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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必然趋势。但中国当前产业结构特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称，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过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象依然严重。笔者认为在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与中国经济特有体制的约束下，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已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成为维系高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异化为产业结构自身向高级化升级的巨大阻力。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国经验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剖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性根源，为辩证考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升级迟滞作者简介：吕炜(1969-)，男，重庆万县人，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转轨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E-mail：weilu008@gmail.com，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025；王娟(1982-)，女，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E-mail：tawjuan@163.com，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辽宁大连116025
一、引言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会随之由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向由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阶段转变，即遵循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产业升级路径。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似乎违背了这一规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并未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级化阶段转移。近年来，尽管中国致力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第二产业占主导的结构特征尚未得到显著改变。无疑，相较于世界各国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现象。
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固化并存的现象，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分别是投资和出口，两者均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投资方面看，中国的投资需求更多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投资、传统领域的工业投资以及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其所创造的产业均对应于第二产业；从出口方面看，中国的对外出口主要由低端制造业来提供，大量的玩具、衣服等产品也直接增加了第二产业的产值。因此，在中国出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第二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并存的现象不足为奇。但问题在于，这种依赖较低层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所导致的能源消耗过大、污染日益严重以及产能过剩突出等问题已开始困扰中国经济。尽管中国政府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断倡导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结构似乎被锁定在了相对低层次上，升级的趋势并不明显。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事实：一是与世界发展规律相违背，中国出现了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问题；二是产业结构升级趋势被某种力量所遏制，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了较低层次，第二产业长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假设，即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较低层次产业结构可能已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成为维系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增长导向的体制环境下，较低层次产业结构成为维系经济增长的次优选择，从而缺乏升级的内在动力，并进一步异化为自身升级的巨大阻力，导致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结构上。
基于此，本文有两项有价值的工作要做：一是从经验的角度验证上述判断的正确性，证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已成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而产业结构升级则会抑制当前的经济增长，使得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巨大阻力；二是探究中国出现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性根源，从体制差异角度解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症结所在。本文第二部分将通过国际比较来描述中国在高增长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状；第三部分利用中国数据对低层次产业结构已成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判断进行经验验证；第四部门进一步剖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根源；最后是对结论的思辨与对未来政策的展望。
二、高增长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迟滞
所谓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是指由配第—克拉克所指出的，在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三次产业的比重存在着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这种演进规律有两种形成机制：一是收入弹性差异机制，即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于第一、第二产业的需求增长会减缓，而更加倾向于第三产业创造的新增需求，因此第三产业具有更强的收入弹性，从而吸引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分布向第三产业转移；二是投资报酬差异机制，即以信息技术和创意设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具有更强的技术进步潜力，其投资将持续处于报酬递增阶段，相较于第一、第二产业，具有更强的发展潜力。由此从经济理论看，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由较低层次向更高层次转移的结构变动趋势，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这一规律常被用作衡量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而规律本身也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数据[1]以及理论模型的验证[2-3]。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推演出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并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霍夫曼经验定理也得到较多的经验验证：韩国1960-1990年的工业化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中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4]；日本1914-1954年的经济增长有75%是由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所推动的[5]。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后，服务业超越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尤其是研发、设计、采购、金融、前端教育、后端营销、维修服务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对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与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相吻合。
中国改革初期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农业人口占很大的比重，经济增长过程是由农业人口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来推动的，工业化的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6]。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有效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历程似乎没有遵循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演进路径，以第二产业比重偏高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为表象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问题十分严峻。通过国际比较看，2000年以来高收入国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年均为26.4%，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5%左右，而中国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年均达到46.5%；从第三产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高收入国家年均为71.9%，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年均为54%左右，而中国年均为41.1%；如图1所示，从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年均在2.5以上，且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5左右，而中国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仅维持在0.89左右，且没有表现出升级趋势。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国家，且滞后于中等及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图1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和《国际统计年鉴》(2000-2010年)。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象还可利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①和δ趋同②两个指标进一步加以描述。如图2所示，从三次产业的结构相似系数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始终维持在0.99—1之间，说明产业结构相似度极高，表明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过高的产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从变异系数所刻画的中国产业结构δ趋同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的变异系数从1978-1997年的0.2下降到2008-2010年的0.03，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总体上存在δ趋同，也反映出中国近年来产业结构升级趋势不明显。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得到了飞速的提升，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显然有悖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图2中国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变异系数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显著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这种产业结构升级迟滞反馈到具体产业经济层面也表现出了许多的问题：一是产能过剩。第二产业创造的巨大产能无法通过第三产业最终加以消化，使得中国在不少原材料、加工制造领域存在着巨大过剩产能，而这种过剩产能反过来又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加以消化，进而产生更大规模的过剩产能。二是依赖外部需求。由于中国依靠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使得中国加工生产的产品行销全球，而由此产生的巨大生产能力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加以消化，因此形成了一种内外失衡的经济结构。三是缺乏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但同时也是最为廉价的一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竞争优势仅仅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传统的第二产业科技附加值较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没有更多的利润分配权力。这些问题均涉及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必须面临的关键问题。为此，中国政府多次制定了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试图通过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政策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产业结构升级迟滞问题依然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象且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一种似乎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需要这样一种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成为中国现有体制约束下的次优选择。如果这种判断成立，则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不能仅仅在产业层面来考虑，而需要从中国经济制度和体制环境的宏观层面来寻找解决之道。
三、经验分析
为验证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本部分将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经验分析。对经济结构的描述一般采取与经济结构相对应指标的比例关系，③而产业结构描述一般采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指标，但第一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较小，且反映产业结构升级趋势的指标主要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因此，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来衡量以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
)。由于公共投资是中国转轨进程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且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等体制性变量对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因此，模型还将控制公共投资、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等变量，由此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用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PI表示公共投资，用人均公共投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大产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衡量；④FD表示财政分权，用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与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⑤COMPE表示地方政府间竞争，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来衡量；CS表示消费，反映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用居民消费增长率来衡量；PT表示税负，用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衡量；控制变量X包含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Y×Y)，以检验经济增长出现的非线性特征；虚拟变量D包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虚拟变量(DUMNE)，以200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为标志，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DUMNE对2003年以后享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省份(黑、吉、辽三省)赋值1，其余为0；本文选取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9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各关键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对于经济增长模型考虑以下不同的情形：模型第(1)列是控制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未控制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以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大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来衡量的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会产生0.5286%的促进作用，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在不控制虚拟变量的情形下，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0.1907%，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经验分析的结果与我们的假定相吻合。
此外，经验分析结果还表明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2第(1)列回归结果表明，公共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0338个百分点，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在不考虑虚拟变量的情形下，公共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拉动经济增长0.0700个百分点，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大，对防止经济严重下滑，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前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出口尚未恢复，公共投资成为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相一致[7-8]。公共投资与地方竞争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投资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DUMPE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在1998年和200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上述实证结论中，我们最关心的结论是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反过来看则表明，在现有体制约束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这形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事实：一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二是在某种因素的制约下，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没有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向更高层次优化升级。
第二产业之所以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卡尔多定律已给出的经典的解释，即当工业生产增长与产出扩张时，劳动力资源从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具有更高效率的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业增长越快，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就越快。而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从静态的规模报酬或动态的学习曲线来看，具有报酬递增的趋势，且比其它部门具有更长的产业链，使得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累积效应。因此，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被看做和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和吸引外商投资促使劳动力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从而使经济达到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验证了卡尔多定律的正确性，农村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和政策制度的改革以低成本方式大量进入工业部门，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劳动力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在1.5%左右[8]。由于农村劳动力不需要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工资外成本，且按照“剩余劳动力”定价，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部门，使中国工业长期保持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吸引全球的产业转移，并成为“世界工厂”。从目前的形势看，中国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过程尚未终结，因此卡尔多定律在中国依然有效，使得中国经济仍可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实现快速增长。
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性原因
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为何没有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向更高层次优化升级问题，我们必须探究其深层体制性根源。中国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其背后必然存在与各国不同的体制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导致中国出现不同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为更好地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象，同时寻找破解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困境的突破点，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待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存在三方面的体制性差异，导致了中国未能遵循一般规律实现产业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高级阶段进行优化升级。
1.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第二产业发展受到过度激励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差异在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动力来自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某一层次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产生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增长不断加快，使得劳动力由已相对饱和的第二产业流向需求旺盛的第三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相同，在中国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对经济运行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影响经济结构的演进趋势。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始终处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市场自主运行机制始终未能建立。自1998年以来为应对内需不足的困境，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代表的政府直接投资活动，就始终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外推式增长模式[9]。近十余年来，政府主导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以及化工和钢铁等大型工业项目不断上马开工，使得第二产业发展受到极大激励。因此，在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产业结构的调整无法依靠市场的自主调节机制实现升级转换。
从地方政府的层面看，因为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性，地方政府拥有较强的经济自主权并同时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增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公共投资冲动，热衷于投资建设大型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对土地开发建设具有难以抑制的渴求。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一方面积极组建地方融资平台，以地方税收为担保向银行大规模融资，进行投资建设；另一方面也积极通过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土地优惠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第二产业。这又进一步带动了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发展，造就了第二产业的过度繁荣发展，进而抑制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总体上看，政府活动使得第二产业发展受到了过度激励，导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发生扭曲。
2.体制约束下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第三产业发展受到长期抑制
居民消费是引导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占主导的阶段向第三产业占主导的高级阶段升级过程中，其居民不断增长的强劲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高消费和低储蓄是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与其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遥相呼应。1994-2007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实际年均增长率为3.5%，居民消费率保持在70%左右，2001-2007年个人储蓄率仅保持0—1%的水平，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规模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因此，消费在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进而使得中国第三产业由于缺乏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拉动而发展长期受阻。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在中国转轨进程中，解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公众的社会福利契约，而新的公共服务体系却由于地方政府偏好于公共投资而建设相对缓慢，使得相当部分的社会福利成本转嫁给了家庭部门。据统计，2003-2010年，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2.08%、0.48%、0.73%、25.71%，政府对教育、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远远低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使得居民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支出负担较重，从而增加了居民长期性消费支出的压力和预期，降低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迫使居民增加储蓄和缩减即期消费，难以形成强劲的服务性消费需求和消费规模。与此同时，在中国以第二产业和公共投资为主导的发展路径下，使得资本相对稀缺，导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偏低，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相对较慢，进而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直接抑制了服务居民消费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因为过剩的工业产品可以通过出口来加以消化，而服务性产品(除了少数软件服务外包和创意产业外)则较难出口到国外。因此体制性约束下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服务性市场规模较小，必然抑制以提供服务产品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
3.低廉的要素及环境成本使得中国第二产业在国际市场更具优势
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资源消耗大，产品附加值小，利润率水平低，但规模十分庞大。据统计，2011年中国经济对外出口总额达36 420.6亿美元，实现同比增长22.50%，但通过加工出口所获取的利润却十分微薄，2010年我国出口企业平均利润率为1.47%，低于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水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长期以来都具有发展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分工的竞争中，中国必然会出现依赖出口的低端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局面。这种为低端制造业生长提供土壤的比较优势即是低廉的要素成本及环境成本。长期以来，中国看似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和不被重视的环境成本，使得中国以加工制造为代表的出口型企业迅速壮大，在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产值的同时，也逐渐锁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位置。而这种分工的结果，就是发达国家提供以创意、设计、研发和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而中国则只能发展低端传统的第二产业，成为并不光彩的“世界工厂”。
事实上，中国依靠廉价要素和环境成本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不仅难以有效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的积极性，使得产业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导致产品附加值较低，更由于中国众多企业专注于低端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均高度依赖国外企业，使得中国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导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目前，中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的匮乏，生产性服务业的缺失，更加削弱了产业创新能力，使得产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导致企业无法在品质和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胜，从而陷入价格战的不健康竞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更多发展第二产业而相对忽视第三产业，既是国际分工体系下的无奈选择，也是中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次优选择，因此产业结构升级迟滞也就成为必然。
五、思辨与展望
在全国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2012年GDP增长7.5%的目标，这是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8年来首次低于8%。降低经济增长预期的目的是为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基础，进而通过产业结构转型与优化升级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对经济增长的过分追求，成为抑制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桎梏，这与我们之前得出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这种降低经济增长预期的行为是否会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又是否能够为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提供有利环境呢？结合本文之前的研究，笔者认为单纯依靠降低增长预期，放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无益于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甚至有让经济失速的风险。原因在于，真正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根源是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启动的消费需求以及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相对优势，这些体制性因素不改变，中国产业结构就无法实现快速优化升级。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仅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之外，仍有许多体制层面的改革需要进行。否则，单纯强调降低经济增长预期，不仅无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可能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出现经济失速的风险。
基于此，可以判断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是一个体制改革层面的议题，而非仅仅经济层面。如若脱离以体制改革层面的举措，则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问题将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当然中国政府有勇气主动降低增长预期，为结构升级创造了必要的政策环境，只有更多体制层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此还应在完善市场机制、破解消费困境和转变政府职能等体制层面推进改革，以保障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是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一种度量产业结构趋同的方法，相似系数通常介于0和1之间，相似系数等于1，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相似系数为0，则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从动态来看，如果相似系数趋于上升，则产业结构趋于相同，反之，则产业结构趋异。
②δ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的经济增长趋同之一，是指一组经济体人均GDP或劳均实际GDP的标准差所存在的下降趋势。对δ趋同的刻画常用的指标有变异系数和Theil指数等，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指标。
③根据佩卢对经济结构所下的定义：“表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那些比例和关系”，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72.
④按照传统投资概念，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传统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政府利用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这与凯恩斯所强调的公共投资相一致。参考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四个方面的指标来度量我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发展状况：交通、能源、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并将公共投资界定为三大领域：一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二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三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⑤财政分权的指标构造尚未达成一致，对于分税制改革前的样本，Zhang和Zou曾经用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和总支出指标度量了1986-1992年各省的财政分权程度，发现三种不同指标度量的显著性不改变[7]。张晏和龚六堂选取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FD exp)、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收入(FD rev)指标、扣除净转移支付的财政支出指标、预算内外总收支指标以及各指标的人均指标等12个分权指标分别对人均产出增长率进行回归，研究显示从各个角度出发设计的财政分权指标基本具有一致性，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符号不会因为对财政分权的不同度量而改变，人均指标和总量指标的回归显著性略有不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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