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1957—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数据,基于VAR的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是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从脉冲响应上来看,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负面影响主要在短期,从中长期来看,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但我们必须规避高通胀;从方差分解上来看,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贡献约为8%,说明制约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根本性因素在于工业经济自身,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转变工业发展模式,提升工业发展效率成为当前中国工业经济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通货膨胀,工业经济,效率
一、引言
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与研究在学术界被称为“探索增长之谜”。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1957年索洛(Solow)创立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劳动要素增长率后的“剩余”——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开启了揭示“增长之谜”的伟大探索。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对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经济运行效率的认识日益深刻,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测算特别是有关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1972-1995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慢。不仅美国,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也都纷纷出现了经济效率的下降。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解释这一不利的变动,并认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使得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1倍。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但遗憾的是,关于通货膨胀冲击究竟是否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是促进还是阻碍抑或产生中性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一致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数轮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纷纷进入快速上升期,导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与日俱增,“防通胀”已经超越“保增长”,并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通货膨胀已经超越农产品领域,正在朝制造业等工业领域扩散。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不断加大。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其运行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其他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效率的高低,关乎当前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机制是当前工业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1957-2010年的经济数据,采用VAR计量模型来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冲击。之所以采用VAR计量方法,是因为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的相互关系,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的解释,因此,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为止亦未有人建立过直接的经济理论基础,因此,为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VAR模型来行分析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二、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运行效率是指实现最佳投入产出组合的能力,是经济运行中各部门各环节所蕴藏的规模效率、范围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竞争效率、制度效率、学习效率以及X效率等一系列内在效率的系统集成。自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M.J.Farrell首次从投入的角度提出技术效率、价格效率和效率生产函数等概念,把效率分析扩大到所有产业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成技术效率的变动和技术进步(主要是技术创新)之和,在理论研究上就可以通过技术效率的研究达到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研究的目的,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学家们的“索罗余值”无法度量的问题,为经济效率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之后,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涌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和成熟。
建国后,由于我国长期重视经济增长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质量缺乏高度的重视,再加上相关资料的缺乏,以至于无法进行研究和分析。直到改革开放后,资料才逐渐丰富,相关研究才陆续问世。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目前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权、所有权变革。刘小玄(2004)利用2001年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考察了国民、集体、私营、股份合作等11种产权结构的效率差异;唐要家(2005)主要是检验竞争、所有权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联合影响,将所有权结构内生化,建立了分析转型经济产业组织的S—C—P分析框架。(2)市场化进程。孙巍、唐绍祥、李何(2005)从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出发,研究了1995—2003年中国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指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波动和国际贸易水平的变化显著影响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3)技术进步。涂正革(2008)对1995—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工业起飞阶段,技术进步是区域工业经济收敛的源泉。(4)环境影响。刘睿劼、张智慧(2012)对2000—2008年的中国工业进行了基于WTP—DEA方法的经济——环境效率测算,揭示了相对于经济因素,环境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程度尚不十分显著。(5)多因素观点。吴海民、王劲屹等(2012)运用1980—2006年全国22个代表性省市工业经济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技术创新、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信息化、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的大小。总之,研究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很多,但关注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尤其是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的文献还很少见,甚至空白;而通货膨胀又是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通货膨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存在事实上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政府更是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迄今为止,有关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增长方面的探讨,且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促进论。以凯恩斯、费利吉斯、贝尔等人为代表的“促进论”者认为,政府采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从而扩大了总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为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中国经济增长。(2)促退论。坎普斯(1961)、哈尔伯格(1996)、琼和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损害经济的稳定运行,导致经济活动的低效率,特别是持续的通货膨胀会迫使政府采取全面价格管制措施,使得经济运行缺乏活力,微观主体间的竞争遭到人为扭曲,最终牺牲经济运行的效率。国内学者周旭东、陈斌、张兵(1999)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3)中性论。希德劳斯基(1967)基于货币的超中性,认为通货膨胀也是中性的,对经济增长既不存在正效应,也不存在负效应。卢卡斯(1976)认为,当人们能够事先预期到政府的政策时,相应的通货膨胀政策无法对实际经济产生作用。国内学者陈彦斌(2004)认为通货膨胀并不会抑制投资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二者没有必然的关系。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对经济效率影响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特别是具体到中国工业经济领域时,相关研究几乎不存在。因而针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背景,探索通货膨胀和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依据实际分析需要,并基于我国统计规则和计量研究的惯例,本文需要获得如下两种数据: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通货膨胀率。
1、工业经济运行效率(E)
对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度量,采用剔除规模因素的纯技术效率指标的变化来表示,其计算方法采用Banker.R.D、Charnes.A和Cooper.W.W(1984)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BC2模型。对BC2数据包络规划模型所涉及到的工业投入产出变量,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选取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代替资本存量指标,选取工业从业人员代替劳动力投入指标。工业总产值由年鉴中的GDP平减指数(1952=100)平减后得到。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报告1976年以前的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只提供了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数据。对此,利用1976—2010年固定资产净值与原值进行OLS简单回归,从回归系数推断出1976年以前各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大致为原值的70%左右,据此得到1957—1975年的工业固定资产净值。此外,由于统计年鉴从1991年才开始报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对1991年以前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本文采用以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工业GDP指数进行了调整。将经过处理的指标数据利用DEAP2.1规划软件运算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如图1所示。
图1 1957—2010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波动趋势
2、通货膨胀率(CPI)对于通货膨胀,一般可以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定义为当期价格水平对上期价格水平偏离的百分比,以统计年鉴中报告的1950年为定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基础,依次计算出1957—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如图2。
图2 1957—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率波动趋势
上述各变量指标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以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1.ADF检验:
本文对通货膨胀率(CPI)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E)及其差分进行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检验中选择有趋势项和常数项的模型。
(1)
其中,α是截距项,为常数;δt是趋势项;k是因变量的滞后阶数,εt是独立同分布,且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δ2的正态分布。运用软件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序列和差分序列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
ADF统计量 |
1%的临界值 |
5%的临界值 |
10%的临界值 |
概率值 |
CPI |
-4.1034 |
-4.1446 |
-3.4987 |
-3.1786 |
0.0112 |
E |
-2.4011 |
-4.1407 |
-3.4970 |
-3.1776 |
0.3749 |
D(CPI) |
-6.3129 |
-4.1567 |
-3.5043 |
-3.1818 |
0.0000 |
D(E) |
-7.1998 |
-3.5627 |
-2.9188 |
-2.5973 |
0.0000 |
从表1这两个序列原值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PI的检验统计量大于1%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而E的检验统计量大于各个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这两个序列都包含单位根,即它们是非平稳序列。对序列CPI和E分别进行一阶差分,这两个序列的一阶差分的统计量小于各个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差分序列不包含单位根,从而表明差分序列是平稳的,进而可以进行下面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货膨胀率序列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序列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是考察如下的双变量回归方程组。
其中k为最大滞后阶数。
对方程(2)设定原假设H0∶βl1=…βi1=0,即通货膨胀率不是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如果拒绝原假设,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有解释能力;反之,通货膨胀率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解释能力。同理,对方程(3)设定原假设H0∶αl2=…αi2=0,即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不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如果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通货膨胀率有解释能力;反之,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通货膨胀率没有解释能力。
根据上面的ADF检验,通货膨胀率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先对这两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然后用差分项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结果见表2,其中lags表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的滞后阶数。
表2 通货膨胀率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
Lags:1 |
Lags:2 | ||
F统计量 |
P值 |
F统计量 |
P值 | |
通货膨胀率没有格兰杰引致工业经济运行效率 |
4.0891 |
0.0486 |
5.6452 |
0.0064 |
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格兰杰引致通货膨胀率 |
0.0090 |
0.9248 |
0.3003 |
0.7421 |
原假设 |
Lags:3 |
Lags:4 | ||
F统计量 |
P值 |
F统计量 |
P值 | |
通货膨胀率没有格兰杰引致工业经济运行效率 |
3.9901 |
0.0136 |
3.0497 |
0.0277 |
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格兰杰引致通货膨胀率 |
0.1571 |
0.9246 |
0.3596 |
0.8359 |
因果关系检验依赖于检验回归模型中的滞后长度,因此表2提供了几个滞后长度的F检验结果。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滞后期从1到4时,原假设“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格兰杰引致通货膨胀率”的F统计量的相应概率水平都大于显著性水平10%,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不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观察表2可以发现,原假设“通货膨胀率没有格兰杰引致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F统计量的相应概率水平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因此拒绝原假设。即通货膨胀是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根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存在通货膨胀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单项因果关系,但不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
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