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劳动力转移与物价（上）

内容提要：从城镇化、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我国物价表现出的食品与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的结构性上涨是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的必然现象，但与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只有倚重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财富分配和资本、劳动力的产业分配，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才能有效地控制物价。

关键词：物价，城镇化，劳动力转移

作者简介：李卫林（1980—），男，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方向：货币银行，金融会计。

一、引言

物价持续上涨是当前经济运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世纪以来，我国CPI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上涨特征，其中，食品类与居住类价格涨势强劲，强于CPI指数。截至2011年7月末，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指数（2001年1月=100）分别达181.2和138.1，高于总体CPI指数53.1和10.6个百分点。相应的农产品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也出现较大涨幅。理论上，物价持续上涨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诱因不同。过去30年，我国经济发展遵循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通过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以实现农村人口脱贫致富。如图1所示.1978—2009年，我国CPI指数（1978=100）与非农产业就业比例①高度相关，达96.4%；1990—2010年，我国CPI指数（上年=100）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滞后一、二期）相关度较高，分别为45.9%和49.0%。所以，城镇化视角下的劳动力转移可能是解释我国物价持续走高和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国际上，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其成因的讨论，对此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学说来解释，如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结构学派等。在国内，刘伟、蔡志洲（2008）[1]认为“我国通货膨胀具有周期性特征，属于一种“成本与需求混合”型通胀。李永宁等（2010）[2]的研究认为我国是一种“预期型通胀”，CPI与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影响通胀预期的主要因素。易宪容（2007）[3]认为“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过多的货币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物价水平。赵庆，徐路（2008）[4]认为“经济偏热、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以及国际食品价格上涨共同点燃了物价上涨的引擎，并且分析出通货膨胀只是结构性的”。综合来看，“成本与需求混合”型通胀强调了投资在拉高通胀，提升成本上的作用；预期性通胀侧重了消费者的消费和资产选择行为，尤其是负利率情况下，房地产的保值增值选择；货币超发型通胀强调了通胀的货币因素，忽视了为何货币超发的深层次原因。输人性通胀表明了暂时性，但不能有效解释长时期的结构型通胀。葛守昆（2011）[5]总结认为“物价上涨的成因，跟货币超量供应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货币超量供应的结果”。所以，笔者认为引发了通货膨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城镇化、二元经济特征等历史背景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通胀因素中的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输人性和结构性等可能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性。

关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突出问题。李国祥（2011）[6]认为“经济过热条件下，非农产业效益增长迅速，由于农业产业比较效益低下，资本、土地、劳动力都出现了非农化倾向，进而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了农产品供应下降，价格上涨”。相玲、邵荣平（2010）[7]认为“游资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为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弹性极小，农业技术进步速度慢，在异常刺激因素催化下，易通过涨价以满足利润增长的需求”。此两种解释虽均具有逻辑科学性，但或难以解释我国农产品总体供应总体平衡现状，或游资对部分外部依存性较大农产品的冲击如何影响到总体农产品价格缺乏严格的理论诠释。所以，笔者认为在城镇化背景下，工农“剪刀差”可能成为解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有力路径。

关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问题。目前，关于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观点均属外生条件决定论，逻辑较为松散。如政府主导地价论，未区分公共投资的“土地溢价”与地价操纵，存在地价与房价间因果关系不清的争论；刚性需求拉动论，侧重住房刚性自住需求，归责供给因素，存在房价泡沫与市场均衡价格的理论矛盾；投机炒作论，侧重住房资产属性，夸大了货币政策的推波助澜作用。但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角度看，即使上述条件不存在，房价持续上涨似乎也存在自身内生机理。

关于农产品价格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尹中立（2011）[8]认为“房价上涨推动工资上涨，工资上涨提升农产品生产机会成本，进而推高农产品价格”。毛丰付（2008）[9]认为“房价上涨提升土地价格，间接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有学者从工资上涨角度提出“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会增加生活成本，提高工资，进而引发房价上涨”的逻辑推理，表明上述两种解释也存在农产品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因果关系不清的问题。叶楚华（2010）[10]认为“由于货币发行泛滥，房价上涨可以吸收超发货币，房价滞涨后，农产品成为投机对象，表现出了两者存在互相推高的现象”，但农产品价格和房价当期相关性很高，滞后一、二期相关性较低。城镇化下，城镇居民间贫富差距扩大，劳动力转移造成住房需求增加等客观因素似乎可以间接地将农产品价格与房地产价格联系在一起。

（二）理论假说

1.城镇化下的农产品价格变动路径

假设经济中仅存农业部门和其他产品生产部门，农业部门实行自耕农制度，工资由劳动平均生产率决定，其他部门实行现代经济制度，工资由边际生产率决定（胡景北，1994）[11]。为了简化，假设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新古典性质，规模报酬不变；农产品仅用于消费，现代部门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人口总量给定且充分就业；资本总量和部门配置给定（陈体标，2007）[12]。

农业部门：

（1）

（2）

非农业部门：

（3）

（4）

从消费最优角度看，Kongsamut、Rebelo and xie（200l）[13]假定农产品的边际效用降低速度大于现代产业产品，论证并提出农产品消费关系式：Y_α=f（Y），。只有农产品的生产总值必须等于农产品的消费总值，两产品下，农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意味着现代产业产品的市场均衡。而劳动力市场在资本配置给定的前提下，两部门劳动力生产率的价值必须相等，否则就会引起劳动力转移和工资、价格调整，难以形成劳动力市场均衡。所以，若两类市场均处于均衡状态，则宏微观经济均衡条件为：

两商品市场均衡条件：

P_αY_α=cY （5）

P_βY_β=（1-c）Y

其中，c为恩格尔系数。 （6）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

P_αW_α=P_βW_β （7）

城镇化下，Harris-Todaro （1970）[14]假定工资由制度给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机制为W_α=UW_β，U为失业率，胡景北（2008）[15]假定工资灵活状态下，劳动力转移的均衡机制为W_α= W_β，李扬、殷剑峰（2005）[16]认为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为在城市寻求高于农业劳动的净储蓄，所以，劳动力转移的发生取决于两个部门的相对工资，（7）式就在劳动力转移与农产品相对价格建立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工农剪刀差”的概念。将（2）式和（4）-（6）式代入（7）可得：

（8）

（9）

进一步，放松资本配置给定的假设。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中储蓄转化为投资后，一部分用于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则用于为新增人口提供平均数量的资本装备（资本的广化），在人均储蓄正好等于资本的广化的条件下，即人均资本不发生变化，经济才可实现稳定增长。所以，非农业部门的最优投资的确定关系式为：

（10）

其中，g、σ分别为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

命题1：投资的过度扩张可能是造成物价总水平或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的重要变量。从供给方面看，按照我国就业人员平均年增速在1%左右，折旧率8%-10%，资本存量的增速应在10%-12%左右，而1998—2009年资本存量的增速由10%上升至14%，若考虑到资本投入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的不均衡配置，及金融中介在城乡分布不均，导致我国的非农产业投资扩张动力较农业部门不断扩大。由（9）式表明，资本存量超过最优值导致人均资本上升，提高两部门工资比，从而造成两部门的价格比的扩大。从需求方面看，投资扩张通过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乘数效应三大渠道致使CPI快速上涨。投资的扩张导致了生产资料需求增加，上游供给部门呈现需求拉动式涨价；导致了煤、油、电、天然气等能源价格上涨，增加了能源进口的依赖度，从成本渠道推高生产资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也产生了投资乘数效应倍增国民收入，激发消费需求而引起CPI上涨.如1978年的投资过热，1980年CPI上涨7.15%，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物价高峰；1984年投资增长39.0%，1985年PPI上涨8.17%，CPI上涨9.13%，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二个物价高峰；1992—1994年经济过热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44.6%，CPI平均年上涨达14.6%，创造了改革开放后第三个物价高峰；2003—201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25.9%.这种累积效应不容忽视。

农产品对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与β成正相关，β与劳动力转移力度正相关。

（11）

命题2：物价（尤其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城镇化、工业化下劳动力转移高度正相关。从供需角度看，投资扩张存在导致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劳动力迅速转出，对农产品供给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但在科技扶持、良种统供等提高生产率措施的实施下，我国农产品总体上尚未呈现供需失衡局面，仅暴露出结构性短缺特征，成为投机炒作目标。如2000—2009年我国耕地面积由1.3亿公顷下降为1.2亿公顷，下降7.7%，但以2009年农产品对外依存度②看，小麦为0.78%，谷类为0.18%，棉花为24%，豆类为220%，油料为25.9%，结构性矛盾突出。从成本角度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人工成本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2000—2009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55%，劳动力成本③上升了193.5%。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人工成本上涨的诱因与劳动力转移和投资密切相关。劳动力转移促使农业劳动力价值市场化，刺激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尤其近几年劳动力转移接近“刘易斯拐点”，低端人工成本上涨加速，2004—2008年，人工成本的年增速均维持在16%以上。投资扩张则通过三大渠道直接拉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推升农产品价格上涨。1994—2009年，非农产业就业比例变动、投资增速（滞后一期）与食品消费价格指数相关度分别达67.2%和66.6%。

2.城镇化下的房价内生增长机制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住房商品化导致原始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也导致了城镇居民财富、收入的差距拉大（张茉楠，2011）[17]。而住房是种特殊商品，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功能，若住房价格上涨较快，在一定意义上可解释为：投资属性将大于消费属性（刘维奇，2010）[18]。此两种因素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房地产领域有效需求过度集中、需求强度与购买力层次明显脱节的特殊性，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张茉楠，2010）[19]。在尊重城镇化下，工农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内部分化的前提下，同时，考虑到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转入的农村劳动力（含农民工）是租赁住房的主力的客观现实。可构建模型如下。

假设城镇存在两种群体，低收入者（1998—2009年城镇低收入者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维持在1.2左右，可将城镇低收入者和转入的农村劳动力，住房租赁者简化统称为城镇低收入者），收入为W_βT，高收入者（住房购买者）收入为W_βZ。消费者只满足基本的食品消费和住房消费（投资），其他消费（投资）因简化模型和省略。假设t时期，购房者以价格q_t=1购房，其中，自有资金占比N_t，借贷资金B_t，由于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约束，以信贷购房数量的增加，N_t上升，B_t下降。

N_t+B_t=1 （12）

理论上，住房拥有者对住房的需求由住房的期望收益与期望边际融资成本决定。在不可考虑住房折旧的条件下，住房在t+l期的预期收益为：

E_t（R_t+1）=E_t（X_t+1+q_t+1 ） （13）

其中，R_t+1为住房预期收入；X_t+1为租赁预期收入。

假设购房额外融资成本可以表示为自有资金与住房价值比率（N_t／q_t）的函数，所以购房借款者的边际借款成本为 f（N_t／q_tt）r_t，且f<0，则住房拥有者对住房需求的最优条件为：

E_t（X_t+1+q_t+1）=f（N_t+1／q_t+1）r_t+1 （14）

约束条件1：（1-C）W_βZ= B_tf（N_t／q_t）r_t （15）

引入劳动力转移均衡条件和房租均衡条件：

（1-c）W_a，t=（1-c）W_βT，t-X_t （16）

X_t／q_t=r_t （17）

E_t（X_t+l+q_t+1）=X_t+1+q_t+1 （18）

联立（15）-（18）式：

（19）

（20）

命题3：工业化初期，劳动转移下的城镇居民贫富分化是房价快速上涨的动力之一。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角度看，房价上涨却有自身的内生机理。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居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1985—2009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④比从1.83上升至3.48。（20）式表明，城市居民逐步分化为富裕阶层、工薪阶层和转移劳动力，三者之间的转化也对房价上涨提供了必要条件。住房具有投资和消费双属性，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形成大量新增城市住房需求，引致富裕阶层对房价上涨预期增强，导致住房投资属性压过消费属性，启动了住房的资产增值自反馈机制，形成房价持续上涨局面。但由于劳动力转移能够不断提供支付能力，通过自下而上的财富转移机制，支撑了住房租金收入和价值增值预期，使房价上涨刚性较强。1998—2009年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上年=100）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比相关度高达93.3%。

命题4：城镇化过程中，工农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贫富分化的同时加剧是农产品价格和房价同时上涨的原因之一。（7）式中的W_a表示纯农业收入，可以用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来判断，如1998—2009年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由20%提升至30%，表明相对纯农业收入在下降，“工农剪刀差”导致农产品价格出现上涨；（19）式表明，城镇居民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但抵消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房价的约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住房的资产属性，刺激了房价上涨，形成房价与农产品价格的同步上涨的现象。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