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老龄化几点认识的反思

    内容提要：人口老龄化是工业与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死亡率与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但即便中国现在建立起来比较健全的基本社保制度，持续(超)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也注定社保制度难以为继。人口高度老化使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乏力，从而使依靠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愿望落空。生育率必须维持在更替水平、更长时间的工作、使退休者的社会保障维持适度水平并逐步缩小退休者社保水平之间的差别是中国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根本之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作者简介：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上逐渐形成了几个流行的观点，甚至是“共识”。然而，这其中的部分观点仍有待商榷之处。本文对其中的几个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人口老龄化究竟因何而起?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比例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那么，人口老龄化究竟因何而起?人口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由于全球范围内不存在人口净迁移，因而造成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就仅剩两个：出生与死亡。所有影响出生与死亡的因素，都将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而对人口老龄化或年轻化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人类死亡率、继而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与平均预期寿命的显著延长肇始于英国的工业与科技革命。正是因为工业与科技革命，生产力迅猛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才得以迅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极大改善，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现代人口转变过程，死亡率率先下降，继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这不仅导致了人口的老龄化，而且使得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在人口老龄化发展初期，死亡率下降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继而生育率下降有助于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然而，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反过来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
    对人口老龄化几点认识的反思
    (一)中国是否具备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
    至今仍有人坚持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建立类似于发达国家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财力不足”一直成为政府对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责任缺失的潜在理由。
    中国现阶段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时机是否成熟?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回顾与考察一下发达国家在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之初时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结果发现：发达国家在开始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西欧12国1957年时的平均水平。考虑到2009—2012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据此推断，2012年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与西欧12国1965年相近。但我们注意到早在1960年前西欧12国就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见表1)。从西欧的实践可以推断：中国目前也应具备了建立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能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吗?
    目前人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种愿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为此，有必要搞清楚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社会保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性安排?社会保障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要解决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保障公民的生存权是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之一。社会保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①通俗地说社会保障本身变不出钱来，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其所需资金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其次，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普遍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结果又如何呢?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目前这些国家因人口老化，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越来越大。例如，养老金支付一直是英国最大的社会保障支出项目，近年来养老金支付一直占到公共支出总额的40％左右，占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资金压力巨大。②由此可见，即便以往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发达国家也未能较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
    最后，发达国家原先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增长型人口年龄结构基础之上的，当人口结构出现严重老化时，原先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将难以为继。生育率持续走低，逐渐形成一个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使得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而领取社会保险金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多，从而导致社会保险基金逐渐枯竭、甚至出现严重的亏空。这表明：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筹集与可持续使用一定要建立在人口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而维持一个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在持续(超)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
    如此看来，即便中国现在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但持续(超)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本身也注定了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将难以为继。
    (三)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能否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救命稻草?
    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的结果。国内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不高所致。在这些人的眼里，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似乎仅仅是一个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问题，坚信人口老龄化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才能得以解决，只要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提高了，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③上述观点实际上忽视了以下四个基本事实，因而是存在缺陷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一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不仅逐渐凸显出来，而且人类从未遭遇过如此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例如，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很高的德国等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非但没有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反，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了。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探寻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解决之道而绞尽脑汁、百般苦恼。纵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能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④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虽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然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问题，也不仅仅只是通过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创新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共同而严峻的挑战之一。
    二是人口严重老化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国内很多人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来解决中国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可否认，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本身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但问题是：在一个人口严重老化的社会，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何以可能?众多的研究表明，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向纵深演进，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动力也逐渐衰竭。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劳动力本身也出现了老化倾向。而劳动力老化本身对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科技创新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目前，世界上还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⑤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与科技创新能力将趋于衰弱。中国凭什么会是例外?目前，我们中的部分人还沉浸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喜悦之中，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会延续以往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将深受人口老龄化之累而步履维艰。如此看来，我们原本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设想过于理想化，人口严重老化本身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前景变得愈发黯淡，从而使得借助于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愿望落空。
    三是老年人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料等为老服务主要依靠的是人的活劳动，很多工作不是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所能取代的，依靠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为老服务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因而为老服务领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低于工业等其他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结果必然是老年人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料等服务价格的急剧上涨与为老服务开支的急剧膨胀，远远超过同期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工成本紧密相连，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意味着高的劳动力成本。在一个深度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人力资源是最宝贵与最稀缺的资源。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科技的进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而为老服务恰恰属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服务价格提升速度更快，甚至大大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至于这一点，从近年来中国保姆市场价格迅速上涨中可见一斑。
    (四)发达国家更容易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目前，我们习惯于认为发达国家属于“先富后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中国属于“未富先老”，因而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实际上，上述认识忽视了五个基本事实，其正确性令人生疑。
    一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普遍要比中国高得多。因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负担要比中国沉重得多，用于养老保障的支出也要比中国多得多。
    二是福利刚性。人们习惯于从过穷日子自然过渡到过富日子，但很难适应由富到穷的转变。社会保障水平一旦上去了，要降下来，部分人的利益必然受损，自然会遭其抵制、甚至是反抗，并可能因此而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特点，一旦水平上去了，就很难降下来。
    三是老年人的生活水准绝不是停滞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结果是社会养老能力并没有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同比例地提高，经济增长只能解决部分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养老需求是很不相同的，发达国家老年人的生活水准要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发达国家养活一个老年人所花费的资源可以养活多个、甚至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却忽视了生活水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一基本事实，在假设现在生活水准不变情况下最多只能大致预测准确今后数年的变化。例如，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老年人而言，今日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与消费需求大大提高，每位老年人占用与消耗的资源也多得多。当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时，也一定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情形，以往养几位老年人所消耗的资源，届时可能只能养活一个老年人，甚至一个老年人也养不活。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能否养活老年人，而在于怎样养活老年人，即要将老年人的生活维持在怎样的水平上。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仅要养活老年人，而且要使老年人保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称及与成年人相近的生活水准，这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四是多数发达国家不仅国库空空，甚至还负债累累。在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发达国家确实积累起大量的社会财富，在此期间也多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经济停滞与人口老龄化不断向纵深演进，使得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开始出现入不敷出，收支失衡，因而不得不动用以往的积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存下来的养老保险基金逐渐被消耗殆尽。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浪潮汹涌澎湃，所需养老资金快速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多已负债累累，债台高筑。例如，截至2009财政年度末(2010年3月末)日本国债总额高达882.92万亿日元，比上一财年增加了36.43万亿日元。按2010年4月人口统计数字计算，日本人均负债额高达693万日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底，包括地方债务等在内的日本公共债务余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8.6％(远远超过美国的84.8％和英国的68.7％)。⑥仅偿付利息，日本就用掉了2008年预算的1/5，美国的债务利息也占预算的1/10(美国日本互称“借钱大王”)。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措养老资金已经较为困难。另外，这些国家的税赋大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⑦提高企业与劳动者税赋的空间不仅极其有限，而且会招致企业与劳动者的坚决抵制，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诱发代际冲突，削弱企业竞争力。因而想要维持目前的高福利困难重重。同时，由于福利刚性，要将较高福利水平降下来会招致老年人与准老年人等利益群体的激烈反对。
    因此，人口老龄化使得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多难选择的境地，普遍面临比中国更为严峻的挑战。目前，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还没有破产，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充分利用资金与技术上的优势，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业转移与国际贸易，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高附加值产品与服务的同时，又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的商品与服务，从而分食甚至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维系了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趋于缩小，发达国家要维系目前国际产业分工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格局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从而依靠先发优势分食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果的努力最终会走向尽头。⑧
    五是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中所遭遇的阻力要普遍高于当下的中国。对拉美和中东欧国家的研究表明，养老金的改革得益于其特殊的政治体制、外生行动者的支持和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否决点的缺失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弱小又减少了养老金改革的阻力。但对美国和欧洲的分析表明，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否决点的分散以及强大的工会力量，社会保障改革困难重重。⑨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国富民穷”国家。一方面，政府为国民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极其有限，属于典型的“多取少予”型国家。然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执政理念的确立与施行，使得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国民福利水平逐渐增加的过程，一个政府逐渐承担责任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还权于民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福利增加时期。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大多没有接受过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更缺少古希腊那种民主共和思想与文化传统，民主意识与权益意识淡薄，尽管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责任长期缺失，然而多数百姓不仅无怨无悔，而且还很容易满足。中国近年来才施行的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免除农业税，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每迈出一步，都得到民众的极大欢迎与感激，而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些都是政府的分内事。此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越来越富裕，为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政府承担应尽责任创造了越来越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发育不良的市民社会、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与高速的经济增长等，使得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中所面临的阻力要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同时，发达国家更容易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命题实际上也是站不住脚的。非但如此，发达国家正是因为高福利与福利刚性，远比发展中国家程度深的人口老龄化(见表2)，而使其面临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相比于眼下的中国政府，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上的日子可能普遍要难过得多。但这仅是暂时现象，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红利因此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中国经济将由目前人口红利推动的结构性增长转而进入由人口负债推动的结构性衰退阶段，届时中国也将会遭遇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因人口深度老龄化而导致的老年社会保障危机。
    (五)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财政赤字在人口深度老龄化下有能力偿还吗?
    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开支减少，因而易出现财政盈余。相反，在经济不景气或衰退时，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开支增大，易出现财政赤字。届时，政府将不得不动用以往积存的财富，甚至被迫负债。因此，政府要平衡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时期的财政收支，用经济增长时期所积累的财政盈余去填补经济停滞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财政亏空，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稳发展。
    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出现了大量的政府财政盈余。例如，战后的联邦德国利用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时机，加速社会财富积累，一是用以医治战争创伤，使其在战后较短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任务；二是用以大幅度提高国民的收入与福利水平，使其很快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三是用以二战的巨额赔款。即便在如此情况下，政府仍有大量的财政盈余。战后的日本也与联邦德国类似。然而，当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不景气或衰退时，相反的情况便出现了。相似的情形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各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等地区，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的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便是如此。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社会保障所面临的资金压力也将越来越大。中国现在如果不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时机，积累财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迎接未来人口深度老龄化挑战早作准备，那么，等到人口深度老化到来之时，由于缺少必要的物质与精神准备，整个社会可能将濒于崩溃。
    现在的问题是，正处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政府非但没有积累，而且负债还逐年增加。欠债总是要偿还的，今天的债务将变成日后子女的偿还负担。不用说我们今天花子孙后代的钱是否道德以及对子孙后代是否公平，即便子孙后代愿意承担偿还历史欠债的责任，届时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
    现实是：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许多本该现在解决的问题无限制地往后拖，留给以后去解决，直至许多问题不能再拖下去或躲不过去时，才很不情愿地着手处理或解决，而此时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可能早已错过，未来政府与社会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我们常说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前做好物质与精神准备，实际上今天非但没有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而积存多少物质财富，相反还遭遇到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更是爆炸性增长，而政府负债却不断增多的时代，这就注定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周期过后，在深度人口老龄化到来之时，迎来的更可能是一个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时代。
    (六)投资理财式养老靠得住吗?
    投资理财首先必须有“资”。以往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普通职工的退休金一般都很低，虽然这些年全国各地养老金连年上调，但是除少数离退休干部外，普通退休者的养老金仍较低。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多数老年人(主要集中在农村)根本就没有退休金。即便现在老年人与准老年人手中有点闲钱，多数人手中的闲钱也不多。因此，对多数老年人或准老年人而言，靠投资理财养老因无资可理而基本上行不通。
    投资理财需要专业知识与投资技巧。一般人不具备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因而自我投资理财基本上“十理九赔”。但如果委托投资理财机构(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或购买金融机构的投资理财产品，一方面，对投资理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与专业素养的要求很高，但目前投资理财机构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职业操守均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甚至借投资理财名义行骗敛财的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老年人与准老年人投资理财的钱多属于活命钱，其安全性尤为重要，这就对国家的金融监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监管水平却并不尽如人意。因此，自我或委托投资理财养老对绝大多数老年人与准老年人而言，其环境还远不成熟。
    思考
    (一)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根本之策
    当人们谈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首先想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运转是有条件的，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乃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短期与治标之策。笔者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治本与长远之策有三。
    首先，生育率必须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从而保证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筹措与可持续使用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从这一点上来说，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保证每对夫妇至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促使人口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其次，人的健康长寿不应仅仅理解为享受时间的延长，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更长久地工作，否则，依靠他人与社会赡养的时间也就越长。人的工作年限与退休年龄应该与平均预期寿命相匹配，伴随着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退休年龄也应该相应地提高。西方国家退休年龄逐渐推迟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迟早终将走上这条路。当然，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严格退休年龄，严格限制早退现象的出现；二是女性退休年龄逐步向男性靠拢。
    第三，在目前多数社会成员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老干部、特别是离休干部的社会保障水平之高恐怕连西方福利国家都望尘莫及。这不仅与老干部当初参加革命时的初衷相悖，也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政府官员退休后应当与普通民众一样，而不应当搞特殊化，成为高人一等的特殊公民。与此同时，国家要切实承担起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的责任，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要尽早结束碎片化的倾向，坚守普惠与公正的原则。目前，中国的急迫任务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冻结离退休干部的退休金水平，适度降低离退休干部包括医疗保险等在内的其他退休待遇(去福利化)，适度提高中低社会阶层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水平(福利化)，实行去差别化战略，逐步缩小退休者在社会保障水平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实现如下目标：一是保证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水平维持在老年人体面生活的适度水平上，二是退休者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差别能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二)社会养老负担变迁
    1.现状
    与老龄化严重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很低，养老负担还比较轻(见表2)。如果考虑到目前多数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没有被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社会养老负担更轻。现在是全体就业人口(包括农民工)在赡养少部分城市老年人，即便如此，全国不少地区已出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基金入不敷出、亏空越来越大的局面。⑩
    2.未来
    一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意味着社会或家庭的养老负担日益加重。二是国民权益意识的觉醒与政府养老责任的回归，意味着：一方面，养老保障覆盖面与保障水平提高，使得享有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人数与比例大幅度上升，养老保障开支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农村人帮助城里人赡养老年人的历史行将结束。今后不仅城市老年人需要社会赡养，农村老年人也需要社会赡养，社会养老负担不断加重。现在社会赡养少部分城市老年人就已深感吃力，今后压力可想而知。
    3.政府责任与养老负担
    一是政府负有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的责任。因此，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政府的当然责任。现代社会公民年老以后的养老钱主要应该来自于基本社会保险。
    二是中国现状是政府对老年人基本责任承担的越位(离退休干部的超高待遇)与缺位(多数老年人被排除在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之外)同时并存。
    三是政府现在完全具备承担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财政支付能力。但国民权益意识觉醒、养老责任界定清晰与政府责任回归，使得政府未来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急剧膨胀，而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财政收入爆炸性增长更不可持续，这就注定了未来的中国政府“很差钱”。
    (三)中国老年人的现在与未来
    今日中国存在两类完全不同命运的老年人：一是体制内的幸福老年人。他们多能享有幸福的晚年生活(子女数相对较多，享有子女照料与精神慰藉的可能性较大并较为可靠，且多享有不错的养老金与医疗保险，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二是体制外的倒霉老年人。社会变迁与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使得他们有被社会抛弃之感：子女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承欢膝下(即便有心，有时也深感无力)，国家又基本处在撒手不管之状态。这两种类型的老年人在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未来等待中国老年人的更可能是：既不会像现在体制内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也不会像体制外老年人晚年生活凄惨。生活既不会很好，但也不会特坏。
    感想
    首先，在传统社会，我们没有担心过养老问题，生产力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类由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原先传统社会似乎不存在的一些问题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空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了，生产力的发展非但没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养老问题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揪心事，甚至诱发了政权的不稳定，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此的忧虑更多。面对人口老龄化浪潮，我们中国人怎么如此乐观呢?这种乐观是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的体现，还是我们无知，进而无畏?
    其次，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几十年时间内，我们非但没有为60后、70后、80后……们留下什么政府财政盈余，相反却留下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债务。日后即便愿意，他们有这个能力承担吗?
    再次，60后、70后、80后……们能拿到退休金吗?究竟能拿到多少?要工作到多大年龄才能拿到?这些退休金能维持体面的老年生活吗?以上这些问题，谁能给我们以明确的答案?
    最后，一个对生育与生命不尊重与不敬畏的民族不会有未来。生育不仅是消费，更是人类对自身的投资。生育会对当下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负面影响，但可以提高未来的生活水准(平衡现在与未来的生活)。让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我们现在可能辛苦一点，但是与独生子女相比，不仅未来能多一个为我们提供养老金者与为我们养老送终的人，而且我们的孩子也会减少许多因独生子女政策和只有孤独一个而被迫需要承担的压力。
    注释：
    ①但是适度的社会保障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适度的社会保障本身也具有生产性。
    ②汪建强：“英国养老金制度的困境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纵横》，2007年10月刊创新版。中国部分城市(如上海)也出现了养老金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
    ③邬沧萍、王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求是》杂志，2009年第7期。
    ④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妇女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由于大量的青壮年人口的流入，使得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人口结构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年轻得多，因而遭遇到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重程度远不及欧洲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与科技创新能力也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快与强。但即便如此，美国因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使得养老保障支出急剧增加，美国的国债规模持续扩大与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⑤伴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与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人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因此而增强。然而，通常情况下个人的科技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倒“U”字型曲线。老年人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显然不及年轻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必将随之下降。芬兰等极少数国家是一个例外，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芬兰等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但是与自身相比，芬兰等国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能力已呈衰退迹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芬兰等国科技创新能力必将呈现出持续衰减的趋势。
    ⑥“日本巨额国债再引担忧”，《参考消息》，2010-05-13。
    ⑦2011年中国GDP 471564亿元，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达22.0％。如果考虑到政府五花八门的数额庞大的各种税外收费，中国实际税赋水平更高，甚至成为世界上税赋最沉重的国家之一。税赋很高的国家一般是发达国家，且给国民提供很高的福利，而中国是一个例外。
    ⑧当中国人也能生产波音飞机时，波音飞机一定比现在便宜得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有二：一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是学到了管理与技术，使得现在中国不仅能做很多过去只有发达国家能做的事，而且有许多做得不一定比西方人差。考察以实物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时，我们发现中国目前在某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比发达国家低多少，如手工业等。但为什么不挣钱，关键原因有三：一是西方国家将这些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不拥有定价权；三是中国与印度等能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太多，而且给很低的工资也愿意干。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后，现在西方不生产或者很少生产的东西的价格上涨速度将超过同期物价的平均上涨速度，而发达国家大量生产的商品价格将出现持续的下降。
    ⑨杨立雄：“利益、博弈与养老金改革：对养老金制度的政治社会学分析”，《社会》，2008年第4期。
    ⑩“上海社保年亏空百亿，拟用土地收益补”，网易新闻，2011-02-15，http：//news.163.com/11/0215/04/6STG005T0001124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