当于当时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和包头的税收总和。包头在乾隆二年 (1737 年 ) 由原“代州营子”的基础上形成村落，由于茶路贸易的影响，在光绪末年发展成为西北的门户城市。张家口在康熙年间由八户“皇商”发展到 80 余户，道光年间发展到 260 户，同治年间发展到530 户，1917 年该城仅大境门外的商店和货栈就有 1500 余家，年营业额高达一亿五千万两口平银。
汉口港 1861 年出口的茶叶为 8 万担，1862 年为 21.6 万担，以后逐年增加。1871 ～ 1890 年，每年出口达 200 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 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 60%。到清末时，湖北羊楼洞迅速发展起茶庄 300 多家，票号 20 多家，人口达到 3 万多人，被誉为“小汉口”。羊楼洞出品的砖茶销量最佳，仅 1908 年该地产量即高达 2.4 万箱之巨。
恰克图贸易为中俄两国提供了巨量的财政税收。1755 年俄国税收为 193173 卢布，1800 年增至 715364 卢布，1847 年高达5485727 卢布；从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初，恰克图的关税占到全俄关税总收入的 20% ～ 38%。俄方恰克图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60%。同时，茶叶出口还为清政府带来关税和内地税的巨大收益。康熙年间全国关税总额为 120 余万两 , 到乾、嘉年间已增至四五百万两 ,120 余年翻了两番；关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从康熙年间的 3.6% 上升到 12% 左右。到光绪朝为止 , 北路贸易的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三关的关税定额总量为 120447 两 , 较之清初所钦定的定额总量增加了424%。而三关的年收入已高达白银上百万两，较盛的 10 年总收入可达上千万两。因此，茶叶贸易对清代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巨大。
关键词：茶路；商帮；金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