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研究——以L县团仓村为例

    内容提要：通过实证研究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现：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亲属关系主要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非亲属关系主要为其提供社会交往和劳务支持。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中主要关系类型由强到弱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针对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现状，建议政府加大对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救助力度；扩充其生活物品支持网的内容；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居民提供就业支持；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保存和发扬社会互助传统。
关键词：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社区扶贫作者简介：王卓，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丽，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助教，四川成都610064
         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低保居民是农村中经济上最贫困的群体。这个群体由于个人身心状况差或年老体弱，没有收入来源，其基本生活难以自力更生而陷入社会底层。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保障这个群体生命基本安全。在没有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前，这个群体主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支持。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加剧的形势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理性”，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看起来也越来越弱。本文拟探究在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嵌入农村社会的进程中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现状。
    社会支持网属于社会网络的一个分支，社会网络是指由个体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拉德克利夫—布朗最早提出社会网络的概念，巴恩斯则首次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用于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积累了不少理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的关系强度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伯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以及詹姆斯·科尔曼(J. Coleman)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等。
    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人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如信息、物质、友谊等工具性或情感性帮助)的社会支持关系。[1]社会支持网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学界关于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定量研究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情况，二是分析社会支持网对贫困群体生活质量的影响，三是分析社会支持网在反贫困方面的作用。研究对象主要为城市贫困家庭。研究结果表明，以近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为主的血缘关系成员是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主要构成要素。网络成员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小。如李晗以长春市下岗职工为例，分析发现社会支持网通过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支持、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在缓解下岗职工的贫困方面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社会资本匮乏，虽可依靠它维持生计，但要想靠它彻底摆脱贫困，可能性不大。[2]洪小良研究发现：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相对较小，网络成员以近亲为主，并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贫困家庭缺乏社会资源极大限制了其获得社会支持的种类和数量。[3]贺寨平等研究发现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较小，亲属关系在社会支持网中所占比例较大，亲属关系与强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城市贫困人口的网络同质性较高。[4]
    从目前学界有关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研究来看，重点主要在城市贫困群体，对农村贫困群体的研究较少。事实上，乡土中国里“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在30年改革开放背景下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多呈现在农村社会。因此本文以农村低保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社会支持网规模、支持网关系构成、关系强度等。
    一、研究设计
    (一)测量方法
    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包括个体网络研究和整体网络研究。个体网络考察的是以研究对象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常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提名法要求受访者说出某一特定情境下与自己有联系的个体姓名，然后依次询问被提及者的相关情况，以测量受访者的社会网络。定位法由林南教授提出，是对社会中常见的社会阶层或职业进行分类抽样，然后让受访者说出每一阶层中的熟人以及与这个熟人的关系，以此测量受访者的社会网络。整体网络研究以一个较为封闭的组织为研究对象，对组织内每一位成员进行调查，整体网络研究主要用来分析小群体，如公司、社区、经济组织。
    本研究采用提名法研究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现状。根据农村低保居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本研究从生存和交往两个维度将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分为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劳务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四个子支持网。其中，经济支持网指低保居民能够获得无偿现金支持的关系网络；生活物品支持网指低保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物件支持(如衣服、食品、住所等)的网络；劳务支持网指低保居民日常生活中获得劳动力支持的网络；社会交往支持网指低保居民与其他个体情感联系，获得交流支持的网络。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资料收集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总体为四川省L县团仓村(以下简称T村)8个村民小组中所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村民，2011年年底该村总人口3476人，有41人为低保居民。本研究采用配额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30名低保居民构成研究样本：(1)从T村所在县民政局得到该村所有低保居民的名单，制作抽样框。(2)在41名低保居民中男性27人，女性14人。根据性别比，确定30名受访者中男性19人，女性11人。(3)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出调查对象。笔者对每个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
    (三)样本描述
    30个受访者中，男性19人，占63.3%，女性11人，占36.7%；平均年龄60.43岁，20-29岁的占3.3%，30-39岁的占6.6%，40-49岁的占16.6%，50-59岁的占13.3%，60-69岁的占33.3%，70-79岁的占16.6%，80岁以上的占10%，59.9%的受访者年龄在60岁以上，即T村低保居民以老年人居多。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者中文盲或基本不识字的占53.3%，小学①的占33.3%，初中的占6.7%，高中的占3.3%，其他的占3.3%。由此可见，T村低保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86.66%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在小学或小学以下。从婚姻状况来看，受访者中未婚者占36.7%，已婚者占36.7%，丧偶者占26.7%。从居住方式上看，13.3%的受访者为单独居住，50.0%的受访者和父母或子女一起居住，有30.0%的受访者与兄弟姐妹一起居住。就身体状况而言，26.7%的受访者自述身体“非常差”、“很差”的占26.7%，“一般”的占30.0%，“很好”的占16.7%，没有一个受访者自述身体状况“非常好”。
    总体看来，T村低保居民以男性居多，年龄集中在60岁以上，呈现出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差的特征。
    二、实证分析
    (一)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研究
    社会支持网规模指个体能够获取支持的网络范围，常用网络成员的数量作为指标。在网络分析中，网络规模是测量网络质量或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的重要指标，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源越多，个体能够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越大。本研究首先分析农村低保居民各子支持网的规模现状，然后将各子支持网的规模加总从而获得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规模。
    1.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T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0，标准差为1.9。其中有23.3%的受访者表示去年没有获得过任何人的经济支持，20.0%的受访者去年获得过1人的经济支持，30%的受访者获得过2人的经济支持；76.7%的受访者经济支持网规模在3人及以下。
    许传新、陈国华对武汉市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47。[5]张文宏、阮丹青研究发现，天津市农民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3.22。[6]贺寨平研究发现，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规模为l，其中有39.6%的调查对象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0，90.3%调查对象的经济支持网规模在3人以下。[7]
    由此可见，农村赤贫群体的经济支持网规模较小，但高于城市贫困群体。在调研过程中，当询问受访者“去年有多少人曾给你无偿货币援助”时，大部分人回答是：“没有人，别人都拖着自己的家，哪个有闲钱给你哦！”在进一步追问后，他们才能回想起哪个曾经给了钱。受访者的第一反应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获得私人货币性支持是不常见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产生于社会吸引，社会吸引产生的前提是双方都认为彼此拥有自己没有的但是自己又需要的资源，于是人们通过互动、交换建立社会关系。农村低保居民在经济资源的拥有上无疑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因此获得别人无偿经济援助的机会自然较小。
    2.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在日常生活中，低保居民若能得到他人提供的诸如柴米油盐、衣物、食品等生活物品的救助，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生活压力。本研究发现T村低保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网平均规模为2.63，标准差为2.68。33.3%的受访者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1人，30.0%的受访者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2人；93.3%的受访者得到过别人的生活物品支持。这表明，在农村地区，村民对生活贫困者的物质救助是较为常见的。
    3.农村低保居民劳务支持网。如前所述，T村低保居民多为年老体弱者，劳动能力的欠缺为其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分析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T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规模为1.9，标准差为1.26。43.3%的受访者劳务支持网为1人，43.3%的受访者劳务支持网为2人；86.7%的受访者劳务支持网在2人及以下。由此可见，T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规模较小。
    4.农村低保居民社交支持网。T村低保居民的社会交往支持网规模为2.1，标准差为2.99。26.7%的受访者社交网络规模为0，36.6%的受访者社交规模为1人，16.7%的受访者社交支持网规模为2人；80%的调查对象社交支持网规模在2人及以下。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低保居民遭到社会排斥是一个普遍现象。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个人对自己的角色认同是通过看其他人眼中的“我”所形成的，即“我看人看我”。当个人的角色认同形成后，就会按照这种认同来行动，从而强化这种认同。大部分农村低保居民认为别人不愿意和自己交流，自然也就不愿意和别人交流而自我边缘化。
    将各子支持网的人数加总，我们可以得到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总规模(见表1)。
    由此可知，T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平均规模为8.63，标准差为5.67，50%的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在6人及以下。相关研究中，贺寨平等发现，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为2.55；[8]洪小良测量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21；[9]韦璞研究指出，贵州省黄果树贫困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为8.4；[10]尹志刚、洪小良对北京市低保劳动家庭的就业支持网研究发现其支持网规模为1.2。[11]
     
    (二)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分析
    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是指受访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类型的构成情况，用某种特定关系占所有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12]关系构成研究主要回答什么样的关系类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以及哪种类型的关系在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两个问题。本研究把关系分为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两大类，其中亲属关系指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戚等五类，非亲属关系则主要指朋友和邻居。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本文将朋友和邻居合并为一项，用“朋友邻居”指代非亲属关系。
    经济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亲属关系在经济支持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子女和兄弟姐妹在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上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父母、配偶和其他亲戚。张文宏、阮丹青对天津城乡居民的经济支持网分析结果表明：子女在经济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较小，邻居在经济支持网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3]本研究发现子女在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中的作用较大，朋友邻居在其经济支持网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生活物品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兄弟姐妹在生活物品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占所有提到关系的26.2%；其次是朋友邻居，约占所有提到关系的24.6%，排在第三位的是子女这一关系类型，约占所有提到关系的19.7%。在生活物品支持方面亲属和非亲属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社会交往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朋友邻居是低保居民社会交往的首选对象，其次是其他亲戚，排在第三的是子女、父母。在经济支持网和生活物品支持网中都发挥较大作用的兄弟姐妹关系类型没有出现在社交支持网中。
    劳务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在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关系构成中，朋友邻居这类关系共被提及了16次，占比29.6%；子女被提及了12次，占比24.1%；兄弟姐妹被提及10次，占比18.5%。可见，朋友邻居、子女、兄弟姐妹在农村低保居民劳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配偶、父母、其他亲戚发挥的作用则相对较小。
    综上分析可见，子女和兄弟姐妹是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和配偶在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较小；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在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中所起的作用较大。朋友邻居在农村低保居民劳务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
    (三)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分析
    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是指被支持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亲密度。本研究采用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提出的互动频率、情感密度、熟识或相互信任程度、互惠交换程度4个指标来测量个体之间关系强度，并用利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③。
    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这一关系类型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78④，在信任程度、亲密程度上的得分均为5，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为4.21，其关系强度的总分为18.99。“配偶”在四个指标上的得分均为5，其关系强度的总分为20。“子女”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69，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4.8，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4.84，互惠程度上的得分为3.28，其关系强度的总分为17.61。“兄弟姐妹”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04，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4.47，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4.63，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为2.58，其关系强度总分为15.72。“其他亲戚”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3.31，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3.55，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3.65，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2.31，其关系强度总分为12.82。“朋友邻居”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32，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3.84，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3.89，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1.72，其关系强度总分为13.77。
     
    由此可见，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关系由强到弱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以往的研究通常把亲属关系简单等同于强关系，非亲属关系则等同于弱关系，如边燕杰、洪小良等。[14]虽然大部分亲属关系的确属于强关系的范畴，但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朋友邻居关系强度大于其他亲戚。因此，用亲属关系指代强关系有待商榷。
    三、研究结论和讨论
    (一)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特征和缺陷
    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平均规模为8.63人，其中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人，劳务支持网规模为1.9人，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2.63人，社交支持网规模为2.1人。亲属关系对农村低保居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上，非亲属关系对农村低保居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和劳务支持上。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中主要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
    1.经济支持弱化。T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人，近亲即子女和兄弟姐妹是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血缘关系蕴含的责任与义务是低保居民获取经济支持的文化基础。但是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劳动力快速流动和人口政策等因素，促使T村传统的救助文化被解构，传统文化强调的家族救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慢慢弱化。在T村，兄弟姐妹对低保居民的经济救助已经消减，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网将萎缩到子女这一关系类型。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的弱化无疑会使其生活更加艰难。
    2.物品支持单一。虽然生活物品支持网是农村低保居民各子支持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且生活物品支持网关系构成较丰富，但是从支持内容看略显单一。废旧衣物是农村低保居民获得的最主要的生活物品支持，食品、电器、农具相对较少。在过去，村集体会给低收入居民粮食、盐、油等，村民自家吃剩下的饭、菜也会给低收入居民送去。现在，这种形式的救助基本消失了，低保居民在这些方面的相应开支也越来越大。
    3.劳务支持减弱。“换工”本是农村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在T村，这种农村民间的无偿互助消失了。农忙时节，包工队有偿揽走了几乎所有农活，这使得换工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村低保居民没有钱雇佣包工队，也不能够换工，因此只能花钱请人干活。劳务支持的减弱，使缺乏劳动力的农村低保居民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村民们偶尔还是会无偿为低保老人挑水、搬东西，但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常见。
    4.社会交往边缘化。首先，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交往意愿薄弱。低保居民认为自己家境贫穷或者行动不便，会遭人嫌弃，因此主动回避与他人进行过多交流而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现象在农村低保老年人和残疾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其次，农村低保居民缺乏社会交往的经济条件。T村里的茶馆是人们聚会社交的场所，大部分村民在空闲时间里都乐于去茶馆打麻将消遣，而去这些地方即使不打牌也得花茶钱，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状况本来就拮据，没有闲钱去参与村民日常的社会活动，久而久之就被边缘化了。
    (二)扩充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政策讨论
    1.加大对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救助力度。在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因制度变革而萎缩的背景下，政府应该承担起社会救助功能。子女和兄弟姐妹对低保居民经济方面的支持随意而零散，很难成为低保居民经济收入的稳定来源。因此，政府制度性的经济救助显得十分重要。首先，政府应根据物价变化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其次，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其他惠农政策时，应对农村低保居民这个群体给予特殊关注。
    2.改善低保居民生存条件，扩充其生活物品支持网的内容。政府除了给予低保居民货币形式的救助外，应积极宣传动员和鼓励村集体、村干部、社会组织等给予农村低保居民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生活物品支持。首先，政府可以对农村低保居民按月提供米、盐、油的救助，以实物和货币相结合的方式，改善农村低保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政府可以实施一些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的扶贫项目，如为农村低保居民免费打水井方便其生活用水，免收农村低保居民电费等以减轻低保居民的生活负担。再次，加强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服务意识与能力，鼓励他们过年过节主动到低保居民家里慰问，帮助解决其生活困难。
    3.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居民提供就业支持。眼下，包括T村在内的农村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新农村建设运动，整土改田、特色产业基地、养殖场、经济林建设等新农村建设项目需要大量劳动力，政府可以要求项目承包方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居民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增强农村低保居民通过参与适度劳动获得经济收入。
    4.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保存和发扬社会互助传统。虽然市场经济价值观不断冲击和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但是政府应该积极提倡和保护传统的邻里互助、团结友好等优秀文化。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村里组织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充实村民文化生活的同时，宣传互助思想，鼓励邻里与低保居民交往，以减少低保居民的社会排斥感，促进社区团结。
    注释：
    ①深度访谈表明：大部分受访者所说的小学，是指接受过1-2年的小学教育。
    ②社会支持网人数=经济支持网人数+生活物品支持网人数+劳务支持网人数+社交支持网人数。
    ③本研究将互动频率操作为“经常联系、偶尔联系、一般、很少联系、基本不联系”，将情感密度操作为“非常亲密、亲密、一般、不亲密、非常不亲密”，将信任程度操作为“非常信任、信任、一般、不信任、非常不信任”，将互惠交换程度操作为“经常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偶尔为其提供帮助、一般、较少为其提供帮助、从未为其提供帮助”。在进行问卷分析时，分别对五级量表进行赋值，经常联系为5分、偶尔联系为4分、一般为3分、很少联系则得2分、基本不联系得1分；将4个指标的得分情况进行加总后，除以该关系被提及的频数，就可以得到该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弱总分。分值越高，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
    ④计算公式为：∑(该关系相应取值提到的频次×该关系相应取值)/该关系被提到的频次，如父母这一关系类型在互动频率上的取值为：(13*5+1*2)/14=4.78。
参考文献：
        [1]张文宏.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8.
    [2]李晗.社会支持网在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的作用[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9][12]洪小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7][8]贺寨平.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5]许传新，陈国华.社会支持网规模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4，(9).
    [6][13]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3).
    [10]韦璞.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初探[J].人口与发展，2010，(2).
    [11]尹志刚，洪小良.北京城市贫困劳动人口的就业及社会支持网络调查报告[J].新视野，2006，(3).
    [14]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洪小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