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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二）结合低保受助者的特征提供职业培训
最低生活保障受助者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劳动能力较弱而引致的。他们的生计很大程度因为缺乏工作收入而无法维持。不少学者指出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负有主导的责任。而根据弱势群体的不同致困原因，政府可以“因材施教”，趋利避害，提供适应其自身条件的培训项目与工作机会，比如政府可以根据残疾人士没有丧失的功能更改培训机构的条件以有针对性地维持或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
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就业议题也有较为先进的经验可供借鉴。香港的各种慈善团体向政府申请资助设立庇护工场，目的在于为未能公开就业的残疾人士提供有意义的工作训练和机会。职业培训机构的设施应需要经过特殊设计，适合不同残疾、智障人士的需要。而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工作和训练机会，同时介绍社交等技巧为他们寻找工作时做好准备。而且应该更进一步地考虑发挥受助者的特长。为了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工作机会，庇护工场会签下外包合约让培训机构考察他们的工作表现，这同时成为学员的实习机会。培训机构同时会进行一些心理辅导，让学员了解社会上的生活交际，使学员进一步融入小区。小区建设型的就业指导是值得思索的路径。针对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政府需要以无障碍设施与环境的配合来提升他们的行动范围。
低保受助者中除身体机能而导致的弱势以外，还有很多由于其他各种原因而致贫的，政府应针对社会上不同的弱势群体进行培训机构的条件设置。母亲（如陶女士）很多时候要照顾儿童无法全职工作，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接受访谈的已婚女性均表示愿意工作。对于照顾家庭的妇女，工场可以通过弹性的上班时间让他们的家庭、就业两兼顾。工场可以提供的营养便餐可以提供不同的营养，而且减轻他们的食物支出成本，这也是参加工作的激励机制。
（三）建立有就业激励作用的低保金机制
访谈中受助者和干部提出了福利依赖的问题。一些受助者认为低保金较工作更有吸引力。黄晨熹等提出了逐步调整救助标准，建立让就业家庭有利可图、隐性就业得不偿失的经济机制以促进就业和救助的联动。为了增强低保受助者的就业意愿，政府的低保金额计算方式可以对有工作收入的受助者进行累退的计算。政府理应鼓励有工作的受助者自力更生创造经济价值，以吸引包括高中或以上学历的受助者积极就业努力工作。低保金的计算方式不能只有支出而不考虑人们的劳动成果。
然而，监测低保户真实收入也是重要的议题。一个较为完善的贫困监测系统可以了解低保户的背景资料，对低保金额计算的调整有重要意义。《条例》已经明确规定要对虚报低收入的受助者进行追究，以确保人们的诚信得到公平的对待。上海市等政府已经开始仿照英国等经验，进行信息电子化建设，与民政、税收、银监等14个部门进行信息分享，以确保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向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群。相对于公众监督，这些措施有效确保了信息的全面与一致且不会影响邻里之间的关系。
七、结语
研究表明，低保政策的安全网具有保障功能，但是目前缺乏足够的机制让低保受助者逐步自力更生，同时，依附于低保制度的福利叠加也产生了“贫困陷阱”。促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一方面可以产生价值，一方面也通过工作场所和协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低保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所以，低保政策作为一个单纯经济保障的政策，理应附带推广就业的元素。本次实证研究表明，具有社会化功能的职业培训对低保受助者回归就业与自力更生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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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辰乐（1988-），男，澳门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就业与社会保障；吕翔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