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走得更远

    201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制造业、房地产和基本建设三大部门仍然占70%左右。制造业投资近5年来大幅下降，2016年只有3.5%；房地产投资虽有明显回升，去年增长也仅6.5%；只有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强劲，2013到2016年始终保持在19-20%。［2］2016年，中央政府提升财政支持的力度极大，除了在账面上把赤字从2.3%提升到3.0%外，还有一系列大动作，例如发改委推出“2016-2018年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总投资4.7万亿，2016年投入2.1万亿；又如政府大力推进PPP项目，据推算，从中央财政到各级地方政府规划的项目总量高达16万亿。同政府财政调控相匹配，央行投入的信贷盘子也相当可观，仅以2016年1-6月为例，人民币新增贷款7.53万亿，累计同比增长14.79%，规模比2009年上半年“4万亿”刺激政策推出时新增贷款投放量还多1597亿，若考虑地方债务置换，上半年增量可能高达11.03万亿元。［3］［4］
    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期，又面临GDP持续下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时，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并使用信贷手段稳定增长，控制经济震荡风险，为市场重振和企业恢复活力提供更多弹性空间，可能不仅不是坏事，恰恰是一种制度能力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反映了我们发展体制的深层问题：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政府重大项目投资的依赖度过高，政府需求和民间需求拉动经济的力量极不对称，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在短期内难以消化等等。稳增长靠政府财政支持及其信贷增长，只能是短期行为，基础不牢，也不可持续。下一步，稳增长的支撑重心必须转变，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政府主导型稳增长”转向“市场主导型稳增长”，把稳增长的根子扎在全面市场恢复和全面企业激活的基础上。［5］
    （二）进入增长上升周期的可能性
    2017年后，中国经济运行很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情况，会有两种因素同时影响经济状况，一个是结构和结构改革因素，一个是周期性因素。
    先讲结构和结构改革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结构基本特征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土地、环境等要素大量粗放投入，高度依赖投资增长，高度依赖外贸扩张，以及大规模创造工业产值等等，这种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中央决策机构提出，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举措。结构改革从两方面影响经济生活，一个是政府强制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三去一降一补”，另一个是动能转化，即用创造新技术、新产业、新行业、新业态增加经济推动力。只要不放弃结构改革，这两方面影响力都会发生逐步增强作用，从改革启动始，2017年的影响作用会更大。
    与此同时，周期性因素也很可能在2017年以后发生重要影响。无论什么样的制度、体制，经济都是有周期的，尽管表现形态不同。我们观察一下中国经济近25年的增长曲线，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现象。1989和1990年是国内出现巨大波动年份，1991年恢复增长，1992年达到14.2%，之后从1992-2015年有三个增长波动周期，第一段是1992-1999年的增长下降时期；第二段是2000-2007年的增长上升时期，第三段是2008-2016年的增长下降时期。上升周期和下降周期都在7-8年左右。［6］按照这个周期规律推论，2017年以后，很可能出现另一个新的增长上升周期。
    周期性因素的基本动因是市场出清，简单讲就是社会总产品从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多，到新需求增长和新供给扩大。这里也有一些复杂情况，例如某些企业的市场出清基本完成，但整个行业的市场出清尚未完成；又如某一行业的市场出清基本完成，但整体经济的市场出清尚未完成；再如，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市场出清基本完成，但按照新结构基础运行的市场出清并未完成。以2016年第二季度的情况为例，焦煤、焦炭、螺纹钢期货价格分别大幅上涨38%、66%、44%，局部地区出现产品热销，价格与利润回升，有些已经减压产能的企业筹备复产，甚至寻求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另外的情形却显示，2016年一季度国内钢铁行业利润净亏87.48亿，比同期增亏76亿，同比大幅增亏659.51%。这种矛盾现象很可能说明，价格回升固然有经济趋稳和产品供求变化的因素，但影响基本盘的东西并非生产改善和效率提升，很可能是过分放大的市场利好和随之而来的资本市场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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