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上）

        内容提要：本文扩展了包含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在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及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4－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控制省市固定效应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变量后，本文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呈稳健的倒U型非线性曲线，经历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替主导，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增长极、直辖市空间范围内的影响路径表现出典型的地域性差异，适宜技术研发、市场整合及相应的政策激励有助于抑制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冲击，缓解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关键词：FDI，劳动收入份额，就业效应，技术效应，工资竞争效应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郭玉清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姜磊

        一、引言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1994－2007年间^①，全国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从1994年的53.2%攀升到1996年的最高点56.2%，然后一路震荡走低。自2002年起劳动报酬占比加速下降，至2007年降低了11.2个百分点，降幅达22.3%。分区域看，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率先发展形成的集聚优势吸引了较多外部投资，使收入分配更偏向于资本要素，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特别是直辖市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处于最低水平^②；但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都非常显著。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从统计学角度指出其中一个缘由，即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后，中国变更了劳动收入的统计口径，把以前属于劳动收入的个体企业所有者收入归入资本收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幅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了。但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前后中国各省市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态势并没有任何反转迹象，说明统计误差并不能干扰劳动收入份额的总体变化趋势。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相反，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迅猛，特别是加入WTO后，FDI以年均10.2%的涨幅递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FDI接受国，并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外资涌入的直接效果是弥补东道国的储蓄和外汇缺口，增加资本存量，吸纳劳动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间接效果是通过与外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示范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由此不难引发如下疑问：FDI与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外资推动还是遏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经历了线性还是非线性的演化规律？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普遍经历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就不应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有必要在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中探讨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可能产生的影响轨迹及其应对措施。

本文试图在现象观察的基础上做如下研究：首先，借鉴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通过扩展现有数理模型研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各种影响机制，并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融入该理论体系，厘清劳动收入份额与FDI变动关系的逻辑机理；其次，与国内研究普遍关注线性关系不同，本文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构建非线性模型，用长达15年的省市面板数据对FDI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演变路径及其区域差异作实证研究，为合理利用外资并缓解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决策借鉴。

二、相关文献回顾

受“低均衡陷阱”、“临界最小努力”和“大推进”等理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普遍依赖大力引进外资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同时经历着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和对贸易依存度不断抬升的过程。Rodrik（1997）认为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贸易开放度赋予了资本比劳动更大的流动性，流动性增强使资本获得更多的外部盈利机会，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的谈判能力相应提高，劳动者工资被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Harisson（2002）估计，1993－1996年发展中国家至少经历了0.3%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降幅，而FDI从经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至少达到200亿美元，其随后展开的实证分析肯定了两种经济现象间存在负向关联的理论预期，并指出全球化是隐匿在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后，很多学者相继从技术进步角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外商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引致的输入性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的工资粘性机制共同诱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Berg and Krueger，2003；Florence and Irina，2007）。Decreuse和Maarek（2007）则持另一种观点，认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技术租借效应”（Technological Rent Effect）和“工资竞争效应”（Wage Competition Effect）两个方面。技术租借效应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边际产出率，但这些企业仍能以较低的工资水平雇佣工人，劳动要素市场具有典型的买方垄断特征，这将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工资竞争效应是指当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进入发展中国家时，外资企业为争夺劳动力必然形成相互竞争局面，使工资逐渐趋向其边际产品价值，这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对比，也许将使其形成U型变动趋势，由技术租赁效应占主导逐渐反转为工资竞争效应占主导。

国内方面，研究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文献也并不鲜见。李稻葵等（2009）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发现2000－2004年间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负面冲击，即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并没有对两者间关系展开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罗长远和张军（2009a）利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分析（3SLS），发现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其解释是“用脚投票”式的外资流动更看重中国的廉价劳动成本优势，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展开激烈竞争，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使劳动力报酬的上涨空间有限，这种观点与Rodrik（1997）的研究一脉相承。分产业看，中国工业和服务业都存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邵敏和黄玖立（2010）利用1998－2003年中国工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的“工资溢出效应”使劳动者报酬份额趋于下降，即外资企业为避免劳动力的反向流动，将支付高于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吸引技能劳动力或其他人才向外资企业流动，限制内资企业工资上升。罗长远和张军（2009b）认为服务业的非对称开放使FDI获得服务业垄断地位，人为制造的稀缺抬高了外资的要价能力，不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当研究视角延伸至微观就业市场时，现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市场分割，FDI将加大这两种就业群体的工资收入差距，从而加剧结构性收入分配不平等（Figini and Grg，2006）。这是由于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后，除以低工资成本雇用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各分工环节的接插、组装等简单劳动外，还要高薪聘用在当地的制度与人文环境背景下接受过正规教育的高素质熟练劳动力，通过岗位训练后使其从事企业中层管理和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适应性研发、试验等工作，形成固化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储备。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同样存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典型二元结构，非熟练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特征，而熟练劳动力则缺乏供给弹性（陈广汉、张光南，2009）。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对中国九省区人力资本溢价的估算结果表明，近年来两种劳动力类型的工资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这从工资竞争角度证实了就业市场的二元结构现状。有理由相信FDI对两类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渠道和途径应该有比较大的差别，最终作用到劳动收入份额上也应考虑到这种差别并做相应的研究。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