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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虽然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投入产出低、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却仍然非常突出。我们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和中国转型期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转型结构的特征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国有垄断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控制和影响。本文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来揭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缘由，并特别关注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的结合体——行政垄断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的结论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纯粹的国有企业垄断并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但它们二者的结合——行政垄断却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行为及其与国有企业垄断的结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
关键词：国有企业垄断/行政垄断/地方政府行为/产业结构升级作者简介：褚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靳涛，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厦门 3610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产业结构转变在影响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产业规模总量扩张的背后，更具有意义的则是中国产业结构快速高度化演进。然而，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外向发展层次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重化工业化的结构和质量问题突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高煜和刘志彪，2008)。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产业结构已经出现某种畸形发展的趋向。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全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产业结构低级和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仍然存在着许多约束性因素，正是这些约束因素束缚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离不开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研究这种模式就不能不考虑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而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很多是通过垄断国有企业来运作和实施的，垄断国有企业在其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目前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垄断及低效率问题越来越突出，“国进民退”现象和国有企业垄断利益集团的存在越来越引起学者的热议，对垄断国有企业的质疑也愈演愈烈。而我们研究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问题就更不能不考虑垄断国有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受地方政府保护和干预的垄断国有企业。这也是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垄断这两个视角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从这两个视角出发，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转型期的现实特征，不然，就很难得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结论。然而，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地方政府保护行为对地区产业集中度的影响(Alwyn Young，2000；白重恩等，2004;等。)。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特定转型背景，将地方政府行为、国有企业垄断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放入同一个分析框架的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地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国家，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相结合，会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各种问题的交织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形成一种缺乏效率的、僵化的改革路径，妨碍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结构红利”。本文就尝试在这种复杂背景下，来揭示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的双重互动作用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二、理论模型
(一)政府博弈模型
本部分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倚重投资拉动的，从政府二元悖论可知，地方政府既有追求地方产出最大化的一面，也有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一面。在李猛和沈坤荣(2010)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行为依据政府悖论主要受到以下二类目标的影响：第一，产出最大化目标，即财税激励。财税激励的主要对象是集体而非个人，官员获得的是“大锅饭”式的经济利益。第二，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是一种超越财税收入之外对地方政府行为起决定性影响的激励力量。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是地方政府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主要通道。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丰厚，且不必和竞争领域的企业相竞争，地方政府通过干预资源配置、行业准入限制等方式可以使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充当政府的“第二财政”。下面构建地方政府间博弈模型，以此探讨激励因素影响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假定一国共有J个地区，任意一个地区j的投资量为
命题1：考虑到地方政府行为的二元悖论激励目标，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后果是全社会投资总额大大超过政府合意投资总额，致使中国的总体实际投资效率不高；而地方政府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偏好又进一步加剧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
从以上分析可知，θ越大，地方政府获取的直接经济利益就越多，地方政府会更偏好于把资本配置于垄断国有企业；那么，地方政府对垄断国有企业的这种行为又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下面我们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揭示。
(二)国有企业垄断模型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缺位和缺乏有效监督，经营管理者(作为官僚或准官僚的国有企业的决策者)的利益取向基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目标和活动行为。根据上文分析，假设政府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化目标与税收最大化目标的一个加权函数，①则目标函数设定为：
命题3：政府对垄断国有企业的控制力越强，政府配置资本要素带来的对资本品价格扭曲程度越高，国有垄断企业过度投资带来的资本过度累积问题就越严重，导致资本要素流动不会产生“结构红利”。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考察本文的论题，我们设立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垄断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根据上文分析，本文进一步对行政垄断问题给予更为深入的界定，把行政垄断描述为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的相互作用，用地方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垄断的交互项来计量分析行政垄断的影响效果。本文的基本模型为：
模型中变量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如下：
1.被解释变量：干春晖等(2011)用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把它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衡量方法。这一度量虽然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明确地昭示产业结构是否朝着“服务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单一指标的衡量仍然较为片面，因为第三产业也包括传统低效的服务业，如餐饮等，劳动效率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只选取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作为其中的一个衡量指标。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智力密集、高技术密集的特点，因此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于是我们还将选择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另一个衡量指标。工业结构升级是中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突破口，1995～2010年是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行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经济转型的效果也十分显著。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这里也选取能源消耗总量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工业发展效果的评价指标。最后，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总指数，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行量化。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行为指数。在经济转型中，随着分权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调节当地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这既是地方政府“GDP竞赛”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靳涛和踪家峰，2005)。对这一指数，我们分别从财政约束、政府影响力、地方保护和政府调控四个方面考察地方政府行为，这也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表现特征。其中财政约束=(财政总支出-财政总收入)/财政总收入，以控制财政分权的影响；政府影响力=财政支出/各省GDP，以控制政府扩张的影响；地方保护=(某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00)，取绝对值，以控制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市场的影响；政府调控=预算外收入/财政总收入，以控制地方政府自主调节经济的能力。同样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量化。
另一个变量是国有企业垄断指数。我们选取了以下五个指标：国有企业投资占比=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国有企业利润占比=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国有企业工资占比=国有平均货币工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国有企业产值占比=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国有企业贷款占比=国有企业贷款/各项贷款总额。这五个指标代表企业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另外，国有企业贷款占比这一指标的测度比较困难，因为在公开的出版物中无法获得国有企业贷款的分地区数据。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参照刘瑞明和石磊(2010)的做法，通过计量得到国有企业贷款占比数据。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这五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最后计算出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
本文的另一核心解释变量是行政垄断。我们定义行政垄断为国有企业垄断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交互项msoe[，it]×gov[，it]。同时，为捕捉更深刻的政策信息，我们重点检验地方政府具体行为是否会通过国有企业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财政约束与国有企业垄断的交互项”、“政府影响力与国有企业垄断的交互项”、“地方保护与国有企业垄断的交互项”和“政府调控与国有企业垄断的交互项”，以捕捉更为深刻的政策含义。另外，2003年“国进民退”的端倪开始出现，随着国有企业在上游行业垄断地位的增强和利润的增长，一些国有企业重新开始在各个行业扩张。为了捕捉这次“国进民退”现象的影响，我们引入时间哑变量，即2003年以前取值为0，2003年及以后取值为1。
对控制变量，我们用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费用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用人民币度量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地区对外开放度；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反映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用民营经济贷款占地区贷款总额的比重反映各地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程度。
(二)计量方法
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意味着，采用普通的面板数据方法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拟采用动态面板方法来克服该问题。
目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两种估计方法：差分GMM和系统GMM。差分GMM仅是对差分方程进行估计，因此可能损失一部分信息。而系统GMM则同时对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并以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以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该方法由于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在一般情况下比差分GMM估计更有效(Blundell和Bond，1998)，因而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但是，GMM估计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特定的检验：一是检验确定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检查差分方程中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本文选取样本是1995～2010年间中国除西藏、港澳台之外的内地29④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所有原始数据都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6～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历年地区统计年鉴。其中，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节基于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分地区和政府具体行为等视角来检验以上的假说。我们利用Stata11.0软件，采用一步GMM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一)全国样本回归结果
全国样本的GMM估计结果见表1，模型估计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在模型1中，我们先考察了地方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个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说1。在GDP晋升锦标赛下，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并且引导信贷投向容易出政绩的基础设施、开发区建设等中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各地竞相甚至过度投入同一行业，形成不同时期的投资热及重复建设问题(周黎安，2004)，从而导致要素的不合理配置(比如投资结构严重倾斜于国有部门)，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国有企业垄断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国有企业垄断本身对产业结构升级并不具有不合意的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了行政垄断变量，即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的交互项，旨在说明单纯的国有企业垄断和政府干预下的国有企业垄断(即行政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具有差异性的影响？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与国有企业垄断相悖，行政垄断会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这说明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国有企业只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载体，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性质是由政府主导的程度(垄断意愿)来决定的。时间哑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2003年以来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倒退的态势，“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结果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为了进一步捕捉有益的政策信息，我们从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政府影响力、地方保护和政府调控四个具体行为进一步分析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们分别将以上四个具体的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进行交互，分别取名为行政垄断分指标1～4。模型(3)～(6)给出了具体回归结果。模型(4)和(5)显示，行政垄断分指标2和分指标3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为负，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扩张规模和地方保护的行为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投资主体的角色越来越突出，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地方银行信贷来加大地区投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而很大一部分投资项目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的，使得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更趋于恶化；另外，在政绩考核机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环境下，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扭曲了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关系，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经济效率损失，从而损害产业绩效。模型(3)和(6)显示财政约束和政府调控与国有企业垄断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并不表示地方政府的这两种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影响，只说明它们并不通过国有企业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正，不显著。对外开放度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水平和金融支持的影响均为正数。最后，各模型中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基本变化不大，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我们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均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⑤表明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表明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二)区域样本回归结果
由于全国行政区域的划分，导致区域内省际和城市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个区域之间的产业联系较少，加之要素流动受到各种制度的限制，这就客观形成了东中西部区域的割裂式发展。这种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客观上将造成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估计了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行为、国有企业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影响。估计结果分别见表2、表3和表4。总体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非常显著，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地方政府行为在东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常显著的负作用，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不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政府转型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应逐渐让位于市场，从而让政府主导型经济也能够逐步让位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企业推动模式，使产业结构的选择由市场机制来完成。近年来东部地区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使一些高度依赖资源消耗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一些地方政府为争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展开了规模宏大的“腾笼换鸟”行动，地方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往往缺乏整体考虑和长期规划，转入的企业与本地原有产业往往形成不了配套的产业链。在制度创新和产业结构提升难有作为的情况下，使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大量制造业向中西部和越南等地转移，同时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又发展迟缓，因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高波等，2012)。
2.国有企业垄断的影响也具有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为正的不显著；在中部地区为负，比较显著；在西部地区为负，不显著。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和国有企业改革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再加上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比例过大，资本的运营效率很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3.行政垄断的负面影响在东部地区非常显著，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我们并不惊讶行政垄断对东部产业结构升级造成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的保护下表现出越来越垄断的趋势，尤其是东部更甚。当国有企业陆续从许多竞争性领域退出后，在资本、金融、石油、电力、电信等上游行业，国有企业却在强势扩张，于是就形成了高度垄断资源、垄断利润的上游企业和过分竞争、利润微薄的下游制造业。一些国有企业在成功取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影响了部分产业的发展；⑥此外，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还削弱了中国在这些产业上的核心竞争力。
4.从地方政府具体行为来看，行政垄断分指标1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却反之。为了缓解财政和GDP竞赛的压力，地方政府致力于在对GDP拉动效果最快的城建领域和上游产业千方百计地上项目，而很大一部分的投资项目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的，地方政府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偏好极易引发或者加剧产能过剩，致使产业结构失衡。同时地方政府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偏好必然会挤出富有效率的非国有资本，进一步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为什么中部地区的结果并非如此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东部地区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部地区依靠自然资源优势建立了相对雄厚的国有工业体系，国有企业比例过大，民营企业发展落后。在重工业发展方面，国有企业在技术、人才、企业规模和融资渠道等方面比民营企业具有更多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作用相对较小。行政垄断分指标2的影响也不同，东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是一致的，而在中西部地区却不显著为正。行政垄断分指标3的系数均为负数，在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在东部地区显著，这表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日趋成熟的环境下，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非常有害的。行政垄断分指标4的系数均为负数，同样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东部地区显著。这是因为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财政，而东部地区土地收入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政府行为和活动不受国家预算的严格约束，这种软化的制度环境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投资的扭曲，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
5.控制变量的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为节约篇幅，未列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失衡、升级缓慢的原因是什么呢？基于中国的特定转型背景，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与国有企业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影响。结果发现，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地方政府影响力和地方保护是其中最为不利的因素；纯粹的国有企业垄断并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合意的影响，而行政垄断却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并不是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本质在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而扭曲了国有企业的正常企业行为。而且，自2003年“国进民退”现象显露之后，产业结构升级更是呈现徘徊甚至倒退的态势。另外，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行为和行政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从本文理论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二点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政府转型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地方政府更多的是要转变职能，从全能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适时调整其作用边界，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过渡。具体来说，政府应当进一步大幅度地削减行政审批，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消除目前存在的不合理的二元要素市场分割，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在政府做出这些选择后，产业结构的选择由市场机制来完成，及时把政府的产业政策功能由直接培育产业转向为产业的合理布局创造有效、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源调控和对自下而上反馈信息进行选择和鉴别，这就是通过政府增强市场，再以市场凝聚企业的互动模式，由此达到优化产业链的目的。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价格的作用，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只有将政府和国有企业真正分开才能彻底根除行政垄断存在的土壤。然而，中国的行政性垄断，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府部门企业化倾向的发展也使之深深地卷入到利益集团当中，任何想减弱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和对产业的管制与保护并推动反行政垄断的行为都必然会受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制和阻挠。因此，一方面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创造公平、活跃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垄断行为从依靠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谋取利益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优质服务和良好商业信誉等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反行政垄断意味着要改革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由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关系，反垄断针对的往往不是具体企业的市场行为，而是企业背后的政府行为和政府部门的行政决策。在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具有歧视特征的条例、规章和红头文件，且由政府各部门负责实施，各部门都力图通过立法扩大部门权力，反行政垄断就具有了自我革命和自己反自己垄断的特征。因此，当务之急应该是要制定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国家法律，设置一个独立的、权力在各部门之上的反垄断的权威执法机构。
注释：
①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本文的这种抽象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考虑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现实性，这种抽象基本上还是抓住了转型期国有企业目标的一些基本特征。
②二次型的设定参见王曦(2005)的相关讨论。
③地方政府关心的不仅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保护实现最优规模的税收。
④因为重庆在1997年才独立为直辖市，所以我们把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
⑤GMM估计要求差分后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而一阶序列相关不影响GMM估计的有效性(Roodman，2006)。
⑥以国家垄断金融业为例，由于缺乏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有效竞争，资本流动势必向国有企业更加倾斜，结果投资大量流向上中游、城建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造成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扭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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