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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对农民收入增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模型，计量分析，政策建议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农民的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33.6元提高到2006年的3587元，增长26.85倍，年增长率达12.47%。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多年下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也凸显出来，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协调的。因此，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构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运行机制，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改善农民收入增长的环境，是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
一、农民收入增长模型构建：一个总体分析框架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领域的论题研究中计量分析结果令人满意。其形式为：Q=AKαLβ，式中A、α、β为大于零的参数。
构建经济模型是实际经济运行过程的概括描述，其意义在于分析和判断实际经济运行中众多因素运行的结果以及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因素众多，这些因素分布于再生产的不同环节或不同层次上，以不同方式对农民收入发生作用。因此在建立模型时，就应当使分布于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因素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影响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需引入模型加以分析。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加以扩展和改进，在保留一般模型中“生产性投入”的自变量基础上，把反映当前农村市场运行和收入分配等宏观经济状况的变量也作为解释变量引进来，以此构建广义的生产函数模型，我们称之为农民收入的宏观计量模型。
为了将宏观变量作为“生产性投入”引入广义C—D生产函数的同时，保证模型顺利通过检验，我们利用全国1989-2005年相关样本数据(如表1)进行了数十次试验，最终筛选出11项指标作为模型变量。所建模型及设定变量为：
式中，Y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X1-X10各自变量的经济含义分别是：X1：农业劳动力，X2：有效耕地面积，x3：单位土地农业机械动力，X4：单位土地化肥施用量，X5：财政用于农业支出，x6：农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X7：城乡居民收入比，X8：农村居民基尼系数，X9：食品及食用动物进口额，X10：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其中，X2有效耕地面积是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减去成灾面积；X3、X4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实用量与有效耕地面积的比值。另外，a1—a10是相对应的变量的弹性系数，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要素增加的比率会引起农民收入增长变动的比率，u代表随机扰动项。
可以看出，式(1)代表的农民收入增长模型，就其变量而言有如下特点：第一，既反映了农业生产环节的内容，也反映了商品流通和收入分配环节的内容。第二，模型中既有微观经济变量，也有宏观经济变量。由于这一模型包含内容广泛，因此，可以借助于它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多角度分析。
(二)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首先选取相关变量(数据均选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在此不列出)，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得：
1.R2检验：由估计结果可知，R2=1.000000。当R2>0.7时，即可认为应变量基本上可以用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来解释。因而该方程通过R2检验。
2.F检验：F=3041069，由于F0.05(10，6)=4.06，F>F0.05(10，6)，即可认为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农民收入增长率对各要素增长率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方程整体拟合程度好，所以通过F检验。
3.t检验：t0.05(6)=2.447，t0.1(6)=1.943；对于a2、a3、a4、a6、a8、a10来说，t>t0.05(6)，在0.05显著水平下通过t检验，而对于a1、a5、a7、a9来说，t>t0.1(6)，在0.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4.异方差检验：nR2=17，取显著性水平α=0.05，X20.05(10)=18.3070，nR2<X20.05(10)，故可认为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性。
二、模型的经济意义及要素“投入”：对收入增长性质的判断
(一)模型的经济意义
我们认为，广义生产函数尽管有自己的特点，变量的范围和性质与一般生产函数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关于要素弹性系数分析方法和原理同样适用。只不过由于分布于再生产不同环节的各个变量的性质和经济含义不同，从而使弹性系数表示的相应要素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具体经济关系也有所不同。因此，根据各要素的收入弹性，可以对各相关因素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作出以下基本判断：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困惑之解：增收隐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相关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之和为2.92，即∑ai=2.92>1，表明农民收入应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但实际数据呈现递减趋势。这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模型中缺少引进其他影响变量，但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农民增收成本在提高、效率在降低引起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推动着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多，但限制、制约因素增长更快，不仅继续受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受工农、城乡、脑体劳动等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影响。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多元化发展，使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和矛盾更加复杂，这使得农民实现相同增长比率收入付出的成本愈来愈高。
2.生产环节：要素配置不合理。从增加农民收入角度考虑，资本投入处于“短缺”阶段，劳动力的投入则明显处于不合理阶段。有效耕地面积、单位土地农业机械动力和单位化肥施用量代表着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要素”投入。“资本要素”投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很大影响，1989-2005年平均有效耕地面积每增加1%，农民收入增加0.113%；有效耕地面积处于“合理”阶段，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和土地未实现规模化经营，致使有效耕地面积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有上升的空间。单位土地农业机械动力和单位土地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则农民收入分别增加1.035%和1.227%，表明我国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和化肥投入量对农业以及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巨大的贡献，农业若能实现机械化生产则农民收入增长率将大大提高。同资本投入增长相反，农业劳动力代表的劳动力资源投入的增加给农民带来的是一种负收入效应，农业劳动力的弹性系数为—0.239，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农业劳动力每增加1%，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将下降0.239%。劳动力资源投入的负效应深刻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过剩。
3.流通环节：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提高增收效应十分显著，但农产品进口的增加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目前，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仍然是我国农民收入的基本来源。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会刺激和引导农民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从弹性系数分析，农民收入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反应相当敏感。就1989年以来总体情况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每提高1%，农民人均纯收入大体上增长0.562%。
农产品进出口对农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总体来说，由于贸易体制、贸易政策、贸易行为不合理以及客观存在的进口农产品的替代效应等原因，因而进口农产品有碍于农民收入增长。以食品及食用动物进口额代表农产品进口额，则农产品进口额每增长1%，农民收入下降0.022%，即呈现负增长状况。
4.产业结构和城乡社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很大。经济结构和城乡结构可以从劳动力就业、资本和各种资源配置效率、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影响农民收入。广义C—D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的相关参数表明，农业结构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非常大，增收效应明显。总体来看，如果用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代表农业产业结构变动，那么它每上升1%，农民收入将增加0.648%，它反映出，经过多年努力，尽管我国林牧渔业和非农产业获得很大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农民从林牧渔业及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不断增加，粮食和农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对大多数农村来说，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5.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制约农民增收。分配关系和收入差别决定于生产的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具体经济政策。但从再生产的角度考察，分配关系包括城乡居民之间以及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别，反过来又会对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总体而言，1989年以来，城乡收入差别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的差别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存在负效应。从我们所得出的宏观计量模型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每上升1%，农民纯收入将下降0.038%，反映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程度的基尼系数每上升1%，农民纯收入下降0.022%。
6.财政农业投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出现明显的“滞兑”效应。所谓“滞兑”效应，即在一个系统中某一解释因素的增长相对于其他各相关因素的增长滞后而对解释变量的增长产生与本来相反作用的现象。在本文广义C—D生产函数中，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弹性系数为-0.082，并不是财政对农业支出的增加而对农业产出起负面影响，也不是财政对农业支出过多而引起的，这恰恰反映当前财政对农业支出增长滞后产生的结果。
(二)不同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析
根据模型中各相关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由GXLx=Ex(Xn+1—Xn)／Xn，得出不同要素的贡献率，见表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各要素的贡献有以下特点：(1)农业劳动力贡献略有回升。农业劳动力剩余使得其边际报酬递减，但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规模趋于合理化，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贡献率。(2)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巨大。由于农业中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已经充足，在一定土地规模下，农业机械化要素的投入显得有些不足，此类要素正处于边际报酬递增阶段，加大此方面要素的投入能提高农业的产出，增加农民的收入。(3)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为负，显示了在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下降，非农业收入增加。(4)分配不合理削弱了其他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致使农民收入增长率降低0.7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率降低0.41个百分点。(5)进口农产品降低了农民收入。尽管我国加入WTO扩大了对外贸易，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非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得农产品出口受挫。进口总额的增长速度将会高于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率降低。
三、政策建议
“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是站在全局高度，从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时，要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需要我们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我们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找出路，更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研究问题、制定对策；既要大力发掘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尽快见效的具体增收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既要着眼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又要加快改革步伐，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1.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投入力度。(1)增加国债用于农业投资的比例，国债资金继续向农村倾斜。(2)要调整农业投资方向。一是增加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二是支持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的投入。抓紧制定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产地环境标准、加工包装储运标准和相关的生产技术规范。加快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和信息服务设施建设，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三是加大对农作物病虫害和禽畜水产疫病防治的投入。四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要围绕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重点支持农技推广体系，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场。(3)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一是制定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服务机构等方方面面的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创新体系。二是切实增加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三是大力加强农业科研设施建设，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条件保障。四是既要培育高素质的研究人才，也要培养能够深入基层的乡土科技人才。
2.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契机，推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1)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城镇建设，实行多元化战略。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不仅有利于缓解当前国内需求不足和农产品阶段性过剩状况，还为整个工业和服务业的长远发展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从长期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人多地少的矛盾，小规模经营成为制约农业收入质的飞跃的瓶颈，农业必然要走规模经营道路，农业劳动力必须实现大规模转移。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速度。但由于大中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发展小城镇成为必然的选择。(2)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市场导向，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以及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生产作为核心；把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基本目标。一要优化农业的内部结构和品种结构；二要发挥我国自然条件、生物资源丰富多样优势，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三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质量、高效率的农产品；四要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实施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五要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3)调整第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农民非农业收入。乡镇企业的结构调整要从服务于农的角度去考虑，重点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加强技术引进，进行体制创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鼓励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落实好各项政策。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流，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3.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探索农业产业化新型经营组织模式和运行体制，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1)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当前，应以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契机，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现代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和销售一体化的服务网络，有效防范和化解一家一户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等环节利润，增加农民收入。(2)探索农业产业化的新型经营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应以农民联合为主体，政府扶持、规范、引导农业综合开发区发展，鼓励组建农民自己的企业，以中介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纽带，面向市场，促进农业产业一体化运行。政府需积极组织、协助和推动产业化发展要做到两点：一是制定法律、法规，规定基本的生产、交换行为准则；二是为农村提供必须的公共物品。(3)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资金短缺问题仅靠国家财政支农远远不够，更需要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当前，农村的正规金融供给减少，农村信用社又不能满足农民融资需要，导致民间融资活动日盛，同时也产生较大的金融风险。而从我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服务的现实分析来看，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本身并不缺乏动力，关键是在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中能否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和结合方式。只有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有机结合，使农村金融机构融入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才是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供给矛盾的最佳突破口。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应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为重点，改革传统单一的融资渠道和融资工具，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整体改革。与此同时，积极探索新型的、与农业产业化相联系的融资方式，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收入增长做出贡献。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