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相对差距，绝对差距，四大地区
作者简介：蒋庚华，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贸易、产品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低碳经济。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在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各地区在碳排放上也存在差距，这种地区间的碳排放差距不仅不利于我国与碳减排制度有关的政策的拟定，也制约着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产业梯度转移，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如环境污染、碳排放量增加等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区分布差距是否会对中国碳排放的地区差距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也对未来各地区对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态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从理论上讲，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应存在正向(消极)和反向(积极)两个方面的影响。从正向(消极)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于中国的某一地区，可能存在两个主要目的，第一，充分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此过程中，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高碳排放能源的消耗，必然增加该地区的碳排放量；第二，规避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从而将本国的高碳排放工业和相对落后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也将增加该地区的碳排放量，国际上流行的“环境避难所”假说正反映这一问题。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的扩大将导致地区碳排放差距的扩大，即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产生正向(消极)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在国外属于高碳排放的落后技术，但相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而言，其所应用的技术仍属于相对先进的低碳排放技术，因此，当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某一地区后，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促进该地区本土企业使用更为环保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部分替代原本由当地高碳排放的本土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而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促进当地碳排放量的降低，从而缩小该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碳排放量上的差距，这可以被称之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反向(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总影响则是由上述两种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正向(消极)影响大于反向(积极)影响时，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将扩大碳排放地区差距，反之，当反向(积极)影响大于正向(消极)影响时，则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将缩小碳排放地区差距。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证进行检验的问题，并依此提出未来中国进一步合理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定量研究。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对碳排放这一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以及中国各地区碳排放这两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量影响的研究上，Dean J M和Lovely M E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倾向于利用更为清洁的能源，这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碳排放程度[1]。宋德勇和易春艳对1978-2008年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具有负面效应[2]。牛海霞和胡佳雨对中国1997-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为正[3]。陈德湖和陈子寅对中国1985-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碳排放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FDI对我国碳排放的规模效应、规制效应均为正向影响，技术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结构效应不明显，总效应为正[4]。在对中国地区碳排放的研究上，孙耀华、仲伟周、庆东瑞利用Theil指数计算了2000年以来中国省际间碳排放强度的差距，认为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省际间碳排放强度差距存在增大的趋势，且主要是由区域间差距增大造成的；中国区域间碳排放强度呈现“俱乐部收敛”的特征[5]。范定祥和刘会洪对中国1997-2008年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的分析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的碳强度远低于其他地区，各省区的碳强度状况与其所处的工业化进程及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有关，能源强度的改善是驱动这一时期大部分省区碳强度降低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趋于提高大部分省区的碳强度[6]。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整体情况，对中国碳排放量地区差距的研究则主要是对中国碳排放地区差距的测度以及从产业结构、人均生产值总值等方面来研究各地区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尚没有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单独的影响因素纳入对碳排放地区差距影响的研究中来。鉴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差距以及中国碳排放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将中国省级行政区按行政区域划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①。
2 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碳排放的测度方法
对于碳排放量的测算，本文根据能源消费量及碳排放系数来计算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由于目前中国产生CO2的能源主要集中在煤、石油和天然气上，水电、核电、风电等基本属于不排放CO2的清洁能源，因此本文主要依据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相关数据对各省的CO2排放量进行估计，公式如下：
(1)其中TCi代表我国各省份消费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量，i为省份数；Cir表示i省份的第r类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r为能源种类；Fir、Eir表示i省份第r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i省第r类能源的消费总量。
2.2 地区差距的测度方法
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可分为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包括极差、标准差等，主要反映地区某一变量绝对差距的变化；相对指标主要反映地区间某一变量相对差距的变化。由于绝对量指标中量纲的存在，使得在利用绝对量指标衡量地区差距时易受价格水平的影响。在指标选取上，一般认为应遵循以相对差距指标为主、绝对差距指标为辅的原则。因此，本文在衡量指标的选取上，首先利用极差和标准差来衡量1999年以来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绝对差距的变化，其次利用变异系数分析四大地区碳排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相对差距的变化。
一组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称为极差，用R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R=Max(xt)-Min(xt) (2)
其中Max(xt)、Min(xt)分别表示为变量xt在t时期极大值和极小值，可粗略地衡量出该变量绝对差距的变化。
标准差用来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令SEt表示数据的标准差，EYt表示期望，则标准差可表示为：
(3)其中Yt为所关心的变量，EYt为Yt的期望值。SEt越大说明该变量的绝对差距越大。
计算相对差距的指数主要包括基尼系数(Gini Index)、泰尔指数(Theil Indes)、变异系数(CV Index)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取变异系数作为衡量相对变化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4)其中n为地域单元数，xi为i省区所要考察的变量。变异系数越大，说明该变量的地区差距越大。
2.3 数据来源
在碳排放量测度中所需的中国各省的煤、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的消费总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碳排放系数以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DOE/EIA、科技部气候变化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确定的三种能源碳排放系数为依据，并对其取平均值，得出我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32 9、0.557 4和0.422 6，单位是t碳/t标准煤；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1 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量绝对差距变化(1999-2010)
Tab.1 The absolute gap of carbon emissions for Chinese four region (1999-2010) 万t标准煤
| 年份 Year | 东部地区 East | 西部地区 West | 中部地区 Central | 东北地区 Northeast | ||||
| 极差 | 标准差 | 极差 | 标准差 | 极差 | 标准差 | 极差 | 标准差 | |
| 1999 | 5 413.70 | 1 915.08 | 2 505.98 | 714.42 | 5 706.99 | 1 862.43 | 4 412.06 | 1 830.95 |
| 2000 | 5 564.65 | 1 869.65 | 2 561.28 | 753.60 | 5 916.45 | 1 959.09 | 5 484.15 | 2 295.54 |
| 2001 | 5 822.34 | 2 071.16 | 2 412.20 | 719.42 | 6 194.85 | 2 029.58 | 5 154.81 | 2 178.87 |
| 2002 | 6 410.44 | 2 297.76 | 2 861.01 | 807.03 | 7 887.44 | 2 576.85 | 5 321.55 | 2 273.76 |
| 2003 | 7 754.86 | 2 686.02 | 3 785.89 | 1 089.49 | 8 879.84 | 2 861.94 | 5 764.49 | 2 460.43 |
| 2004 | 9 868.80 | 3 347.91 | 4 308.77 | 1 283.79 | 9 406.44 | 3 215.18 | 6 818.56 | 2 915.61 |
| 2005 | 13 522.77 | 4 441.80 | 4 128.61 | 1 323.47 | 10 947.55 | 3 763.08 | 6 867.46 | 2 923.89 |
| 2006 | 16 373.53 | 5 210.00 | 4 806.82 | 1 474.81 | 12 268.22 | 4 282.20 | 7 339.92 | 3 105.83 |
| 2007 | 17 917.84 | 5 784.37 | 5 312.58 | 1 591.23 | 12 529.68 | 4 441.24 | 7 848.98 | 3 304.84 |
| 2008 | 19 213.13 | 6 087.28 | 5 550.73 | 1 718.00 | 11 792.00 | 4 276.29 | 7 672.84 | 3 221.79 |
| 2009 | 19 825.75 | 6 322.64 | 6 435.05 | 1 974.85 | 11 432.94 | 4 149.94 | 7 894.13 | 3 311.75 |
| 2010 | 21 571.14 | 6 719.24 | 7 201.11 | 2 155.48 | 12 131.56 | 4 376.38 | 8 292.28 | 3 489.22 |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 基本经验事实
3.1 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量差距的变化
根据公式(1)、(2)、(3)，表1计算了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量绝对差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量绝对差距的变化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无论是极差还是标准差，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量的绝对差距在总体上都呈上升势态。其次，从极差的变化情况来看，无论是绝对幅度还是相对幅度，东部地区都是极差变化幅度最大的地区，1999年东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大与最小地区之差为5 413.70万t标准煤，201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1 571.14万t标准煤，与1999年相比增加了16 157.44万t标准煤，约是1999年碳排放量极差的4倍；中部地区2010年碳排放量的极差与1999年相比增加了6 424.57万t标准煤，增长幅度约为112.57%；西部地区2010年碳排放极差与1999年相比增加了4 695.13万t标准煤，增长幅度约187.36%；东北地区极差变化的绝对和相对幅度都较小，2010年碳排放极差与1999年相比增加了3 880.22万t标准煤，增长幅度约为88%。最后，从标准差的变化情况来看，这一时期标准差变化最大的同样是东部地区，之后依次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根据公式(1)和(4)，图1显示了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相对差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大地区碳排放相对差距存在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东部地区碳排放变异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在2004年后超越中部成为碳排放地区差距最大的地区，2008年东部地区碳排放的变异系数达到了这一时期的最大值(0.68)，此后略有下降，2010年的变异系数为0.65，与2000年最低时的0.47相比上升了约44.68%；其次，中部地区作为碳排放地区差距第二大地区，其碳排放变异系数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10年的碳排放变异系数约为0.47，与1999年的0.49相差不大，与2002年的最高值0.57相比下降了约18%；最后，西部和东北地区碳排放的变异系数在这一时期变化不大，均在0.40上下浮动，说明这一时期上述两个地区在碳排放的地区差距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图1 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变异系数变化趋势(1999-2010)
Fig.1 Trends of carbon emissions' CV index for Chinese four region (1999-2010)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表2 中国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绝对差距变化(1999-2010)亿元人民币
Tab.2 Absolute gap of FDI' s output for Chinese four region (1999-2010)
| 年份 Year | 东部地区 East | 西部地区 West | 中部地区 Central | 东北地区 Northeast | ||||
| 极差 | 标准差 | 极差 | 标准差 | 极差 | 标准差 | 极差 | 标准差 | |
| 1999 | 5 723.52 | 1 660.88 | 123.50 | 50.13 | 248.53 | 87.94 | 495.80 | 212.09 |
| 2000 | 6 901.68 | 1 986.42 | 162.26 | 59.83 | 275.54 | 99.61 | 716.54 | 303.97 |
| 2001 | 8 066.02 | 2 306.64 | 183.44 | 71.49 | 307.68 | 105.21 | 779.85 | 321.31 |
| 2002 | 9 526.97 | 2 741.27 | 209.74 | 77.95 | 324.02 | 117.83 | 865.67 | 355.86 |
| 2003 | 12 938.89 | 3 786.53 | 278.80 | 106.68 | 438.67 | 153.88 | 1 271.48 | 519.33 |
| 2004 | 8 561.52 | 2 791.10 | 294.04 | 108.88 | 739.25 | 243.68 | 1 491.05 | 612.93 |
| 2005 | 21 160.24 | 6 325.58 | 445.67 | 176.32 | 1 140.33 | 368.91 | 1 963.88 | 828.55 |
| 2006 | 24 623.59 | 7 450.25 | 635.98 | 247.27 | 1 437.28 | 462.73 | 2 561.23 | 1 079.59 |
| 2007 | 30 700.55 | 9 492.25 | 920.74 | 363.25 | 1 734.24 | 561.25 | 3 508.07 | 1 456.47 |
| 2008 | 33 721.40 | 10 940.05 | 1 166.22 | 445.11 | 2 421.76 | 768.67 | 4 448.02 | 1 847.80 |
| 2009 | 32 783.35 | 10 909.89 | 1 409.83 | 548.76 | 2 523.22 | 786.50 | 4 918.97 | 2 035.23 |
| 2010 | 40 985.01 | 13 531.37 | 1 834.90 | 718.84 | 3 665.15 | 1 131.76 | 6 064.04 | 2 496.05 |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2 中国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差距的变化
表2显示了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极差和标准差的变化情况。首先，无论是极差还是标准差，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绝对差距均呈上升趋势。其次，从极差变化情况来看，与1999年相比，2010年极差在绝对量变化上，东部最大(35 261.49亿元人民币)、东北次之(5 568.24亿元人民币)、中部第三(3 416.62亿元人民币)，西部最少(1 711.40亿元人币)；在极差相对变化幅度上，西部变化幅度最大，2010年极差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约13.86倍，其次是中部(13.75倍)，再次是东北(11.23倍)，最后是东部(6.16倍)。最后，从标准差变化程度来看，与1999年相比，2010年标准差绝对量变化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增长幅度变化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