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异、收入不平等与城乡居民消费（下）

 由公式（5）可知，当增加的收入分配给高收入者时，总消费C增加β₁ΔY₁；反之当增加收入分配给低收入者时，则总消费C的增量为β₂ΔY₂。因为β₁<β₂，所以β₁ΔY₁<β₂ΔY₂。这说明同一收入增量分配给不同的收入群体，导致总消费的增加效应不同。分配给低收入群体产生的消费增加效应要大于高收入群体，这正是凯恩斯提出所谓的“劫富济贫”式再分配的理论基础。
    四、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1.实证模型的设定。本文将采用动态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85-2011年期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在建立实证模型之前，首先参照国发[2000]33号文件标准将中国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然后构建区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地区虚拟变量，为了避免虚拟变量陷阱，三大地区只需设置两个虚拟变量d₁和d₂即可，且假定如下：
    
    然后，本文拟分别建立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自然对数和消费习惯为解释变量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估算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用变截距来反应不同省份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异质性，即允许每个省份都有特定的个体截距。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公式（8）和（9）：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的计量模型（8）：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的计量模型（9）：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期。Lncsc和Lncsr分别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滞后变量Lncsc_it-j和Lncsr_it-j分别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的代理变量，户为最大之后阶数，Lnyc和Lnyr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自然对数。由于实证分析时，如果模型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则估计的结论将会大打折扣，因此，本文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自然对数和城乡居民消费习惯分别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8）和（9）之中。U_i为个体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且满足E（ε_it）＝0，
    本文用地区虚拟变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交互项的级差系数β₂和β₃分别表示中部和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与东部地区的差异。其中，系数β₁、β1+β₂和β1+β₃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如果大于零，则表示该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低于最优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正相关，反之，则表示该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最优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负相关。从理论上来说，模型（8）和模型（9）中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应该相同。
    2.数据来源和说明。上述实证模型（8）和（9）的数据涵盖了中国除重庆和西藏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为1985-2011年。本文所有基础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因为考虑各个省份在1985-2011年间均先后经历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期，为了增加和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模型中所有变量统一利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985年＝10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利用各省份的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采用各省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并对所有变量一律取自然对数，进一步增加数据的平稳性。
    3.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分析。由于模型（8）和模型（9）中的解释变量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及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通常的OLS估计将是有偏误的。为此本文采用Arellano&Bond（1991）提出的GMM估计方法，该方法能有效克服估计中回归元的内生性问题。然而在使用GMM估计时，除了要求有效工具变量的选取与残差项不存在相关性之外，还要求原模型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首先通过比较不同滞后阶数估算结果的Arellano&Bond二阶残差自相关检验，确定模型（8）和（9）中包含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自然对数的最大滞后阶数均为1，然后采用两步（Two-step）GMM-DIFF对模型（8）和（9）分别进行估计，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分析。首先，Sargan test检验说明模型（8）估计时的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AR（2）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也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可信的。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其中，小为0.0549，β₁+β₂等于00.0214，β₁+β₃等于-0.0980，也显著小于零，即表示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负相关。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三大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挤入城镇居民消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挤出城镇居民消费，并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挤出效应的幅度也不尽相同。从系数的估计值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相对较大。根据本文以上部分的理论分析和检验假设，不仅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区效应，而且不同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最优收入差距的偏离情况也不一样，其中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最优收入差距，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最优收入差距。三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消费习惯和城镇居民消费显著正相关，说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当前消费支出每增加1%，下一年其消费支出平均大约会增加0.023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镇居民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系数值为0.7320，说明长期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7320%。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分析。首先，Sargan test检验说明模型（9）估计时的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AR（2）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也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可信的。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其中，一是β₁为0.0481，即说明在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正相关。二是β₁+β₂等于-0.1293，显著小于零，即说明在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负相关。三是β₁+β₃等于-0.2186，现模型（8）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模型（9）完全相同，所表明的实证意义一般无二。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最优收入差距的偏离情况不一样，其中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最优收入差距，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最优收入差距。第三，农村居民纯收入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消费习惯和农村居民消费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其中，农村居民当前消费支出每增加1%，下一年其消费支出平均大约会增加0.134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系数值为0.6504，说明长期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其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6504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为了从地区差异视角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并由此进而判断各个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是偏大抑或过小，我们利用1985-2011年中国除重庆和西藏之外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三大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是在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消费需求正相关，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反应幅度基本相同，说明目前我国东部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是偏大，甚至小于理论中的最优收入差距。二是在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消费需求负相关。其中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大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因此，缩小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够增加其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而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激励效果会更好。三是在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消费需求负相关，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2011年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为3.4874，多数省份接近于4。
    本文的研究结论首先可以用于重新反思与全面评价中国以往的再分配政策实践。近年来，我国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拉动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调整政策，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伴随经济发展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反常态势。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可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及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实施全国一统的再分配政策就会导致政策缺乏针对性。实际上只有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才最能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显著增加。因此，政府制定收入分配调整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就会导致再分配政策的总体效率偏低而且其调控效果甚至有可能背离当初的政策初衷。
    其次，国家在运用财税、金融以及信贷等政策手段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根据所在地区采用不同的做法。其中，在东部地区更多的在于预调和微调，主要实施一些渐进式的调节手段，政策作用的重点在于如何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同时应将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作用方向置于西部和中部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第三，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重点或着力点在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政府应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以及向农村居民提供和城镇居民基本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加大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直接支持和适当提高各种补贴标准，以及扩大补贴覆盖范围，从而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沐浴广大的农村居民。另一方面，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差异化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尽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农村居民真正做到敢于消费放心消费。
    参考文献：
    B lundell，R.，L.Pistaferfi&I Preston（2008），“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partial insurance”，AER 98（5）：1887-1921.
    Cutler，D.&L.Katz（1991），“Rising inequality？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1980s”，AER 82（2）：546-551.
    Gordon，R.J.&I.Dew-Becker（2007），“Unresolved issue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inequality”，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Sept.7.
    Krueger，D.&F.Perri（2005），“Does income inequality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Working Paper，2005\15，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Jappelli，T.&L.Pistaferri（2010），“Does consumption ine- quality track income inequality in Italy”，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l 3（1）：133-153.
    Fotros，M.H.&R.Maaboudi（2012），“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inequality”，http://ssrn，com.
    Pendakur，K.（1998），“Changes in Canadian family income and family consumption inequality between1978 and 1992”，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4（7）：707-779.
    Zaidi，M.A.&K.De Vos（2001），“Trends in consumption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14（2）：367-390.
    樊纲，2009：《扩大消费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商界（评论），2009-2-15.
    李光 梁嘉骅，2011：《三大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第3期。
    陈斌开，2012：《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吕炜 储德银，20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研究》，《经济学动态》第12期。
    余官胜，2011：《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需求》，《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杨天宇 柳晓霞，2008：《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学家》第1期。
    储德银 经庭如，2010：《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第4期。
    牛似虎，2012：《收入差距对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