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反映了外来人口社会适应与融合的情况，以往研究以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为切入点，忽视了在本地工作的外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本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一定影响，但在控制了地域身份后，户籍对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影响消失，这说明户籍的影响正在消除，但以本地—外地为划分的地域身份正在接替户籍的作用，二元结构并没有破除。同时，中国人特殊的信任结构并没有在社会变迁和经济的冲击下改变，依然存在着对自己人的特殊信任和对外人的普遍信任两种情况，前者拉大了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后者则缩短了这一距离。结果还显示，心理感受对于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心理意愿是公民交往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二元结构变迁/外来人口/社会距离/地域身份
    作者简介：许涛，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城乡人口流动较少，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跨越城乡的人口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人口大量迁徙既包括农村人向城里转移，也包括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这样在相对发达的城市里就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中尽管农村人口占主体但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人口也是其组成部分。外来人口对城市的适应和融合状况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会关系状况是其社会适应和融入的一个重要侧面，考察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社会关系状况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在城市的适应和融入情况。以往研究往往关注城市居民或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外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5]分析此前研究之所以产生这种缺陷，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居民，而在我国居民与公民存在着区分，前者往往指具有当地城镇户籍身份，从事非农劳动的公民；而公民身份则要宽泛得多，既包括本地的城镇户籍人口，也包括农村户籍人口，既包括本地人也包括在本地生活、居住的外地人，使用公民这一概念，就将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外地人给囊括了进来。这一概念的使用，将使对外地人口社会距离的研究结构更加完整。
    在人口大量流动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也在进行着深刻变迁。建国初期，由于中国独特的工业发展战略和资金累计模式，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城市为一元、农村为另一元的城乡分隔和差异状态。[6]出于谋生的需要，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劳动，在城里生活却与城市居民在职业、生活、日常交往、行为方式、婚姻模式、居住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分割最明显的障碍——户籍管理制度受到学术理论界猛烈的抨击，以及世贸协定附属条款中有关“自由迁徙权利”的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①。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城乡之间由户籍带来的城乡区隔和分割，但城市中很快又形成了另一种局面，各项优惠政策、福利制度包括生活补贴的发放、廉租房的申请、低保的申请、医疗、失业、养老等政策的实施尽管不再全部以户籍为限制，但这些均需以本地居民为前提条件，即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分割造成了倾向于本地居民的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区隔。[7]户籍身份的差别大有转变到本地与外地身份差别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公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呈现怎样的格局，制度、文化与传统又将对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距离的概念
    当塔尔德(Gabriel Tarde，1921)在《模仿法则》中首次使用社会距离概念的时候，主要是用来表征阶级差异，[8]因此，社会距离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齐美尔(G.Simmel)在研究现代都市人关系冷淡、交往稀少、感情淡漠的生活状态时，认为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赋予“社会距离”主观色彩。[9]帕克(Roben E.Park)认为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由于这种状态使得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和隔离。他认为“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亲密的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10]最终使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学中普遍适用概念的则是博格达斯，[11]博格达斯将社会距离从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测量刻度，通过考察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距离的感觉。正是基于他的这种界定和测量，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距离量表来考察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本文借用博格达斯量表来测量社会距离，本文使用的社会距离主要是用于刻画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概念，倾向于测量主观社会距离。
    (二)社会地位与社会距离
    众多理论家注意到了社会地位差异对社会距离的影响。韦伯认为社会地位是导致社会距离的主要原因，韦伯在论及地位团体时指出，地位代表着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典型的生活命运，地位评价的标准是特别的、正面和负面的荣誉。有相同地位的人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地位团体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他们的社会交往有一定的排斥性和限制性。[12]帕克认为，社会地位决定社会距离。社会各阶层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导致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布劳指出，地位距离对社会交往和社会距离有很大的影响力。地位的差异主要通过权力、声望、财富、收入、教育的差异等体现出来。[13]理论家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居民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也不一样。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两类地位差别特别悬殊的群体之间社会距离可能反而变小，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和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之间很少接触，甚至不接触，这导致地位较高群体对社会底层群体毫无概念，因此，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小。另一种可能是社会地位高的人，素质更高，对外来人口的容忍度更高，从而使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变小。为此，我们提出假设1：社会地位不同，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不同，社会地位高者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反而更小。
    (三)信任、心理感受与社会距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反映的是身份差异对人们交往行为的影响，但事实上，在人们交往之前，都会有心理的交往意愿发动，虽然交往意愿发动了不一定能发生真正的社会交往行为，但没有交往意愿，社会交往行为就不会发生。基于此，提出假设2：人们的交往意愿(心理距离越大)越弱，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
    信任对人们的社会交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泰勒和德高依提出了信任形成发展的三阶段模型：第一阶段以个人对交往中得失结果的精确计算为基础，第二阶段以个人对交往对象的认知了解为基础，第三阶段以交往双方在感情及认知上的相互认同为基础。只有在第三阶段上，交往双方之间的关系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并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信任。[14]反过来说，如果双方信任程度不高，那么他们之间往往心理距离较远，双方之间的社会交往不会太密切，即便是迫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交往，但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并不会拉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信任是影响公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社会距离的一项重要因素。值得说明的是，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得以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因此，对于那些置身于这种血缘家族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即“外人”来说，中国人是普遍的不信任。[12]根据这种特点，我们可以推测，对“自己人”、“内部人”越信任，将导致对“外人”的更加不信任，因此，对自己人的信任感越强，将加大对外人的社会距离，只有当信任的范围拓展到外人，对外人的信任程度增强，才会缩小对外人的社会距离。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也冲击了原有的社会连接模式和社会信任环境。为此，我们提出假设3：如果这种冲击和变化对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产生了改变，将缩小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如果这种冲击和变化对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不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对自己人的信任将加大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
    (四)制度、文化与社会距离
    我国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区隔，也造成了外来人口在城市的融入隔阂和障碍，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李强认为，长期的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户籍制度是造成“有着明显社会距离”的城市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产生误会、误解、缺乏沟通、认同等距离现象的深层次原因。[15]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分割使城乡居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存在着“职业、生活、日常交往、行为方式、婚姻模式、居住环境”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居民存在就业替代的竞争关系，[16]加之农民工自身素质低导致本地居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和歧视，影响了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17]户籍制度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社会分隔，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更加不信任其他人。[18]制度的隔离、文化的差异、社会的偏见等使得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越来越模糊，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的步伐。[19]学界针对二元结构与体制的弊端，呼吁打破以户籍为核心的二元体制壁垒，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和融合。
    针对现实的情况和学者们的建议，我国在户籍等方面进行了各种探索和改革，户籍制度出现松动，户籍的区隔正在减弱，但二元体制并未破除，甚至岿然不动，因为户籍的区隔正在转变为以本地—外地为区分的地域身份区隔。
    为此，我们提出制度假设4：二元结构是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社会的变迁，户籍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正在减弱，但地域身份的区隔正在形成并加强，二元结构并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群体之间文化差异的研究揭示了和物理空间、结构一样真实、有效的障碍。帕克认为，一个种族和群体与其他种族和群体之间的文化现象与融和与混合现象具有密切关系。语言、社会习俗、道德、习惯和理想的变异，将人们隔离开来。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之间的交往远比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亲密和自由。[13]李强通过研究发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群体交往影响很大。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着认知偏差，造成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是由于文化、社会背景、观念不同。[15]为此，我们提出假设5：相同文化的人群之间社会距离更近。具有相同外来人口身份的人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比不同身份的人同外来人口社会距离要小。
    三、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的数据是2005年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CGSS2005样本覆盖全国28个省级单位(宁夏、青海和西藏除外)中的125个区县，包含了590个居民委员会和410个村民委员会中的10372个18周岁以上的中国成年公民。其中，6098个样本(大约占总样本的58.8％)为城镇居民，4274个样本(大约占41.2％)为农村居民②。
    (二)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公民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由于被访者包括本地人、外地人、农村户籍人口、城镇户籍人口，所以这一变量的测量突破了以往研究只测量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局限，[1-5]拓展到了外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社会距离领域。这一指标主要是CGSS2005中询问被访者的有关经历，问题分为五个方面，分别为：是否有外来人口与您一起工作过，是否有外来人口租住在您所居住的社区内，是否有外来人口居住在您家隔壁，您是否邀请过外来人口到您家做客，您是否有子女/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回答是者计0分，否为1分，不适用者则列为缺失值，最高分为5分，最低者为0分。
    2.自变量
    社会地位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测量。其中，客观社会地位由教育文化程度、月收入来测量，教育文化程度经过整理后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大专)、研究生及以上；主观社会地位为被访者自己同其他人社会地位的主观感受，分为较低、差不多、较高三个类别。
     
    制度和文化差异通过被访者身份和被访者所在地域来区分。制度区隔通过被访者身份来区分，分为农村和城镇户口；文化差异主要通过地域身份指标来测量，分为本地公民和外地公民。制度和文化的共同影响由身份和地域交互后形成四个类别：本地农村人、本地城镇人、外地农村人和外地城镇人。
    信任通过CGSS2005中有关被访者信任情况的13个指标因子分析后(剔除缺失项)，归纳为对内部熟悉人的信任因子和对外部人的信任因子。
    通过CGSS2005中有关被访者对外来人口的态度量表来测量心理距离，愿意计1分，不愿意计0分，不适用者列为缺失值。
    控制变量有年龄、性别，其中，性别为类别变量，参照
    四、结果分析
    (一)户籍、地域身份上社会距离的差异
    表2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公民和外来人口的距离显著地大于农村公民和外来人口的距离。具体来说，城镇公民中有17.68％和17.23％的人与外来人口的距离达到5分和4分。而农村公民中其比例分别只有15.22％和11.74％，卡方的检验也表明他们之间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均值的比较也显示，城镇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均值为2.86，而农村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均值只有2.24。
    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本地居民中有18.1％的人与外来人口的距离达到5分，外地人中达到5分的比例只有3.75％，本地居民中只有7.14％的人与外来人口不存在社会距离，而外地人中这一比例却高达35.2％，这表明本地和外地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着差别。方差分析也表明，本地和外地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着显著性差别。
    上述数据表明，农村和城镇的户籍之分使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着差别。本地和外地的身份区分也会造成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的差别。为了进一步区分本地城镇人口、本地农村人口、外地城镇人口、外地农村人口对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差异，我们进行了这四类人口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分析表明(见表5和表6)，本地城镇人口、本地农村人口与外地农村人口在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上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而外地城镇人口和外地农村人口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没有差异。本地城镇人口和本地农村人口的均值分析表明他们之间也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这说明对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影响真正起作用的是本地和外地身份，户籍上城镇与农村的差别在控制了本地和外地身份之后消失了。
    (二)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更为精确地测量地域身份和户籍身份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我们分别建立了以户籍身份、地域身份为自变量，性别、年龄为控制变量的因果模型。模型一的结果显示，城镇公民和农村公民相比，他们与外来人口之间的距离同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距离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别，他们与外来人口的距离要比农村人和外地人的距离大0.51。这显示，户籍确实造成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区隔。从模型二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别，本地居民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比外地人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大1.158。为了弄清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在户籍差别和地域身份上的具体差别，我们将户籍与居住地进行交互形成的四种类型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三的结果显示，本地城镇、本地农业与外地农业相比存在显著性的差别，外地城镇与外地农业在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上无差别，这表明在控制了地域身份后，传统的户籍身份影响消失，地域身份的影响非常显著。在户籍和地域身份的交互影响中，地域身份的影响更强，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户籍身份的差别，而是地域身份的差别，即本地和外地的差别。综合上述三个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户籍身份、地域身份会影响公民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但户籍身份在控制地域身份后影响消失，这表明在二元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传统的户籍差别正在减弱，以地域为核心的新的二元结构身份区隔正在形成，二元体制并没有打破，而是出现了变化，这个结果印证了我们的制度假设，同时也表明不同地域所形成的文化导致了人们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差异。
     
     
    当加入教育文化程度、月收入等客观经济地位变量时，模型四结果显示，月收入与公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成反比，月收入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教育文化程度的影响是，高中与初中以下的人相比，他们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显著性差异，且系数为负，说明他们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发生比要比初中以下的小。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与初中以下的人口比其发生比系数也为负，说明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的发生比要比初中及以下的小。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发生比趋势总体在减小，但并非单调递减的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具体讲，大专(本科)的社会距离最小，以后依次为研究生及以上、高中，初中及以下的社会距离最大。从收入和学历两项客观指标来看，基本上印证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越小的假设。
    为了更有效地测量社会地位，在模型中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变量，模型五结果显示，经济地位相当的人同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在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上存在显著性的差别。经济地位相当和较高的人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相比，其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发生比为负，说明经济地位相当和较高的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要小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在模型五中，经济地位相当的系数为-0.0959，而经济地位较高的系数为-0.105，表明经济地位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综合模型四和模型五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这验证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假设。
    模型六的结果显示，当控制了心理距离之后，教育文化程度和主观经济地位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稍有变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同初中以下的社会距离的差异消失了，地位较高的人同地位较低的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的差异也消失了，其他变量的作用没有显著性的变化。教育文化程度高、地位较高的人和教育文化程度较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在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差异的消失，这种反常现象的解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文化程度越高、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宽容，所以他们与文化程度低、经济地位低的人在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不会有本质性差别。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地位高、研究生文化层次以上的人与外来人口的接触较少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导致他们在接受调查时，对外来人口根本没有任何概念或者完全不在意。至于到底是哪种原因，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数据显示，心理感受变量通过了检验，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p＜0.01)，并且在加入心理感受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有非常显著的提升(R[2]由8.2％上升到25.4％)。这说明心理感受是影响对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重要变量，心理距离越大，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
     
    为了弄清楚信任情况对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影响，我们先对问卷中的社会信任量表进行了因子分析，提取了2个信任因子，分别命名为对内信任因子和对外信任因子，进入模型分析③。模型七的结果显示，对内的信任系数为正，非常显著，对外的信任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但也说明了一种趋势，即对内的信任降低了对外的信任，对外的信任可以降低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这与我们的理论推导和假设一致。
    五、结论
    公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是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社会适应和融合情况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由于制度、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人群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不同。经过研究表明，经济地位不同的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不同，具体来说，收入越高的人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小，文化程度高的人和文化程度低的人相比，他们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也相对小些。这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同外来人口之间的接触较少或没有接触所致，也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其社会宽容度更高。本文再次证明了，中国人的特殊信任(对内信任)和普遍信任(对外信任)的确存在，且对于关系较近的人的特殊信任会增大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户籍制度对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有影响，但控制了地域身份之后，发现户籍的差异影响消失，地域身份的影响非常显著。这说明，我国的二元结构中户籍区隔作用逐步消除，但以本地—外地为区分的新的二元结构的区隔作用逐步凸显，这表明我国的破除二元社会结构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心理距离对公民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作用超过了其他变量的作用。这再次表明，心理因素对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作用，心理距离越大，其实际交往的社会距离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本文的研究同时也揭示，我国二元体制并没有因为一系列针对户籍体制的改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前户籍的区隔逐步让位于以本地—外地身份为区分的地域身份区隔，一种新的区隔正在形成。因此，要促进外地人和本地人的融合，在破除户籍制度区隔的同时，也要更加注意警惕新的二元区隔。
    注释：
    ①这些措施包括：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农村人口进入县级以下的小城镇实行了全面的开放政策。5月，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宣布实行了长达40年的“户粮挂钩”政策“寿终正寝”。7月，浙江省宁波市颁发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建成区内的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可通过投资落户、人才落户、投靠落户、婚迁落户、大中专毕业生落户、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落户等渠道获得宁波市的城市户口。这是全国第一个较为全面开放城市户口的中等城市。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出台了新的户籍政策，允许在石家庄市连续居住、工作两年及以上的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落户市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全面放开城市户口的省会城市和特大城市。12月，广东省宣布，2002年1月1日起，广东省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广东人只要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的职业，符合相关条件，户口上哪儿都行。湖南省则宣布：到2002年底，将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二元制”的管理模式，实行本省户籍人口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统称“湖南居民户口”。
    ②有关CGSS2005数据详情及抽样请参见http：//www.cssod.org/.nws03.php.
    ③在因子分析时，由于缺失项比较多，因此没有采用均值替代缺失值的办法，而是直接将那些缺失项剔除，最终有11个问题进入量表，通过提出因子最终形成了2个因子。其量表a值为0.808，2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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