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通货膨胀的趋同演化及影响因素（下）

上文基于城乡通胀差的数据特征，构建的内生结构突变ESTAR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结果刻画了我国城乡市场的一体化趋势及其演变特征，基于此，本文进而构造回归模型刻画城乡通胀趋同演化的影响因素，由此揭示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从一价定律和冰川模型可以看出，导致不同市场同种商品价格不同的原因主要包括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贸易壁垒等因素。由于不可能直接得到城乡商品流通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数据，因此，本文有针对性地选择替代变量。具体来看：首先，我国政府长期以来更为注重对城市地区的投资与发展，而农村地区相对处于次要地位。这就直接导致了现阶段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运输不便利，城乡商品流通环节多，运输成本高的客观现实，并且广大农村地区多数远离大城市或一些商品的生产地，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商品流通的运输成本。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农村公路“村村通”等措施，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注重对农村交通状况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的不断发展连接了城乡商品市场，降低了城乡市场的分割程度，有利于城乡商品价差的缩小。其次，农村的信息媒介较城市少而且信息成本高，农村的信息不对称较大。当前我国政府正在着力实施的农村信息化建设，将通过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与信息化融合等方式显著改善农村信息化的落后状态。农村信息化的建设将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有利于城乡市场交易双方的直接联系，减少流通环节和降低市场摩擦，节约交易费用，缩小城乡商品价格差异。基于上述，参照张雪春（2010）的方法，使用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之比（tzb）和人均铁路长度（rjtl）作为城乡商品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近似代替变量。城乡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不是全部用于降低城乡交通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投资，但它包括对交通、商业和服务业、科技、文化、教育等行业的投资，也包括对农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行业或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将有助于改善城乡商品流通的运输成本和信息费用，例如，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有助于改善城乡商品流通，缩小城乡商品的价差。因此，前期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之比越大，城市的运输和信息成本应该相对越低，而商品在农村地区的运输和信息成本应该相对越高，这就越有可能扩大城乡商品价格的差异。人均铁路越长，城乡交通越便利，城乡融合程度就越高，价格水平差异也因此越小。

城乡商品贸易壁垒也是影响城乡商品价格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我国，城乡商品流通的贸易壁垒主要来自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体制形成的市场分割，因此，我们无法直接度量这种市场分割，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但正如上文的分析，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阻碍我国城乡商品流通的贸易壁垒开始逐步融化。为此，本文定义虚拟变量D_t：当t<1994，D_t=0；当t>=1994，D_t=1。使用虚拟变量D_t反映城乡贸易壁垒的变化。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由经济学理论可知，商品的销售规模和市场的竞争性对商品销售价格也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具有商品销售规模小，销售网点少，市场分散，商品市场相对不完善的特征，这些都会使得农村经营实体不能形成规模优势，削弱卖家之间的竞争，增加农村商品的信息成本，提高农村商品价格。另外，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异，将对城乡居民的商品需求种类、需求数量形成影响，由此对城乡商品价格的差异也将产生影响。城市化的推进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减少了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商品供求，因而对城乡商品价格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本文以城乡消费品零售比（xsb）解释由城乡商品市场规模差异导致的城乡商品价格的差异，用城乡居民收入比（srb）解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通胀差形成的影响。城乡消费品零售比越大，城市居民收入越高，城市商品市场规模相对农村市场规模越大，城市商品价格越低，城乡价格差异就越小。同时，本文以城乡人口比（rkb）作为度量城市化进程的变量，城乡人口比越大，城市化指数越高，城市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相对农村越大，城市商品价格就越高，城乡商品价格差也越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回归模型解释我国城乡通胀差（CI）的演化，结果见表3。

从表3中模型Ⅰ的估计结果看，各回归系数都没有显著不为零，且R²（=0.218）也不高，这些结果意味着很难使用经济变量解释我国1978－2010年的城乡通胀差异。另一方面，模型Ⅰ中虚拟变量D的估计结果为负，表明1994年后阻碍城乡商品流通的贸易壁垒相对以前缩小了城乡通胀差，亦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政府为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近年来为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于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取得明显效果，这一估计结果也印证了前述结构突变的ESTAR模型的检验与估计结果。进一步，我们对模型Ⅰ中CI的拟合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发现1994年前模型Ⅰ对CI的拟合较差，而1994年后模型Ⅰ对CI拟合程度较高。由此意味着，模型Ⅰ的估计效果不好是由于使用经济变量难以解释1994年前的城乡通胀差，基于此，我们使用1994－2010年的样本数据估计了模型Ⅱ。估计结果表明，模型Ⅱ的R²（=0.724）较高。这就表明1994年后的城乡通胀差能够较好地用相关经济变量解释。这一结果与我国在1994年前以行政为主导的价格改革措施导致城乡价格指数差别较大且不稳定，1994年之后市场的调节对城乡价格指数的影响日趋显著的现实背景基本一致。

从模型Ⅱ的结果来看，代表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结果都为负（=－14.24，－0.83），表明我国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网络建设，降低了城乡商品流通运输费用，降低了城乡市场获取商品信息成本差异，将有助于降低城乡商品通胀差，促进城乡商品市场的一体化。这就说明，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农村信息网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等等，提升了农村流通信息化水平，加强了农村配送能力建设，构建了覆盖农村的现代流通网络，减少了城乡商品流通过程的市场摩擦，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但log（rjtl）和tzb（－1）回归系数统计不显著，意味着现阶段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消费品零售比对城乡通胀率差的影响都为负（=－3.10，－3.68），由此表明提高农民收入和刺激农村消费都将引起农村价格水平上涨。随着我国政府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将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可以预期，农村价格上升速度将继续快于城市且成为长期趋势，直到城乡市场完全融合。未来农村价格水平的上涨速度持续超过城市，这将降低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蕴含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经济发展的障碍。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应针对影响农村价格过快上升的各种因素，抓住重点，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特别是要大力支持“三农”，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的差距，这是逐步消除城乡通胀差异的根本所在。此外，还要采取措施降低农村商品价格，继续落实家电下乡等各种惠农政策。上述结果也说明，农村价格水平与农民收入、消费的这种相互作用关系，隐含着实现城乡经济完全一体化是一个渐进和持久的过程。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一价定律和我国城乡通胀率差异的数据演化特征，首次构建内生性结构变化的指数平滑转移模型检验了我国城乡通胀率差的平稳性，以此揭示我国城乡商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和刻画城乡通胀差向均衡的动态调节特征，并进而构建回归模型揭示城乡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上述结论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可简要概述为：

（1）我国城乡通货膨胀差是具有结构变化的平稳过程，结构变化点发生在1994年，平稳性表明我国城乡商品市场具有一体化趋势。1994年前我国城乡市场分割程度较大，城乡商品流通的非套利区间较宽；1994年后城乡市场分割程度较小，商品流通的非套利区间较窄，一体化特征更为明显。进一步，城乡通胀差向均衡的调节过程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非线性特征由指数函数的刻画，也即是，在非套利区间内城乡通胀差为随机游走过程，不存在均值回复特征；在非套利区间外，城乡通胀差为平稳过程，且城乡通胀差偏离均衡越远，半衰期越小，向均衡回复的速度越快。

（2）1994年前，城乡通胀率的非套利区间为[0.12 1.68]，非套利区间位于“零线”上方，表明城市物价水平上涨的速度可在一定范围内持续快于农村的价格水平上涨速度，城乡商品市场存在较大程度的分割。1994年后的非套利区间为[－0.71 0.51]，相对较小且包含“零线”，表明这一时期阻碍城乡商品流通的市场摩擦较小，城乡市场更为融合，一体化特征更加明显。这就说明，彻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允许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上述结果还说明，近年来我国政府着力推进的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成显著成效。

（3）城乡商品流通中的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利于加快城乡市场整合。由此说明，我国近期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应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农村交通、电力、通讯、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加快农村商业网点建设等方面入手，以降低市场摩擦，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消费品零售比对城乡通胀率差的影响为负则表明，在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应切实注重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抑制农村价格过快上涨。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40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 CJY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9YJC790085）、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基金项目（201104）、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9GZS0005）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图1中1978－1984年的数据是城乡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差。数据来自CEIC，作者计算，1985年后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图中虚线为非套利区间估计结果，下文将说明。

②本文选择滞后期K₁=K₂=1，下同。

③从一价定律看，c₁，c₂分别为1994年以前、1994年后城乡通胀率差的均衡值，其取值应大约为零；从数据特征看，1978－1993年城乡通胀率差的波动幅度较大，而1994年后城乡通胀率差的波动幅度较小。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结合图1的实际数据，将c₁的可能取值区间设定为[－2.0，2.0]，的可能取值区间设定为[－1.0，1.0]。这样设定包含了图1所有可能的非套利区间。

④括号内数据为对应t统计值。

⑤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局部改革转向全面综合配套改革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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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