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2012年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内部职业分割和流动的现状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30％左右的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呈现出“去体力化”或“去农民工化”的特征。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民工职业具有明显的性别和代际区隔。人力资本是农民工从事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对获取低端职业有意义，对中高端职业帮助不大；而政治资本对其职业获取几乎没有作用。尽管农民工向上流动存在较大障碍，但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城市工作经验更丰富的农民工更易实现基于职业的向上流动。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分割/向上流动
作者简介：符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唐有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立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一、引言
    对于“农民工”而言，“农民”标明的是其制度身份，“工”则指其职业身份。可见“农民工”的称谓实际上是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的结合体。中国迄今已历经30多年的城乡人口流动。虽然农民工至今仍然共享“农民工”的制度性身份和特定称谓，但该群体内部的职业身份已出现了明显分化，从事的职业涉及社会各行各业而不限定于“工”的范畴。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关注农民工的制度身份，对其内部职业分化及其形成机制的关注相对甚少。而研究该群体的职业分割与流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深入理解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建构一个跨越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和流动模型提供经验上的启发。
    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已较多地探讨了人们职业获取的影响因素，但尚未有研究专门探讨农民工的职业分化和影响机制。不过关于农民工求职和就业的研究对本文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些研究形成的共识是，关系网络对其求职、就业和职业地位的影响是显著的和正面的(刘林平，2005；万向东，2008)。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正规培训和技术)对农民工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且是他们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基本条件(赵延东、王奋宇，2002；姚先国、俞玲，2006)。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农民工的职业转换和地位获得，认为农民工的非市民身份是造成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关键因素(项飚，2000；Solinger，1999)，制度阻隔导致农民工很难通过获得高端职业来融入城市生活(Zhou等，2008；Wu等，2008)。这些研究未曾关注到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通过自身努力获得高端职业、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试图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分析农民工内部的职业分割和地位获得。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1～2月“农村籍进城工作或创业人员调查”。这次调查覆盖26个省份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受访对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0.2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受教育程度包括农民工外出打工后的继续教育经历。此外，受访对象的平均工作年限为7.81年，标准差为6.5年。样本的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在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工的职业划分为10种不同类别(见表1)。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内部的职业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割，以致于部分农民工无论其客观的职业身份还是主观的身份认同，都很难用“农民工”这一称谓来指代。其中，近10％的农民工已经出现了“去农民工化”特征，成为了技术精英(高级技术人员)、管理精英(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或私营企业主。显然，他们通过职业转换实现了地位提升。有超过20％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表现出了“去体力化”特征。这部分农民工的职业是办公室工作人员或服务行业人员，他们变成了低端白领，传统的农民工特征在其身上也已淡化。此外，尽管有45％的农民工仍然属于传统的产业工人，但只有约10％的农民工仍以出卖劳力为生，近1/3的农民工已成为具有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
    农民工的上述职业分化现象是其主体性与制度和结构约束互动的结果。农民工的主体性既包括他们所拥有的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和年龄，也包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若干自致性因素。上述变量构成了本研究的自变量。
    三、职业分割决定的变量与模型
    (一)变量处理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民工调查时的职业类别。在调查时，一部分农民工处于暂时性的失业状态或者做家庭主妇，其职业类型无法归类。虽然可以用他们从事的上一份职业来进行替代，但为了保持调查时点的同一性，我们剔除了这些样本。此外，一些无法进行归类的职业处理为其他。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是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变量(见表1)。在自变量的处理上，年龄通常作为连续变量直接引入到模型中，但为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进行比较，我们将年龄处理为分类变量。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定位为新生代农民工，虚拟变量取值为1。这一处理虽然会缺失关于年龄的更详细的信息，但却有助于揭示农民工职业分割的代际差异。
    此外，我们分别用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专业技术水平3个变量来测度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其中，专业技术水平包括5个等级，从没有任何技术到拥有高级技术证书，在实证分析中作为连续变量处理。党员身份通常都被视为个人政治能力的重要指标。在研究中，我们还加入了是否曾经担任村干部和是否有过参军经历这两个指标来共同测定农民工的政治资本。因为在农村，这两个变量通常被视为农民政治资源和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中，通常的处理方法是考虑一个群体拥有的全部社会网络的类型、密度和质量。但由于社会资本的含量与获得的职业类型之间具有极强的内生性，即不同的职业本身可能决定了该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和含量，而且一个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多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择业和晋升过程中就动用了其社会资本，即存在“潜在的社会资本”与“已经动用的社会资本”的差别。所以就职业选择的问题而言，研究对象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事实上更具分析意义。所以本文的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在获取该工作时所动用的个人的社会关系，动用社会资本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
    (二)模型及解释
    由于因变量职业类别是定类变量，因此应使用多项Logisitc回归模型来检验多个主体特征变量的效应。我们将其他职业作为因变量的参考类别群体，这样Logistic回归系数就是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自变量对进入某个特定职业类别的对数发生率影响的大小。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分析结果，模型直接汇报了对数发生比(Exp(B))值，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考察自谋职业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工作经验(进城工作年限)对农民工从事自谋职业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自谋职业的发生比相对第一代农民工要低61.0％。而农民工进城工作年限越长，则其从事自谋职业的发生比也越大，表现为进城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从事该职业的发生比增加7.0％。
    非技术产业工人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术、党员身份和社会资本都对该职业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农民工从事该职业的发生比要比女性高83.6％。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纯粹出卖劳力的非技术工人要比第一代农民工低58.4％。非技术产业工人大多是由于缺乏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技术等人力资本要素而不得不主要靠出卖劳力谋生。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则从事该工种的发生比降低12.1％，而专业技术水平每增加1级，发生比降低55.1％。相比非党员身份的农民工而言，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发生比要低67.7％。最后，非技术产业工人寻找工作的方式高度依赖社会资本，即此种低端层次的工作主要依靠老乡等关系介绍获得，而非通过劳动力市场正规招工方式。分析结果发现，通过社会关系获得该类工作的发生比是其他途径的3.8倍。
     
    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相比普通工人的主要特点是前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或者丰富的工作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男性从事职业为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的发生比较女性高52.1％。此外，进城工作年限和专业技术都对此类工作具有显著的回报作用。进城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的发生比增加6.7％，专业技术水平每增加1级，成为技术工人的发生比增加53.4％。而文化程度则没有显著影响。与非技术产业工人获得工作的方式相似，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也高度依赖传统的社会关系来获得工作。与技术工人相比，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员的技术性更强，因此是农民工中的技术精英，该职业的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阶层。研究发现，决定该职业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两个变量。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提高37.3％，而技术水平每增加1级，成为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提高近1倍。
    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特点是去体力化，具有“白领”的特点，其身上传统的“蓝领”工人特征不再明显。研究发现，女性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比男性高51.0％。此外，受教育程度和进城工作年限对从事该工作都有显著的回报效应，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其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发生比增加44.5％，而进城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获取该工作的发生比增加6.4％。因此，相对而言，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女性更容易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
    在城市的服务行业如餐饮和酒店中从事服务员工作是农民工的主要职业之一。研究发现，女性和第一代农民工从事该行业工作的机会更大。结果表明，女性从事服务行业工作的发生比较男性高56.9％，第一代农民工的发生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又高出43.2％。虽然此类职业的获取在城市相对比较容易，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获得此类工作的途径也高度依赖社会资本，依靠社会资本获得服务行业工作是其他方式的1.849倍。
    管理精英和私营企业主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是农民工奋斗的方向。虽然这一群体人口规模和所占比例很小，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群体。分析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和进城工作年限是农民工能否成为管理精英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均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管理精英的发生比增加32.5％；而进城的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管理精英的发生比增加13.8％。对于私营企业主而言，只有进城工作年限对其有显著的影响。进城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发生比增加6.5％，其他因素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
    综合上述8类职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农民工的职业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区隔，其中男性更多地成为产业工人，而女性从事办公室文员和服务行业的机会更大。(2)两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也有一定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自谋职业、非技术工人和服务行业的发生比都比第一代农民工低。(3)人力资本是农民工获得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虽然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要成为办公室文员、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都需要更高的文化程度。无论是层次较低的技术工人还是层次较高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技术水平都是重要的条件。而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从事低端工作的发生比也大幅降低。(4)进城工作年限对不同职业的影响较为复杂，自谋职业、熟练工人、管理精英和私营企业主都需要更多的工作经验，这表明进城工作年限的增加并不是简单地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好的职业，而是出现了低端和高端职业的分化。(5)农村政治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获取几乎没有影响。(6)社会资本只对农民工获得低端职业有显著影响，对获得各类中高端职业则没有明显作用。
    四、基于职业的向上流动及其决定因素
    前面考察了农民工的职业分割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这是不同职业间的横向比较。但是，这一比较无法揭示农民工自身的初始职业与当前职业是否发生了纵向提升，是否实现了向上流动。对农民工而言，职业流动即工作或职业地位变动是该群体的基本生存状态。调查发现，样本中仅有8.69％没有过职业流动经历，平均工作变动次数为3.60次，最多的高达60次。如此频繁的职业流动的结果是什么?从流动向度看，农民工职业的流动包括平行、向下和向上流动3种类型。为考察具备哪些特征的农民工更易实现基于职业的向上流动，我们选取了那些具有职业变换经历的样本。鉴于农民工职业的复杂特征，我们从职业声望、待遇和权力的角度将职业划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3个不同层级，然后对初始职业与当前职业所处的层级予以比较。处理方法及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70％以上农民工从事的首份工作属于低端职业范畴，仅有3.51％从事的工作属于高端职业范畴。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部分从事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在就业前便已经拥有较高的技术证书，或者初始职业选择的是自主创业。在经过复杂的工作变换经历后，农民工当前职业所属层级的分布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低端职业和高端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上。具体而言，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比例下降了近10％，而上层职业的从业者比例增加了6％左右，中端职业的比例也略有上升。因此，如果说农民工当初选择进城工作本身便是针对其在农村的职业地位是一种提升，那么存在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在进城后其职业地位将继续提升。农民工当前职业与初始职业之分布特征的变化过程也是该群体内部不断分化的过程。近10％的农民工开始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而大多数则继续保持其原先的职业地位。仅有10％的农民工实现了向上流动，即其当前职业较初始职业的地位有明显提升。这表明，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通道并不通畅。为进一步考察影响向上流动的主体性因素，我们将实现向上流动的编码为虚拟变量1，其他设为0，然后引入反映农民工主体性特征的变量考察其对职业流动的影响。表4给出了农民工主体性特征变量对其职业流动影响的分析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性别、文化程度、进城工作年限和流动经历是决定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相比初始职业，男性职业提升的发生比只有女性的72.9％，这表明女性实现职业提升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与工作性质和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有关。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较为稳定的工作岗位，职业流动性较低，更易积累向上流动所需的条件。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向上流动也有显著的回报效应。具体而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则其实现向上流动的发生比增加12.0％。即文化程度越高，则农民工实现职业提升的潜力也越大。进城工作年限也有助于农民工的向上流动。进城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其实现向上流动的发生比增加3.5％。估计结果显示，流动次数的回归系数为正，其平方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并非职业流动的经历越多，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而是最初的流动经历有利于实现其职业的提升，但过度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职业提升。研究还发现，农民工通过社会资本途径获取工作反而不利于其实现向上流动。这与前述不同职业影响因素的分析相符，即农民工的低端职业更依赖社会资本获得，而中高端职业的获取则相对不依赖社会资本。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发现，农民工的政治资本和专业技术水平对其向上流动也没有显著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向上流动是指农民工的当前职业与其初始职业的比较。技术水平对农民工向上流动没有影响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拥有技术的农民工的职业状态相对比较稳定，职业的流动性较低，因此当前职业和初始职业很难表现出明显的地位提升。而这次调查的一个缺憾在于没有涉及初始职业与技术证书获得的前后时间关系，故上述结论仍需后续研究加以证明。
     
    五、结语
    在经历了不同的职业过程后，当前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但统一的身份类属却掩盖了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和差异的事实①。本研究表明，职业分割尤其是性别区隔和代际差异是农民工群体职业分布的显著特征。少数农民工跨越了次级和初级劳动力市场的界限和社会阶层间的藩篱，实现了基于职业身份转换的向上流动，约有30％的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的职业(低端白领、技术和管理精英或私营企业主)，传统的农民工形象和特征在这部分人身上表现甚微。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对农民工职业获得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人力资本是他们晋升为技术和管理精英的重要条件，政治资本对职业获得几乎没有影响，而只有低端的职业才会更依赖其传统的社会资本来获得。研究还发现，仅有近10％农民工真正实现了基于职业的向上流动。其中，女性、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在城市工作年限较长的农民工相对更容易实现向上流动。而工作变换得越频繁，越不利于其实现向上流动。
    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完全有可能突破制度障碍和结构约束，通过获得具有更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职业而实现向上流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仍然依据早期的认识和观点来预设农民工的社会类属和阶层地位，便会忽视他们存在向上流动的事实可能性。虽然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在进城之初的确处于相似的阶层位置、面临相同的制度约束，进入的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但不能排除一部分农民工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素质和潜力，具备可利用资源和善于抓住市场机会的能力，从而能够通过若干年的努力，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从事中高端职业。尽管在制度意义上，这一小部分人仍属农民工范畴(拥有农村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但在职业上他们已经跨越了阶层间的“藩篱”，提升了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
    注释：
    ①这种分化可能在近10年才凸显出来。早期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着相同或相近的工作，具有较为统一的劳动力特征。但经过在城市多年的闯荡以后，在市场机制和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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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飚(2000)：《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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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赵延东、王奋宇(2002)：《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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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Zhou Min and Cai Guoxuan(2008), Trapped in Neglected Corners of a Booming Metropolis: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Marginal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Guangzhou, In John R. Logan(ed.)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UK.
    [9]Wu, Weiping and Emily Rosenbaum(2008), Migration and Housing: Comparing Chin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John R. Logan(ed.)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