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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因此需要我们给出清晰的回答。目前，对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虽然已多有论述，但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外生说”缺少实证检验，“内生说”虽有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所采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包括：(1)它偏离了经济学关于判断货币供给内生或外生的标准；(2)它在确定解释变量时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判断标准；其次使用TSLS方法对我国货币的供求函数同时进行了估计。按照明确后的标准，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货币供给在现阶段依然是外生的。最后澄清了关于货币外生供给的一些误解。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单位根检验
作者简介：杨旭(1974-)，男，北京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xyang@bjtu.edu.cn
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一个内生变量还是一个外生变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央行可以主动地、相机抉择地控制一国的货币数量，进而影响一国的整体经济。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则意味着央行无法单方面地控制货币数量，因此单纯的货币政策无法产生可预计的结果，对经济的干预需要央行与政府共同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显然，如果央行主观认为货币是外生的，但客观上却是内生的，那么货币政策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对经济体产生有害的影响。所以，需要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文献综述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里，任何一种商品，其均衡价格与数量都是由其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的。货币也不例外，它的价格(即利率)与数量(货币余额)也是由它的需求与供给决定的。但比较特殊的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货币的供给是外生的，即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1]-[2]。
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决定的信条是来自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与货币主义的宗师弗里德曼，由此二人在经济学的地位不难理解为什么“货币外生论”能够成为主流观点；与此同时，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学者也是为数众多，这包括：银行主义学派中的图尔、威尔逊、富拉顿等；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熊彼特以及撰写《货币论》时的凯恩斯本人也持有此类观点；后期有卡尔多和“拉德克利夫报告”、格利、肖、托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戴维森、温特劳布、明基斯、摩尔、罗西斯等[3]。当然，在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各种理论之间也有区别，例如，后凯恩斯主义者中有些学者认为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种观点被称为“适应性内生供给说”(accommodative endogeneity)[4]。而同学派中的其他学者则认为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具有正斜率的曲线，这种观点则被称为“结构性内生供给说”(structural endogeneity)[5]。
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广泛的探讨，同样也有两种观点。
1.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外生的
这部分学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类则是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的立场。前者如，史永东[6]使用Granger检验的方法检验出我国的M1或者M2对于GNP是外生的；魏巍贤[7]使用由Engle等[8]提出的关于“弱外生性、强外生性，以及超外生性”的检验方法(简称EHR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变量是经济活动的弱外生变量。
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立场的学者则包括了目前所有试图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虽然他们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因是，这些学者对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都采用的是单方程的估计，而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那么用单方程进行估计就是错误的。①所以，目前所有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们，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属于货币供给外生论者[9]-[16]。
2.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
这部分学者，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两类：(1)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包括：巴曙松分析了我国经济转轨期间货币乘数的内生机制[17]；孙伯银认为，我国“1997年前货币供给是政治内生性为主，1997年后货币供给转向市场内生性”[18]。崔建军的分析则说明货币供给内生与否取决于货币的发展形态、相应的供给机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而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19]。王国松论证了我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制度内生性，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性，从而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20]。(2)以定量分析为主，或定量定性相结合。如一些学者等使用Granger检验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21]-[23]。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外生论者”的研究，还是“内生论者”的研究都有较为严重的缺陷。首先，对此问题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定性分析，因为有些通过定性分析确认的作用机制(如内生性的机制)即使存在，也还有一个作用力是否显著的问题。其次，无论是“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目前的定量分析大多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但该方法在检验货币供给内外生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具体原因是，使用该方法进行检验是遵循如下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变量X如果是某个系统A的内生变量，则在系统A中，一定存在某些变量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因此如果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在“系统A”中，找出了一些变量确实能够“格兰杰引起”变量X的变化，那么就说明变量X是系统A中的内生变量。这一逻辑虽然不错，但在研究货币供给量内生与否的问题时，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系统边界”是一项关键而困难的工作。因为一个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主要取决于该变量所处的系统边界在何处。如果把整个地球作为研究系统，那么所有的经济变量都将是内生的。而在研究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时，应该将其放置于一个多大的系统中才恰当?并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障碍，所以导致了在这一类研究中，在确定哪些变量是“格兰杰引起”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例如，李晓华等检验出“物价和投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21]；宁咏用“经济增长率”作为外生解释变量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了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22]；黄武俊和陈漓高用“汇改后净国外资产增量变化”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基础货币增量变化[23]。此外，魏巍贤使用的EHR方法[7]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对系统边界确定的随意性导致上述检验结果差异很大。例如，史永东[6]、魏巍贤[7]检验的结果是货币供给是“弱外生”的。而其他人，如，宁咏[22]、李晓华等[21]的检验结论却是相反的。
笔者认为对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有许多文献将中央银行能否完全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样的定义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关于什么是“完全控制”?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实际上，即使是“内生变量”也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某商品的市场价格(这是一个标准的内生变量)，也可以通过税收、最高限价与最低限价等方法来控制。所以，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不恰当的定义与判断标准，才使得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观点林立、纠缠不清。关于货币供给是否是内生的，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出发给出判断条件。这个条件的内容就是：在“利率—货币数量”的系统(坐标图)中，供给曲线是否垂直。或者说，货币供给是否与利率有关，如图1所示。
图1 货币市场的供求曲线
本文即是按此逻辑，利用我国的季度数据，以联立方程回归为工具，同时估计出我国的“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之后通过检验“货币供给函数”中的“利率”与“货币数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方法，验证我国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三、货币供求函数形式的确定
要进行联立方程的回归，首先需要确定货币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具体形式。
1.确定货币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
在笔者所阅读的文献中，所有试图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估计的工作中，无论是采取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学派的理论，引入的变量都可分三类：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制度变量。用公式表示：
=f(S，OC，IN)
其中，表示实际货币余额；S表示规模变量；OC表示机会成本变量；IN表示制度变量。
只是在选择具体的指标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易纲引入的是“实际GDP、利息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货币化指数(城市人口比例)以及国际收支余额”[9]；易行健引入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麦金农的金融深化指标”[13]；蒋瑛琨等使用了“实际GDP、存款利率、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三个指标[15]；王晓芳与王学伟使用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股市市值、预期通货膨胀率”[16]。
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去评判到底谁的选择是正确的。李少斌与刘朝阳考察了五种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认为效果都不错，但变量越多，“协整关系”的可能形式也就越多，因此不建议使用变量过多的函数形式[24]。本文的主要目的只是探讨货币供给的外生与否的问题，因此本文采取的策略是：先确定一个基本的函数形式，然后尝试几种变形，以期待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结论。具体的工作如下。
本文在选择货币需求函数所需引入变量的问题上，持以下观点：
(1)所选变量均采用“名义量”。这包括：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名义货币供给量“M
(2)对于规模变量的选择，本文认同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应该引入“持久性收入”更合适。具体的处理，见后面的计量过程。
(3)对于制度变量，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引入。因为所有的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都已经体现在货币收入的大小里了。例如，原来我国的货币化程度低，家庭不用自己买房子、看病统筹医疗等等，这些因素对货币需求显然是有影响，但其作用机制并不是独立的，而是首先使得家庭的货币收入低下，然后影响货币需求的行为，所以没有必要单独加入制度变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何运信[25]。由于本文的计量研究使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较大时间范围才起作用的制度因素也不应被引入。实践中，许多人加入此类变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得回归的拟合程度更高。但从本文后面的计量研究的结果看，没有这个变量，回归的拟合依然很高，甚至是更高，因此有理由认为不需要引入制度变量。
(4)对于体现机会成本的变量，本文尝试三种选择：一是只引入利率；二是同时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三是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的滞后值。具体的利率指标，本文选用“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而不是其他学者经常使用的“一年期国债收益率”或“一年期存款利率”。原因如下：
①不使用“国债收益率”的原因。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在解释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时，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具体而言，布兰查德[1]与多恩布什[2]的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当债券收益率提高时，人们会放弃所持有货币，转而购买债券，从而货币需求下降。因此，利率与货币需求是负相关的。这个结论对于个体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整体就不一定了。因为如果一个家庭所购买的债券是从其他家庭或非银行机构的手中购买的，那么总体的货币需求量没有改变。只有当家庭或企业是从央行或银行手中购买债券时，总体的货币需求才会下降。所以，只有当一国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用债券收益率来做货币需求的解释变量才是合理的。而我国央行目前对债券买卖的规模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大。所以本文没有使用“债券收益率”
②不使用“存款利率”的原因。首先，考虑到“利率变量”是要同时被引入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这两个方程之中的。而在货币的供给过程中，显然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直接的是与贷款利率相关，所以在供给函数中没有理由引入存款利率。其次，在货币的需求方面，引入贷款利率同样可以解释得通。例如，当贷款利率上升时，企业与家庭的贷款就会下降，从而造成对货币需求的下降。反之亦然。所以，本文认为利率变量使用“贷款利率”更合适。
③引入“股票指数”的原因。近年来，股票已经成为我国家庭与企业重要的金融资产保存形式，2007年沪深股市的总市值更是超过了我国当年的GDP，因此，买卖股票的行为与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大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并未做深入研究，因此无法具体说明二者应该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虽然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笑冰[26]、王晓芳与王学伟[16]等，但结果并不一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本文尝试两种情况：引入当期股指、引入滞后一期的股指。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确定以下三种货币需求函数形式：
其中，M是名义货币需求量；Y是名义收入；r是银行贷款名义利率；SI是股票指数；SI(-1)是滞后一期的股指。“+、-”分别表示理论上已明确的Y和r分别与M之间的关系方向；因“股指SI”与M的关系不明，所以标为问号“?”。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