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

    内容提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明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变动趋势，厘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背后的决定因素。从长期看，劳动力供给数量、资本形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正趋于下降，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在上升，因此，中国经济如何面对转型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短期来说，2012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和内部各方面的冲击很大，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操作空间正在萎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挑战。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必须实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条件，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资产的资本化进程，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尤其是应以土地资产的资本化为切入点、以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为条件，进一步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短期波动/市场化改革作者简介：袁志刚(1958-)，男，浙江省舟山市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研究，上海200433；余宇新(1977-)，男，江西省高安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上海200433
        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分析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分析，只能从供给层面来进行研究。由经济增长理论可知，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与资本等要素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等影响潜在生产能力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需要重点关注劳动要素供给变动趋势、资本形成变动趋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变动趋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等因素的作用。而就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来看，则应关注于政策变动、投资变动以及消费变动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见图1)。
    (一)劳动要素供给变化
    劳动力要素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可发现，自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年龄15—64岁的占总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图1中国经济长短周期影响运行图
    根据联合国人口信息网数据①，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即将到达拐点；2010年以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人口绝对量也逐渐趋于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由此，劳动力资源供给稀缺性对经济的影响也逐渐显现。2011年的通货膨胀现象尽管有其他方面的众多原因，但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成为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劳动力数量变动因素已成为中国2011年通胀高企的重要推手。联合国人口信息网数据同时表明，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已经到达拐点；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到达最低点。抚养比上升，将导致投资增速出现下降，消费比例上升，因此，未来投资增速下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必然应从投资转向消费，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
    另外，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减少了过多人口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80后、90后缺少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无力承担一线蓝领工人的素质；而在全社会单纯追求上大学以及教育制度滞后的原因影响下，使得大学生供给过剩。这两个原因最终导致蓝领工人短缺与大学生就业困难并存，就业的结构匹配严重失衡。这种结构失衡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在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上也趋于下降。
    因此，中国经济的劳动要素供给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和结构的不匹配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中国经济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考验，也使得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受到明显约束。
    (二)资本形成变动趋势
    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本要素投入量，即资本形成量的变化。一国经济体资本形成的基础主要来自储蓄，因此，储蓄率的高低就决定了该经济体未来的潜在增长率高低。一国的总储蓄率是由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共同决定的。中国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以来都较高，不仅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同为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储蓄率水平也持续高于两者。
    从各部门的储蓄率分布可以看出，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在2000年左右开始持续上升，而居民储蓄率有一定程度的下滑，政府储蓄居于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则处于平分秋色的状态。显然，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的上升是中国总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就结构上看，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地位在下降，而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地位在上升，政府储蓄所占比重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因此，2000年以后导致储蓄率飙升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上升，居民家庭的储蓄率实际上是在降低的(见图2)。
     
    图2各部门储蓄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国际比较来看，可以发现，虽然中国的国民总储蓄远远高于经济合体与发展组织(OECD)及亚洲许多国家，但分部门的储蓄率对比规律却不尽相同：首先，中国的居民储蓄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般在20%上下波动，OECD等发达国家基本是在5%—10%区间，而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相比(如印度22%)则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②。显然，中国及印度等国家的居民高储蓄率原因，更多是基于制度因素或发展阶段所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国居民储蓄率也将会回落。
    其次，中国的企业储蓄明显高于美国、法国、印度等国家，但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似乎差距并不明显。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的企业储蓄率单就数据上看高于其他国家，但企业储蓄在国内总储蓄中所占比重并非最高。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两国的企业储蓄基本上是国民总储蓄的主要来源，占到其中的85%(见表1)。
     
    中国企业储蓄上升，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报酬过低，这使得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较低，积累则相对较多；另一方面中国的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较低的非均衡水平，导致财产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较低，激励了其投资冲动，由此推高了企业储蓄。另外，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很长时间未向国家上缴红利，即使现在上交的红利占其利润的比重也是相当低的。例如，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2556.8亿元，但上缴国家红利只有765亿元，仅仅占利润的3.4%③。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向股东支付的股利也低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除金融企业与部分上市企业外，国有企业的利润基本上不用于分红，特别是一些垄断型国有企业，其利润绝大部分留在企业内部，并未作为红利对全民进行分配，而是用于投资扩张，形成了企业大量储蓄。非国有企业利润更是再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银行系统对其贷款较少，所以不得不靠自有资本进行再投资，被迫进行储蓄；私人企业为避免多缴个人所得税，也不愿分红而留作企业的投资资本。
    出口导向的贸易体制也是推动中国企业储蓄升高的重要因素。因为各种出口与招商引资政策出台，不仅降低了企业经营的成本，也促使企业有更强烈的投资欲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企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稳步上升，同时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又长期偏低，故进一步刺激了企业投资欲望。因此，企业在充分利用FDI的同时，也积极增加自身储蓄。一旦国有企业利润留存问题得到解决，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得以推进，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完成，资源价格实现市场化定价，中国企业储蓄率必将呈现下降趋势。
    最后，中国政府储蓄近些年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虽然在国民总储蓄中的比重没有前两者大，但却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水平，可以说，政府的高储蓄意味着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大。自2000年以来，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主要因为：一是税收及其他非税收入的增加，提高了政府可支配收入；二是政府仍旧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政府官员在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下，投资欲望很难遏制，使得政府的投资性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消费性支出领域却一直增长缓慢；三是近年来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其计划成分逐渐增多，政策制定的行政性有所加强，而计划型政府更偏好预算扩张和公共投资类政策，这就导致政府边际储蓄倾向的不断提升④。
    高路易(Louis Kuijs，2005)认为，中国政府储蓄率的上升是通过“资本转移”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导致的。其实，这一认识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资本转移在2003年后下降很多，而资本形成即政府直接投资额上升远远高于资本转移。另外，从图3可以看出，伴随1997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政府投资性支出的规模和增速都不断提高，而教育、医疗、社保领域的消费性支出则增长缓慢。显示出政府投资增速经历了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两个增长高峰期，2005-2006年虽然在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有所下降，但接着又迅速反弹；而政府消费增速自1993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之后才略有上升，除了如2005-2007年等几个调控经济过热的时期之外，多数年份都低于政府投资的增速，说明政府可支配收入增长份额更倾向被用于政府投资。资本形成与主要消费性支出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60%左右，这两个变量是影响政府储蓄率的重要因素。政府储蓄率的下降将主要取决于这两者的变动趋势。
     
    图3资本形成与主要消费性支出占比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政府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只比韩国低，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韩国也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韩国的政府储蓄倾向也较高⑤。政府高储蓄率进而成为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的基础，但是由于投资效率低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为了降低中国政府的这种高投资行为，根本上就需要降低政府储蓄率，使其不再拥有满足这种投资冲动的能力。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资本项目支出仅占其财政支出的5%以下，因此，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意味着减少政府投资支出。
    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教育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较低，即使与印度相比也偏低，说明政府主要消费性支出所占比重过低(见表2)。主要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对政府储蓄率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若能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所占比重，就能大幅降低政府储蓄率。目前，中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大约占GDP的11%左右，预期中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还需要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21%左右，那么按2008年的数据推断，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至2.1万亿，用政府总储蓄2.6万亿减去这一增加值，再除以现有总储蓄，可发现，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储蓄率会大幅下降，即中国政府储蓄率将在1.6%附近，这一数值与印度的政府储蓄是较为接近的。由于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其具有一定的资本形成动力，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中国政府储蓄率可能会高于这一数值，大约将在5%左右，这比2008年要下降大约3个百分点。
     
    因此，从在长期看，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以及政府储蓄率都将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逐步趋于下降；总的来看，国民总储蓄率将从2008年的52.3%下降到28.6%—34%左右。由于高储蓄率下的中国经济在扭曲的利率与投资体制影响下，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效率很低，即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中，未来储蓄率的下降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化改革转化效率来缓解，但是粗放增长动力的下降是必然的。这也就意味着，从储蓄率层面看，中国经济资本形成的长期潜能是趋势向下的，最终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三)中国经济TFP增长率变动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来自技术进步，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TFP(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经济增长最常用的指标。
    TFP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采用索罗生产函数模型对TFP进行研究。一般而言，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应该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本研究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单位是亿元；资本存量单位也是亿元；劳动人数为历年就业总人数，单位为万人。其中产出和劳动投入变量是可以直接从各年的统计年鉴上获取，在资本存量的计算上，采用永续盘存法。1978-1998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取自张军和施少华(2003)，1999-2009年的资本数据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推算的。通过计算得到中国经济的TFP增长率，具体见图4。
     
    图4中国经济TFP增长率
    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89年和1990年这两年外，TFP一直保持正增长，1989年和1990年的TFP增长率为负值，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政府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实行的紧缩经济政策所致。很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TFP有三个快速上升期：一是改革初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效率大幅提高；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全球竞争，FDI大幅流入，同2000年相比流动人口在2010年增长了81.03%，达到2.61亿，劳动力要素实现了全国范围的重新配置，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在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可以从表3、表4的对比中发现这一点。
     
    从表3、表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TFP波动很大，但在改革之后，中国经济的TFP有了明显提高，1979年-2009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2.9%，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产出增长中的大约29.3%，说明经济改革确实显著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经济制度的改革是TFP增长率能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转型期与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及韩国80年代末期较为相似。这一点可以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国际元)来进行验证。从表5可以看出，以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话，中国2007年的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对应于韩国经济的1987年以及日本经济的1968年左右。
     
    从日本与韩国在转折期附近的TFP变动趋势可以发现，在转折期日本和韩国TFP增长率都有一个下降的波谷，这表明，在转折期经济结构的变动会降低原有推动生产效率因素发挥作用的效果。
    日本和韩国转折期后几年都出现了一些外部冲击，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特意将这两个时间相关的年份单独分开，从结果可以发现两次危机都导致两国的TFP增长率显著下降。实际上，在前面关于中国TFP的计算中，也发现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的TFP增长率也是显著下降，即2007年后TFP增长率趋于下降。日本和韩国在危机冲击后TFP增长率都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其TFP增长率显著低于其转折点前的增长率，而韩国在近几年其TFP仍保持着与前面差不多的增长率，不过也仅在1%左右徘徊(见表6)。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解决，2007年以来的TFP下降，很可能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情形，使得TFP增长率长期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未来TFP增长率将会下降很多，也使得TFP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强劲。
    就近期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程度大于日本，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强的技术“后发优势”，而且，“十二五”规划出台，高新产业投资增加，研发投入增加，制度改革的深化，都有助于中国TFP增速保持一定水平，因此，中国TFP增长率并不会像日本那样下降太多，估计还有5-7年的相对高速增长期，这表明，在2012年TFP增长率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预计在1.5%—2%左右。但是，中国TFP增长率的下降是很难避免的。
    (四)经济发展环境成本上升明显
    2010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是2.35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4.56亿吨)的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比所有其他亚太国家的总进口量(2.26亿吨)还要多⑧。在中国，由于需求增长超过国内供应，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大幅上升。尽管天然气进口增长了十四倍，石油进口增加近三倍，但石油进口继续主导着中国的能源进口。而且中国单位GDP能耗不仅高于美国、日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比俄罗斯、印度要高⑨，因此，必须降低单位GDP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节能生产技术，这是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从经济发展的成本来看，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以废气排放量为例——逐步上升。至2005年，环境污染的情况已很严重，增长的环境成本已很高。2008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2321万吨；2009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也高达2214万吨，相应地，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不得不增加。2008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高达4490.3亿元，占GDP比重1.49%；2009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高达4525亿元，占GDP比重1.49%⑩。污染治理成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成本，尤其有些环境污染是非可逆的，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代价更为高昂，同时也使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明显的挑战。
    总之，就长期因素而言，不论是劳动力要素还是资本要素从数量层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将下降，TFP增速也正处于下降趋势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上行推动力在下降，而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则趋于上升趋势中。总体而言，必然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率有较大的向下压力。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整压力较大，增速的下滑概率较高，这使得长期因素将压制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速度。
    二、中国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分析
    对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分析，尤其是对2012年经济运行的分析，则需要从需求层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主要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就2012年来说，外需的下降已成定局；就2012年第一季度来说，出口4300亿美元，增幅仅7.6%(11)，仍处于大降趋势中。由此，外需由于发达经济体步入衰退期而明显受限，内需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不足也难以在短期有效扩大。因此，在2012年，不论是外需还是内需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都不大，因而有可能成为这一轮短周期的低谷。而在投资方面，目前投资行为仍主要由政府主导，且近期各类政策出台频繁，投资会有一定增长，但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效率是不足的，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短周期波动的分析，尤其是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应重点关注于政府行为带来的影响即政策影响。在2012年，财政政策会因为政府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而不得不有所放松，但空间有限，尤其是会加剧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从而使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货币政策在2011年过度趋紧的影响下也可能放松，因为资金注入方式已发生改变，同时受到国际大宗商品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得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也将极为有限。具体来看，政策层面影响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4万亿”计划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投资型的。2011年，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主要来自“4万亿”计划的滞后效应，而这一滞后效应在2012年仍将延续。
    为应对次贷危机，国务院于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加上各个地方的配套投资资金，总计超过24万亿元投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经济后果：
    1.进一步加剧了投资结构的失衡。“4万亿”计划主要投向了交通基础设施。在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2.6%，其中铁路投资增幅达到87.5%(12)。不平衡的投资结构隐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由于大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借贷获得，因此，还可能加剧银行体系不良信贷资产的风险。
    2.挤出了民间投资。2008年年底，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净增量4.18万亿。总规模达2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即使按照4年期的投资计划，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将达到6万亿。政府通过向公众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在需求上的竞争，挤出了民间投资。
    3.推升了通货膨胀。刺激计划的大幅投资，造成银行信贷激增、货币供应量快速上升、资产价格特别是大城市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加剧了通胀预期的形成。从图5可以看出，在财政刺激政策后，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都有较大的影响。
    图5中国月度CPI、PPI涨幅
     
    数据来源：CEIC。
    因此，财政政策的这些滞后效应，会继续影响到近期经济的运行轨迹，而这种影响是负面的，无法起到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会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在2012年，财政政策可能会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有所放松，但是如前面所分析的，放松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很有限的。
    (二)紧缩货币政策
    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初存款基准利率由4.14%，连续四次调低，2008年12月23日降至2.75%。存款准备金率由2008年9月15日的17.5%，3次下调至2008年12月22日的15.5%。
    但是，随着通胀压力的出现，2009年以来货币政策又开始收紧。从2008年12月底开始，存款基准利率连续5次加息，2011年7月7日达到3.5%的高位。同时，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011年6月14日提高至21.5%的历史高位。直到2012年5月18日，经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仍旧高达20%。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使得信贷系统无法为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2009年以来连续的货币紧缩政策的效果因此也在2011年集中体现出来：自2010年1月至2012年2月，新增信贷累积同比持续负增长(13)。
    这样，紧缩货币政策不仅使得实体经济中的信贷投资下降，而且导致民间资金需求上升，借贷利率上升，出现了明显的资金脱媒、高利贷泛滥问题。虽然没有正式数据，但是从一些披露的个案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利率奇高，另一方面参与人数广泛，使得金融系统的风险上升。
    银行存款流失，信贷资金减少。存款同比增幅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29.02%，下降至2012年3月的12.5%；自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累积新增存款持续处于负增长状态。(14)由此，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支持能力急剧下降，也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随之下降。
    房地产调控对宏观经济政策有强烈的约束。当前房地产调控正处于关键时期，而且中央明确表示继续坚定不移地调控楼市。2008年大规模的货币松动和“4万亿”投资的后遗症继续存在，短期内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仍将持续。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加大，但因为地方融资不良资产的存在，对银行监管力度增强，货币政策的空间不如2008年。
    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具体的机制表现为：(1)货币政策紧缩，引起信贷增速下降，导致投资信贷供给不足，进而引起经济增长动力不足；(2)紧缩货币政策，使得流动性减少，由于资金需求，引起民间利率上升。在银行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存款流失、出现资金脱媒现象，从而进一步提高利率上升压力、降低信贷扩张速度、推升资产泡沫，推高社会的融资成本，使得企业家的产业投资意愿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见图6)。
    图6过度紧缩货币政策效应
     
    因此，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下，短期内经济复苏的能力在信贷约束和投资动力不足的条件下非常有限。由于2011年过度紧缩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较大冲击，在2012年预计将会有所放松，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并不缺乏的条件下，放松货币政策所注入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相当有限。
    (三)政府换届效应影响
    2012年是中国政府换届年，由于中国经济资源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所掌控，在追求GDP增长的政治需求下，政府换届总是容易导致经济新的扩张。从以前的历史数据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在政府换届的1987年、1992年和2002年经济都呈现为由下降趋势转为明显上升的转折点。只有1997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未出现转折点，是因为当时中央政府采取了紧缩信贷政策导致原有经济运行模式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从而经济出现下滑。除此特例外，政府换届时间总是伴随着GDP的持续快速回升(见图7)。
    图7GDP增长率
     
    中央政府换届影响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指导下，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得货币供给增加和政府投资增加来实现的。而地方政府换届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则主要是由于新任官员上台带来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所致。
    因此，就目前来看，政府换届可能由于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扩张而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但是这样的增长动力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四)房地产调控的挑战
    在高房价带来的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环境下，中央政府下定决心进行房地产调控，房地产价格在强力调控下出现了明显的松动，也由此对未来的投资信心造成严重打击。在股市长期低迷的环境中，除了房地产，民间投资几乎找不到高回报的获利渠道。如果房价调控将房地产投资渠道也堵死的话，未来几年潜在的投资将很难转化为现实的投资，经济增长将更加困难。
    此外，对房地产价格的硬性调控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本外流。2011年，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房地产业低迷→相关产业低迷→整个经济低迷→投资信心低迷”的传导机制，国际资本逐渐不看好中国市场，纷纷择机离场。同时，国际经济动荡使这一资本外流步伐加快。受欧债危机持续和美国经济回暖的影响，加剧了欧美资本的回流。2012年3月，顺差53.5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却下降了46.9亿美元，显示当月资金流出达10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资本净流入552.9亿美元的情形构成鲜明对照。资本外流也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房地产价格调控的局势相当微妙，需要审慎而行。房地产价格的变动不仅影响到房地产投资和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而且会因为房价的变动带来信贷抵押市场效率的下降，使得整个经济流动性急剧下降，最终使得整个经济运行出现问题。
    因此，就短期而言，2012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大，很难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资金脱媒现象的出现和外汇占款的萎缩，导致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的作用将非常有限；政府换届带来的投资扩张可能出现短期繁荣，但这种增长动力缺乏可持续性；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仅通过投资者预期影响到投资变动，也会由于对抵押信贷市场的影响，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流动性状况，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所以总体来看，短周期的各主要因素最终会导致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三、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方向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长期因素压制经济复苏和短期因素的政策有效性下降这一双重困境，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必须着眼于改善长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破冰之路”应寄望于市场化改革，不仅要以市场化改革思路来改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土地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要推动政府职能的改变，以消除不必要的政策影响对经济运行的冲击。
    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以增强市场活力为目标，促进资产的资本化进程，推动市场效率的提高，尤其是以土地资产的资本化为切入点，以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为条件，以劳动力市场为重点，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保障，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体而言，就是要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
    (一)劳动力市场：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启动内需
    户籍制度导致“半城市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中国城市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户籍制度制约，2.6亿流动人口“人户分离”，其中2.2亿是农民工。在目前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框架内，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这使得我们只能说中国有6.66亿人居住在城镇，而不能说中国有6.66亿城镇居民，因为在这6.66亿城镇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
    图8流动人口市民化严重滞后
     
    流动人口占城市化人口的比例在上升，尤其是2005年之后上升趋势明显；新增城市人口占流动人口比例大幅下降(见图8)。市民化速度慢于人口流动速度。如果通过制度变革，将这部分半城市化的人群转变为市民，将极大提升他们在城市的消费水平。此外，启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将进一步激发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推动又一波城乡劳动力转移，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又一轮繁荣。
    (二)土地市场改革：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提升国内需求
    中国城市和农村土地所有制度不同，城市是国有土地，农村是集体所有土地，农村集体土地必须通过政府征地完成国有身份转换，通过地方政府土地批租，才能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样的土地利用制度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以“土地财政”的形式，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但这是以一系列负面影响为代价的：阻碍了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民获得信贷。
    征收农村土地引发的矛盾冲突、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以及土地成交量和价格下滑，是加速农村土地改革的动力。当前已经到了不得不推进土地改革的时候了，主要是因为：一是现有的征地模式社会成本高企。根据社科院的研究，2010年，中国18.7万起“群体事件”中，65%与土地纠纷有关(社科院，转自2011.10.18《参考消息》)。二是“造城运动”完成，需要后续产业支撑。地方政府依靠征用廉价的农村土地，大规模“造城运动”推动地方GDP增长的模式面临转折，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新城建设完成之后，当前急需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产业发展。三是房地产出现拐点，加速“土地财政”转型。2011年的房地产调控和货币政策收紧，使得土地市场冷清、地方债务压力凸显，这迫使地方政府从当前的“土地财政”向“土地财税”转型。
    现有土地利用方式到达瓶颈，要求土地利用方式向市场主导、注重效率的方向转变。这就要求改变城市和农村二元的土地制度，让农村的土地不通过政府而是以市场配置的方式直接进入市场。这首先需要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在此基础上政府为土地的交易创造交易平台，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2011年5月6日，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2011年11月10日，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颁发了《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进一步的土地市场改革准备了条件。
    通过推动土地市场改革，赋予农民对土地完全的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用市场的力量配置农村土地，促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同时，农民获得收入增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农村市场消费增长扩大内需。此外，农民获得一笔进城原始资金，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进一步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通过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交易，让经济效率更高的地区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更多建设用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同时，可以让经济欠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成果，缩小地区差异。虽然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方面的收入减少，但是可以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工业税收，征收房产税等途径来弥补收入缺口。
    (三)金融市场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寻求新的流动性注入方式
    有效的金融市场通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特别是固定利率制度，使得金融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具体表现为：在固定利率下，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得了主要的贷款，由于极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的融资成本，使得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成长艰难。这扭曲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创新活力，急需通过改革利率制度，理顺社会中资本的配置方式。2012年1月12日，央行表示，目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将继续积极推进。因此，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实践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的流动性注入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赖以下流动性注入方式：(1)出口外汇占款。通过出口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形成外汇占款，出口企业获得收入，转化为投资，为经济注入流动性。(2)国内信贷手段。央行的信贷手段在目前的体制下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投资大型项目。但是，上述两种注入方式目前都面临萎缩：(1)外汇占款减少。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10月，中国外汇占款净减少249亿元，是近四年来外汇占款的首次月度负增长。外汇占款同比增速持续下降，已从2011年6月的30.28%，下降至2012年3月的8.5%。(2)人民币净存款增速下降。2012年1月，人民币存款净下降7983亿元，同比少增2573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速也从2009年6月的28.65%下降到2012年3月的13%。(15)
    已有的流动性注入方式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1)外贸出口顺差缩小，在外部经济条件不景气的条件下，未来通过出口顺差外汇占款为经济注入流动性的方式不可持续，美国向中国注入流动性的时代结束。(2)国内信贷手段弥补流动性。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为经济注入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进入经济？如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面临拐点，土地财政恶化，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不断加重，风险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也将逐渐下降。通过信贷途径注入流动性，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获得信贷方面具有优势，而其本身的投资低效问题十分突出。
    通过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流动性，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流动性注入方式。推进农村土地改革，通过确权、流转，实现农村土地资本化，是一个极好的为中国经济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农村土地资本化有以下积极作用：(1)促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减少要素配置扭曲，提高经济效率；(2)推动中国金融大发展；(3)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内需长期增长；(4)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农民获得一笔进城的原始资金，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进一步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因此，通过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流动性，有可能启动中国经济下一轮长期增长。
    土地改革促进金融改革和发展。土地改革解决中国经济未来流动性注入的同时，与利率市场化相结合，能够促进中国金融大发展。利率浮动后，资金将自动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土地市场化之后，能够作为获得资金的抵押和担保。这可以抑制泡沫和风险，保障经济有序发展。
    (四)政府职能转变：保障长期经济增长
    在当前的体制下，对地方政府而言，首先，“GDP锦标赛”式的地区间竞争在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弊端，造成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区域间的封锁和严重分割，阻碍了劳动力、资本向大城市的进一步流动，各地区产业高度同构，城市间过度竞争，资源浪费。其次，土地财政影响下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一方面使得产业重复，自主产业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再次，政府大规模建设性投资，带来地方债务问题突出。根据中金公司报告，10.7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63%；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85%。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房价下跌将影响地方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转型，从“土地财政”向“土地财税”转变，从经济建设者向公共产品提供者转变。
    转变地方官员以GDP总量增长为导向的晋升机制，地方政府由经济的建设者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角色转型，加速城市公共服务建设。政府为企业的自由经营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保护，为劳动者提供公平的社会服务和基本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破冰之路”需要集中着力于改革扭曲的要素市场制度，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推动资产(包括土地)的资本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政府职能的公共化，不论是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都需要用市场化改革之刃为中国经济增长劈开未来之路，否则随着要素市场结构的进一步僵化，中国经济增长将成无源之水。
    中国经济2011年在效率低下的政策调控下，仍然维持了相对高速的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隐忧，未来的增长之路将更加举步艰难。在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冲击，增长过分依赖投资的问题也一直未能解决。宏观调控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平稳发展间存在着两难困境，结构性因素影响逐渐变大，使得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共同作用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总的来看，未来一年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会更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未来宏观调控不应只关注于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因为这两个政策的有效性正在下降。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破冰之路”需要着力于改革扭曲的要素市场制度，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推动资产(包括土地)的资本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政府职能的公共化，从而降低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及其带来的不利冲击，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使得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健康增长。
    感谢张平博士后、李小龙博士后和徐生艳博士后在研究中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联合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un.org/popin/
    ②“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③财政部数据来自http://www.mof.gov.cn/
    ④杨涛：《中国政府储蓄研究：实践考察与政策应对》，载《财贸经济》，2011(2)。
    ⑤何新华、曹永福，《解析中国高储蓄》，载《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5(2)。
    ⑥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载《世界经济文汇》，2003(2)。
    ⑦张雄辉，《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2010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⑧《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1》，参见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⑨《BP 2030世界能源展望》，参见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⑩《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
    (11)数据来源：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
    (12)《中国统计年鉴(2010)》。
    (13)(14)数据来源：CEIC。
    (15)数据来源：CE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