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计量、金融投资行为与公司资本结构(一)

    摘要：本文从制度涵义的视角考察了公允价值会计对上市公司金融投资行为以及债务风险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由于遵循价值相关性原则和提供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得交易管理工具，因而对金融投资行为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在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下，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债务风险呈现了显著上升，主要是有息债务比率显著增加。本文的研究为深入理解公允价值会计及价值相关性原则对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基础。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价值相关性原则，金融投资行为，资本结构，债务风险
    本文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32004)、博士后科学基金(2011M500194)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和第三届《金融研究》论坛与会代表的建议。感谢何洲娥、叶慧芬、关馨娇等同学的工作。作者文责自负。
    一、引言
    在金融市场，公允价值会计、金融工具与畸高的债务风险常常是紧密关联且直接导致了经营失败，这其中颇具警示意义的就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公司通过证券化业务维持增长，同时通过各种公允价值会计手法掩盖银行债务，实际的银行债务却是有形资产净值的四十余倍。雷曼公司破产提示人们重视与公允价值会计有关的债务风险。在国内，监管部门明确要求“谨慎适度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且上市公司的债务水平也普遍低于发达国家。但上市公司在采用公允价值会计之后的金融投资行为仍然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很可能对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行为带来重要影响。从样本公司来看，在2007～2011年间，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等占总资产的比例是2.8%；但在2004～2006年间，以成本模式计量的金融投资占总资产的平均水平只有1.2%。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增加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否显著相关？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否增加了债务风险？
    针对于此，我们考察了公允价值会计、金融投资行为与公司资本结构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在公允价值计量下，由于价值相关性原则以及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有着活跃的证券投资行为；而且，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上市公司的债务风险呈现了显著上升。影响机理在于：在成本计量模式下，由于遵循稳健性原则，对证券投资行为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在公允价值会计下，由于价值相关性原则的导向作用，证券持有利得被视为综合收益，这促使管理层有强烈的金融投资动机，加之提供了金融资产分类和证券择机处置这个管理工具，因此对金融投资活动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导致了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在内源性资金难以满足现金需求的情况下，导致有息债务比率和总负债比率显著增加，进而增加了债务风险。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1)对价值相关性原则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从制度涵义的视角拓展了会计的研究领域；(2)考察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上市公司金融投资行为以及债务风险的影响机理，为深入理解市值会计对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基础，有助于深入评价市值会计的制度后果，深化了公允价值与金融风险两方面的研究。
    二、文献、制度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与制度
    现有研究在四条主线上考察了企业的最优负债水平。第一条主线是权衡理论。(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Modigliani and Miller，1963；Miller，1977)。第二条主线是融资优序假说。Myers and Majluf(1984)和Myers(1984)的分析显示，由于代理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企业会按照资本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融资，因此不存在确定的目标负债率。第三条主线是择时理论。Marsh(1982)和Baker and Wurgler(2002)等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发现，市场时机是影响股份发行和债券发行的重要因素。第四条主线强调经济制度的影响。其中，Rajan and Zingales(1995)较早发现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导致了资本结构的差异。
    对会计与负债水平的研究，国外文献主要考察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债务水平的影响。例如，Dhaliwal(1980)研究显示高负债率的公司会选择使盈余波动性降低的会计方法；Liang and Zhang(2005)研究发现会计信息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的债务水平越低；Oztekin(2011)研究表明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下会有较高的债务水平。在国内，童盼和陆正飞(2005)等大量研究对公司资本结构进行了解释，考察了税收、信贷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如，赵冬青等，2008；王跃堂等，2010)。但无论国内国外，目前还极少分析会计准则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和负债水平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对资本结构可能存在重要影响。李礼等(2007)虽然没有把会计政策作为研究重点，但他们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财务会计政策变更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子高于证券监管政策变更、外贸政策变更以及投资项目评估与审核政策的影响”。按照我们的理解，新会计准则主要遵循公允价值理念与资产负债表观，与原来遵循的稳健性原则以及损益观存在较大的价值冲突。尽管会计准则原本主要是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但计量模式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准则的治理涵义。鉴于此，深入考
    察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是颇有必要的。
    (二)理论分析
    深入比较稳健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的涵义，可以发现会计是一个可以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和资本配置产生深刻影响的规则体系。在稳健性原则的导向下，对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主要遵循成本计量模式，对“坏消息”和“好消息”的确认时间和计量原则存在系统性差异(Basu，1997)，要求尽可能预估所有损失而不预估任何利润(Watts，2003)，因而对金融资产持有损失与持有利得的会计处理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以至于在成本计量下有承担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损失的责任，却不能享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的收益，于是增加了经理层的金融资产监管责任，所以对金融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在公允价值计量下，以市场价格作为资产或者负债的计量基础，市场价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在扣除递延所得税之后计入当期损益或者股东权益，于是经理层在承担证券价格波动损失责任的同时能够确认证券价格波动的风险收益。所以，在价值相关性原则下，公允价值计量对业绩和价值的估计超越了传统稳健主义的限制，更有利于体现经理层对金融资产的管理绩效，进而更可能激励经理层的金融投资行为。
    经理层在公允价值会计与成本计量下的投资心理会存在差异。在归因心理的影响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给经理层创造了将功劳和收益归于自己，同时将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的损失归咎于市场的机会，但在成本计量模式下由于只承担持有损失不确认持有利得，因而没有这种机会(徐经长、曾雪云，2010)。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管理层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中获得了超过其他利润的薪酬激励，但在面对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时却存在着薪酬黏性(徐经长、曾雪云，2010)。因此，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及价值相关性原则导向下更可能激励管理层的金融投资偏好。
    在公允价值会计下，金融资产分类规则提供了通过证券择机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当前的国际会计准则准予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类。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计入利润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直接计入股东权益。因此，只需要将有价证券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就可以通过审慎选择证券资产持有利得的实现时点来进行盈余操控。大量研究发现，证券利得交易不利于投资者做出合理的价格判断和投资决策(Hirst and Hopkins，1998；Maines and McDaniel，2000)。所以，金融资产分类以及利得交易的有用性可能促使经理层有更强的动机进行金融投资活动。综上，我们提出假说H1。
    假说H1：鉴于价值相关性原则和证券利得交易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具有激励作用。
    在公允价值会计的影响下，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对资金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对于新增资金需求，企业有提取现金余额、股份融资、债务融资，承担无违约风险债务等多种融资方式。Myers and Majluf(1984)以及Myers(1984)指出，由于公司内外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成本，因此当投资机会和现金存量改变时，企业惯常以资本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筹措资金，经理们的行动就好像他们在当前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冲突中代表了当前投资者的既得利益，最佳选择是尽量降低资本成本和尽可能使用内源性资金。如果外源性融资是必要的，则会首先采取不引起新老股东利益冲突的方式，也就是债务融资，然后用混合性质的股权融资，之后才是股份融资。
    融资优序假说在国内得到了大量支持。例如，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符合融资顺序理论，不符合权衡理论。就融资顺序来讲，尽管赵冬青等(2008)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行业在信贷政策收紧时经营性应付款的增加是主要资金来源，然而，当企业进行金融资本配置时，则不宜以日常周转的经营性应付款作为资金来源。这是因为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大，以至于虽然有活跃交易市场但却并非随时有处置时机，这实际上大大降低了现金流动性，因此需求有稳定的新增资金来源。按照这个分析，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当内源性资金不足时，企业可能以债务融资方式进行金融资本配置。尽管银行不至于直接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证券投资，但是经理层可以通过增加项目融资规模、延长项目融资期限、申请增加授信额度等其他变通的方式获得信贷资金，进而导致有息债务水平和负债比率显著增加。综上所述，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在现金余额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可能以各种方式拆借银行资金或者增加债券规模，进而导致负债比率显著上升。据此，我们提出假说H2。
    假说H2：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下，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由于内源性资金供给有限，企业的负债水平很可能显著上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1)
    考虑到金融投资行为存在公司个体特征，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通过模型(1)检验假说H1。
    SIit=α+β1FVAit+β2PICKit+β3ROABit+β4ADEQUit+β5SIZEit+β6CASHit+β7GROWTHit+β8GOVERit+β9FSRit+εit    (1)
    被解释变量：SI，是证券投资规模。在成本计量下，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应的是“短期投资”，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应的是长期股权投资中的“长期股票投资”。因此，证券投资规模=[(短期投资+长期股票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1)FVA，表示公允价值计量。2007年及以后，FVA=1；否则，FVA=0。依据假说1，FVA的系数预期为正。(2)PICK，表示利得交易，用于衡量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动机。假如公司i第t年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前的总资产收益率(ROAB)大于0并且低于所在行业当年所有ROAB正值的中位数时，可能存在盈余平滑动机，令PICK=1；当ROAB小于0并且处置后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大于0时，表明存在阈值管理动机，令PICK=1；否则，令PICK=0。(3)ROAB，等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前的净盈余。依据Hirst和Hopkins(1998)对择机处置的定义，经营性净盈余越低，盈余管理动机越强，因此ROAB的系数预期为负。
    (作者：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曾雪云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徐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