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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表示工业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的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正，并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各省区间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也就是说，本省区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受相邻地区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且影响方向为同向。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0.3941，表明相邻省区的工业污染综合指数变化1%，则会导致本省区工业污染综合指数同向变动0.3941%。
图5 基于工业污染的2010年区域城市化率分布情况
注：粗实线表示区域城市化率为20.63%的基准线，对应的为极小值处的X1*的区域城市化水平；细虚线表示区域城市化率为80.70%的基准线，对应的是极大值处的X2*的区域城市化水平
图6 基于生活污染的2010年区域城市化率分布情况
注：粗实线表示区域城市化率为19.10%的基准线，细虚线表示区域城市化率为74.32%的基准线。
(2)生活污染方程
在第二个方程中，区域生活污染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与区域城市化率呈现的倒N型曲线中，转折点依次为19.10%和74.32%。
参照中国2010年各省区的人口城市化率，各省区在生活污染和城市化率呈现的倒N型关系中的所处阶段的具体分布如图6所示。粗实线表示区域城市化率为19.10%的基准线，细虚线表示区域城市化率为74.32%的基准线。
具体来看，北京(城市化率为85.90%)、天津(城市化率为79.20%)和上海(城市化率为88.86%)三个直辖市，已越过第二个转折点，进入区域生活污染排放随着区域城市化率增加而减少的阶段，大多数省区仍处在两者正相关的部分。直辖市在生活污染治理中的标杆作用在这里可以看到，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关注精神文明的建设，居民环保观念较强。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从现实来讲，生活污染与工业化的关系较小；随着非生活必需品消费性支出比率的增加，生活污染增加；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生活污染减少，说明除了少数省区人口密度过度集中之外，人口密度还未对居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是规模效应依然占着主导地位；随着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多，生活污染在增加，这是与现实相符合的；随着餐饮业营业额的增加，生活污染也在加剧。
表示生活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的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也为正，并且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各省区间的生活污染物排放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也就是说，本省区的生活污染物排放受相邻地区生活污染排放的影响，且影响方向为同向。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0.2124，表明相邻省区的生活污染综合指数变化1%，则会导致本省区生活污染综合指数同向变动0.2124%。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1)全国29个省区的环境污染大多为同属性聚集。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多为“高-高”、“低-低”聚集类型；无论是工业污染还是生活污染，其“高-高”空间集聚类型的核心区域多为东部沿海省区，“低-低”空间集聚类型的核心区域为西部省区；四川则是“高-低”污染类型的核心区域。(2)环境污染与区域城市化的关系呈现倒N型曲线。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都随着区域城市化率增加，呈现出倒N型发展趋势，且工业污染的倒N型曲线更明显；并且大多数省份都处在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污染物增多的阶段。这与我国目前现状基本相符。(3)各省区的环境污染与其他控制变量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关系。工业污染与工业化率、消费结构、贸易开放度呈现正相关性，与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呈负相关；生活污染与消费结构、私人汽车拥有量、餐饮业企业营业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人口密度呈现负相关关系。(4)各省区的环境污染在空间维度相互影响。各省区间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和生活污染物排放都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且工业污染的空间维度相关性更强一些。
为了实现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同步、协调、均衡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聚焦城镇人口发展，合理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大部分省区目前还处于随着区域城市化率提高，环境污染加剧的阶段，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将处于这种状态。地方政府不能为了尽快实现环境污染随城市人口比重增加而减少的情况，盲目地采取促进城市人口增加的政策。人口的增长应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过度的城市人口，会给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乃至最后造成整个环境系统承载能力的崩溃。因此，必须聚焦城镇人口变化，在人口发展偏离自然增长时，要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给予合理控制，使人口恢复自然增长，保证稳定地越过转折点。
2.发展“绿色工业”，优化产业结构。目前，环境污染随着工业产值比率的提升而恶化。这是因为在我国目前的工业结构中，依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占主要地位。为了控制环境污染，就要逐步淘汰工业结构中的高污染的产业，积极引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建立起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工业结构。大力倡导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具有高产出、高就业、低消耗和低污染等特点的第三产业，如金融、商贸、科教等，使其逐步替代工业在生产总值中的头等地位，促进整个经济向更合理的结构转变。
3.加强产业转移质量评估，促进贸易开放的技术效应。“污染天堂”假说在本文的实证中不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接受国际贸易带来的产业转移。在整体趋势上，中国以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无法趋避资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进入，但可以从中选优。地方政府应尽量发挥产业转移中外来的先进环境管理理念和污染防治技术；更多地接受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的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减少污染排放的双赢目标；在合理扩大贸易开放度的同时，加强对产业转移的质量评估，尽量减少以污染换增长的发展模式。
4.关注地区间相互影响，促进地区间和谐发展。我国地区间的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也就是说，在实现本地的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可能牺牲周边地区的环境质量。为了全国整体环境水平的提高，地区政府要避免“短视”行为，不能只关注当地的经济发展，深刻牢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思想，高度重视相邻地区间的相互影响性，做到相邻省区间相互关照、和谐发展。在制定经济规划、环境规划和社会规划时，可采取跨地区合作的方式，减缓地区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促进地区间的共同和谐发展。
注释：
①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工业化多集中于城市发展，农村地区工业化发展较低，相对所占份额较少；同时由于统计数据中缺少单独的城市工业化指标，因此用各省区全省的工业化指标代替城市地区的工业化指标。
②西藏部分数据缺失，海南由于其地理位置与其他地区不相邻，无法考虑空间相关性，因此将二者剔除。
作者简介：王家庭，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土地与房地产经济；赵丽，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孙哲，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王璇，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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