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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统计学是在二十世纪前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统计活动在中国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在考察我国统计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演变模式：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统计活动的国家之一，统计实务源远流长，内容丰厚。《尚书·禹贡》中的九洲表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最早的统计史料，即为古代国势调查的肇端；另一方面，尽管历代学者相继提出了不少朴素的统计观点，应用了多种多样的统计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但是，中国本土的统计思想自先秦以后却发展缓慢，从古代到近代，始终未能够形成一个专门的知识系统。
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近代科学被引入中国。1896年，华蘅芳与英国学者丁·弗勒合译的第一部中文版概率论著作《决疑数学》译成刊行，揭开了统计学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随后，越来越多的欧美和日本的统计理论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1930年，中国统计学社成立，标志着我国最早的统计学术族群的形成。
二十世纪前半期，传入我国的主要是来自两个不同学派的统计思想和理论：一是德国和日本的社会统计学，主张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论：一是英、美的数理统计学，坚持通用方法论。尽管这两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其思想底蕴主要是实证主义和社会进化论观点。对于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重要性，二者的看法则趋于一致。诚如日本社会统计学大师横山雅男所说：“统计学是对社会和国家的动静现象，依合法的大量观察，研究其原因和规律的科学。”〔1〕而更为激进的通用方法论的代表人物R·A ·费希尔亦强调：“统计方法是从事社会分析所必需的，并且主要地只有依靠这种方法的帮助，才能把这种分析提高到科学的地位。”〔2 〕国外统计学家对社会经济课题的关注，对早期中国统计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中国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一批学者（陈翰笙、金国宝、陈达等）展开了科学意义上的统计调查和研究，涉及到人口、物价、家计、农业和工业等专门课题。另一些学者（例如数理统计学家许宝
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等）则取得了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三十年代前后，形成了中国统计学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在引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同时，亦引入了苏联统计理论和统计模式。苏联统计理论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的圭臬，影响乃至改变了一代学人的统计思想。我国建立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比较完整的统计制度和统计组织机构。由千百万人参加的统计实务，促进成了统计学在中国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苏联统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直到八十年代，苏联学者依然认为：“现代统计学的基础是马克思和列宁奠定的。”〔3 〕在学术传统上，它与德国社会统计学派有着历史渊源。在实践上，它把社会经济统计工作作为计划经济制度的专属工具。长期以来，苏联主流派学者始终主张统计学是一门实质性的社会科学。无视二十世纪前半期以来统计学作为方法论科学在世界各国所取得的理论进步和实践成果，无视现代统计学的发展趋势，将欧美通用方法论视为敌对思想，并用行政手段将数理统计学派驱逐出整个统计学领域。这种在学术领域中的“圈地”运动和极端膨胀的知识霸权在四、五十年代曾达到顶峰，几乎摧毁了苏联的数理统计学术族群。〔4〕实际上， 当苏联学者在五十年代初宜称其统计理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统计学”之时，标志着它已经转向停滞和保守，其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美学价值日渐衰落。
在分享了苏联理论中的创新思想（例如国民经济平衡表理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统计实务的经验成果的同时，我国统计理论亦承袭了苏式理论的缺陷和所设下的思想禁区。导致中国统计学在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就出现了统计思想的大转折，脱离了现代统计学的发展主流，被局限于社会经济统计这个狭隘的实务领地。二十世纪前半期兼蓄并收的学术景观不复存在。有待发展的数理统计在政治上蒙受耻辱，大大贬低了它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兴盛之后，过早地转向平庸和停滞。
七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下，我国统计学面临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挑战。随着制度变迁、社会分化和经济关系重组，传统的苏式统计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依附于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在逐步成长的市场经济之下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由此造成按传统理论和具体过程的不可识别、传统调查方式方法的失效以及数据汇总中的遗漏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现实组织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事实，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找到预设的定义。历史无情地否定了苏联统计理论中那种“经典注我”“我注经典”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做法。与此同时，欧美通用方法论著作在时隔三十年之后，再次象潮水一样进入中国。在一些主要国家中，现代统计学方法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国家宏观管理、科学研究等各个领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学者对传统统计理论的深刻反思。因此，我国统计界围绕一门统计学抑或两门统计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空前持久的大争论，从而将中国的统计学推向本世纪的第三次发展高潮。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当今世界只可能有一门统计学。那么由苏联学者创立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是否就是一门正统的统计学？或者由欧美学者创立的数理统计学才是一门正统的统计学？从逻辑上看，这种非此即彼的论证方式未必是一种富有远见的、向前看的理性方式，难以为两个统计学分支的结合与统一开僻道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苏联统计理论的深入剖析，亦削弱了对有关统计学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层研究的力度，很容易陷入一个争论的循环怪圈之中。
这场争论本质上讲是我国学者对统计发展源流的认同过程，是我国统计理论界自五十年代以来所沉积下来的历史情结的渲泻，其中既有深受苏式学术霸权荼毒的真知灼见，亦不泛苏式理论皈依者执着的反驳。这是中国统计史上前所未有的汇集东、西方百家之说，纵横上、下几千年的颇具哲学风格的学术大争鸣。冲破了历史上设置的思想理论禁区，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中促成了中国统计思想在新时期的嬗变。因此，“大统计”思想在九十年代中期应运而生。“大统计”的思想内核是：统计学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数学。现代统计学是包括社会经济统计和数理统计在内的方法论体系。在大统计框架内，存在理论统计学与应用统计学的分野。在各个不尽相同的应用领域，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大统计思想超越了传统理论的历史局限，为中国统计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一个理性前提，标志着中国本土统计思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
从大统计视角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统计理论主要是作为“显学”的社会经济统计理论仍然滞后于统计实践的发展。与我国统计改革的实践成果相比较，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理论创新则相形见绌。换句话说，冲破统计学自身传统理论思想束缚的难度甚于在实践中冲破传统经济理论束缚的难度。理论滞后的原因，主要受制于社会经济统计学内部是坚持实质论抑或方法论的观念转变和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主流派学者始终认为统计学是一门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由定量认识达到定性认识的实质性科学，故此将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存在的基石。按这种定义的结果，实质上是将社会经济统计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抑或社会学。这种与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类似的理论主张，如果出现于近代科学形成的前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实质性科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这种主张就难以成立。因为任何一门实质科学，必须要有自己特定的规范理论和研究对象。就统计学而言，它是一门研究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的方法论科学。虽然苏联学者“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但它始终缺乏并且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有关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本体论。否则，它就将取代政治经济学。把方法论当作实质论，从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统计学中的悖论之一。
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的实质论主张源于十九世纪欲以实证方法改造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哲学家敢于突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明确提出社会科学可以借鉴和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然而他们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等同看待，主张把知识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但是，德国社会统计学派没有吸收有关方法论的合理内核，而是承袭了实证主义的主观经验论的观点。由于社会统计学派亦是没有本体论的实质性社会科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即与数理统计相结合而转向方法论，宣告终结。由此可见，在方法论与实质论的问题上，由苏联学者创立的社会经济统计学亦未能够超越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的局限。
1984年，我国主流派学者在一本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教科书中，摒弃了实质性社会科学的口号，转而标榜自己是一门方法论的统计科学。把研究对象由“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换位于“社会经济统计活动的规律和方法。”〔5〕除了更换标签之外， 其理论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进步，还不如说是对内部理论矛盾的简单修补。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克服传统理论的缺陷，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这种似是而非的方法论将统计实践放在首位，强调根据实践经验加以理论上的概括，然后再去指导具体的统计工作。在这样的方法论者看来，只要统计工作持续反复地进行，就可以不断地对其经验和方法加以总结。似乎统计实践可以“创造”出统计理论，理性认识可以直接由经验而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质上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但实践不能等同于认识，不能将实践范畴简单地赋以认识论的意义。统计实践范畴的意义在于为解决统计学的基本问题，统一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提供一个现实基础。统计理论则是人脑对这个现实基础能动反映的产物，借助科学手段经过理性思维来揭示认识的本质。在统计实践范畴中，统计实验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从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之间的一个基本环节。众所周知，统计学之所以不是数学，就是因为它是一门观察或实验的科学。统计学的本体论正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的。教科书的作者们宁愿在经常性的调查研究活动与统计理论之间画上等号，而不愿意指明统计本体论的理性源流之所在，只不过表明他们仍然未能够挣脱苏式理论中唯我独尊的陈见的羁绊。正是囿于这种陈见，阻滞了理论的进步。
统计学的形成和发展源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问题，统计认识的历史性与社会实践的历史性是相适应的。当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发展起来以后，即为统计学能够发展成为一门严格慎密的方法论科学奠定了基础。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为什么中国不能在自己长期、丰富的统计实践基础上建立近代统计学？实际上这不仅只是统计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我国整个近代科学发展中的所谓李约瑟问题。对此，我国学者莫衷一是，或认为是缺乏专门学者所致；或归结于统计实践滞后；或判断是制度原因造成的。然而，与其说是缺乏学者对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抑或制度因素，还不如说是近代学者们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未能在统计实践与近代科学的观察及实验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分析关系。
现代统计学是按照基础理论、应用方法、生产实践的进步模式发展起来的。基础理论通过应用方法的拓展直接影响各个领域的统计实践活动。如果摒弃基础理论的指导作用，统计发展则表现为在实践与经验方法之间的简单循环模式。在此模式下，统计工作固然可以持续反复地进行，但却难以发展成为一门严格慎密的方法论科学。理性精神的匮乏，不但见诸于近代，而且亦影响到当代科学的发展。由于苏联统计理论暗含着的反理性倾向，加重了社会经济统计理论中的经验主义成份。显然，大统计思想将有助于人们走出这一历史误区。
三
统计学有两个思想来源：政治算术和概率论。十九世纪中叶，二者相互融合，奠定了现代统计学的基础。J·L·福尔克斯指出：“直到十九世纪概率和政治算术这两个概念开始结合在一起才有今日的统计。”〔6〕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更以一种否定之否定方式， 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原先按政治算术思想脉络发展起来的，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的统计学分支，逐步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而在概率论基础上迅速崛起的数理统计学，亦从数学中逐步分离出来，以分化为前提而最终达到新的统一，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方法论科学。
J·L·福尔克斯写道：“科学理论就其对观察的关系而表现的逻辑地位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已有好几个世纪了。按照我的观点，现代统计帮助把观察和理论联系起来，因此是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7〕早在二十年代，E·S ·皮尔逊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或几个仍旧诉诸直观的一般原理，使统计学家们可据以指导自己的选择。”〔8〕1929年，J·奈曼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数学能够推出统计理论所需要的公式；”但这些原理的基础却不属于数学——它们是对各种条件进行分析的结果。”〔9〕
在数理统计从数学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中，在经济学中亦出现了类似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涉及到统计学自身的统一问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三百年前，W ·配弟在《政治算术》中首次提出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计量研究的主张，标志着一种新的、以科学归纳法为基础的方法论被引入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然而，从A·斯密到A·马歇尔，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假设演绎。虽然新古典学派将边际分析与均衡分析相结合，使经济学转向实证的数量分析，但其数量分析工具主要是微积分。除了德国历史学派及以政治算术学派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德国社会统计学派之外，统计方法依然被排除于理论经济学之外。二十世纪前，统计方法主要用于对古典经济学中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数量描述，并根据统计资料对以个体为本位的古典经济理论进行验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J·M·凯恩斯创立的以总量指标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宏观经济学中，假设演绎还是正统的研究方法。由于更强调以国家为本位的数量分析和政策取向，所以，国民经济统计才被赋以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民经济核算既是宏观理论定义的经验基础，又是宏观理论展开形式的检验和政策选择依据。在某种意义上讲，W ·配弟的夙愿才得到完整的体现。
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边际学派曾就经济学到底是一门归纳的科学还是一门演绎的科学展开过一场争论。针对古典经济学派采用演绎法的抽象性和片面性，历史学派欲用历史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C ·施穆勒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学方法的重要性，他声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10〕对此，J·N·凯恩斯则主张采取兼蓄并收的态度，但他坚持认为：“统计学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工具。”〔11〕这场论战促使西方学者加快了重建经济学的步伐。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C·门格尔指出， 对经济现象可以从理论、历史或实用多种角度观察，经济学因此可以划分为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实用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以此建立理论法则、经验法则和类比法则。统计学方法和统计数据在经济理论与实用经济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在国外主流派统计学家看来，虽然统计方法更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观察研究，但不可能归属于经济学抑或社会学。统计学只是一门方法论。R·A·费希尔在二十年代指出：“社会分析对于统计方法的这种特殊的依赖性，导致一个可悲的误解，似乎统计学应该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部门，其实，在事实上它是用来整理经济资料的方法。 ”〔12〕在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过程中， 许多统计学家强调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统计方法论必须与各门科学的本体论相结合。“统计学既不能代替抽象的理论思维，也不能代替对特殊个案的仔细考察，”美国学者H·M·布莱洛克写道，“统计学可以帮助人们正确深入地思考问题，但却不能代替思考本身。”〔13〕O·R·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亦明确区分了经济学与统计学的题材及相互关系。〔14〕他指出，描述具体经济过程需要关于支配这些过程的规律的认识，同时向政治经济学提供关于具体过程的信息。他还强调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进行历史的和统计的联合验证。
现代统计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对此能够加以充分认识，就能够理解和把握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未来的发展演进趋势。统计学在中国是从零开始起步的，当社会经济统计在五十年代得到长足发展而成为统计学中的“显学”时，具有两个明显的不均衡性：在实质论与方法论之间重经济理论轻统计方法；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重实践轻学理。从而阻碍了我国整个统计科学的正常发展，导致过分注重实用性，轻视基础理论建设。因此，也就难以形成严格慎密的统计理论，难以发展完整的科学体系，大统计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统计学开始走入一种进步发展模式，预示着在现代统计科学理论的直接影响下统计实践面临的广阔前景，将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和不断完善，统计学的潜在功能将得到更充分更完满的开掘。法国历史学家F ·布罗代在论述科学思想和理性对西欧资本主义经济高涨的影响时，引用了W ·桑巴特对复式簿记功用的评价：“没有复式簿记，人们简直不能想像会有资本主义。”这位历史学家写道：“在资本主义运用的理性手段的单子上，也许还有比复式簿记更加有效的工具：汇票、银行、交易所、背书、贴现等。”〔15〕对社会经济统计而言，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几天，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这就是统计”这一著名论断。在今天的中国，在社会主义运用的理性手段的单子上，已经添列了众多的工具。要运用好这些工具，离不开统计手段的支持。因此，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轻视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善林、张浙《统计发展史》，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1987年9月第1版。①，第203页。②，第258页。12，第259页。
〔2〕〔苏〕M·F·纳扎罗夫主编《社会经济统计辞典》，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③，第31页。
〔3〕〔美〕C·瑞德《耐曼——现代统计学家》，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11月第1版。④，第379页。⑧，第88页，⑨第127页。
〔4〕编写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⑤，第一章。
〔5〕〔美〕J·L·福尔克斯《统计思想》，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87年4月第1版。⑥，第17页。⑦，第16页。
〔6〕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9月第1版。10，第502页。
〔7〕高庆丰《欧美统计学史》，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9 月第1版。11，第133页。
〔8〕〔美〕H·M·布莱洛克《社会统计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13，第一章。
〔9〕〔波兰〕O·R·兰格《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14，第四章。
〔10〕〔法〕F·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15，第637—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