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舒：劳动力市场歧视与高校扩招的影响——基于信号博弈模型的结构估计

    摘要：本文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实证研究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大学生收入溢价的贡献以及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证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分布。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1）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约能解释大学生工资溢价的72%；（2）与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的分析不同，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
    关键词：大学收入溢价；高校扩招；信号博弈
    徐舒，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610074；E-mail：sxu@mail.swufe.edu.cn.本文受西南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文章初稿完成于作者在香港岭南大学交流期间。特别感谢香港岭南大学魏向东教授在研究数据上的支持以及范承泽教授的帮助；与德州农工大学甘犁教授的讨论完善了文章的写作思路。感谢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许志博士对文章初稿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收入差距一直是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表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学教育的收入溢价对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有重大影响（杜鹏，2005；张车伟，2006；刘泽云，2009）。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9年实行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供给的大幅增加，大学生与非大学生间的工资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间的收入不平等。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分析，由于高校扩招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了大学生的相对供给，在需求相对稳定或平稳上升的情况下，应当观察到大学生相对工资的下降，而现实却恰恰相反。理论与实际现象的矛盾使得对大学收入溢价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对该问题的讨论需要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1）大学收入溢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高校扩招与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扩大有怎样的联系？
    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不同因素对大学收入溢价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学教育的收入溢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指大学教育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了大学生的收入；二是能力信号效应（ability signaling），指大学教育是劳动者传递生产力信号的工具，而厂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将大学教育作为辨别劳动者生产力的标准，对非大学生进行工资歧视；三是劳动者的先天能力效应（innateability），指进入大学的劳动者本身就具备较高的先天能力，因而在工作中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生产能力，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但这种能力与是否接受大学教育并没有关系。
    正确区分这三种效应在大学生工资溢价中作用的意义在于，若大学生工资溢价全部是由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引起的，意味着可以通过让更多劳动者接受大学教育来降低收入不平等，同时高等教育带来的劳动者生产力提升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能力信号效应的存在表明，简单地提高劳动者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如高校扩招，虽然扩招并非完全出于此目的）不仅不能降低劳动者间的收入不平等，反而可能拉大大学生与非大学生间的收入差距。最后，上述政策不会对劳动者的先天能力造成影响，从而不会改变由先天能力效应引起的收入不平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定量识别前文所述的三种不同效应对大学生工资溢价的影响，尤其是要区分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与不可观测的劳动者先天能力这两种不同效应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将劳动者先天能力、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能力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考察不同因素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得到模型参数，再通过反事实状态的政策模拟（counter-factual policy simulation）剥离劳动者先天能力的影响。上述步骤使我们能识别出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在大学生工资溢价中的作用，并判断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能解释大学生非大学生工资差距的71.86%；与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的分析结论相反，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扩大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
    文章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阐述信号博弈模型的设定并求解模型；第四部分介绍计量经济学的参数估计方法；第五部分给出数据描述和模型估计结果；第六部分是基于模型的政策模拟；第七部分是总结。
    二、文献回顾
    经济学中对教育收益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Becker （1964）就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对教育收入溢价进行了解释，Mincer（1974）则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工资决定方程。Spence（1973）在非对称信息的框架下提出了能力信号的概念，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收入差距提供了另一种解释。3在此之后，许多文献试图从实证角度验证这两种不同的解释。Bedard（2001）
    通过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大学入学率和高中辍学率，认为经验证据主要支持能力信号模型的预测；Chevalier，Harmon ，Walker and Zhu （2004）的研究结果则表明英国的数据支持人力资本假说；Arcidiacono，Bayer and Hizmo（2008）在雇主学习（employer learning）理论基础上对劳动者收入动态变化的研究表明，大学教育具有很强的信号效应，几乎能完美反映大学生的能力。
    但是，上述实证研究都不能定量区分出两种效应的相对重要性。Moro（2003）的文章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他在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并相应发展出一套估计方法，能定量识别出能力信号在不同劳动力群体工资差距中的作用。Fang（2006）在Mo ro（2003）的理论框架下，利用美国普查数据的估计表明，大学教育能提升劳动者约40%的生产力，同时能解释约2/3大学生非大学生的工资差距。
    将教育溢价与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相联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实际数据显示，在劳动力市场上，随着高等教育劳动者相对供给的增加，其相对工资也在不断增长，造成了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这类现象的研究产生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 ）理论，成为解释这类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国外学者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进行的研究十分广泛，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得到丰富的成果。Acemoglu（2002）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介绍；Card and DiNardo （2002）则对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与该理论不符之处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Hendel ，Shapiro and Willen（2005）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框架外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表明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对实际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
    对教育收益率上升与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李实和丁赛（2003）对抽样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在19901999年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并且教育的边际收益率也是递增的；杜鹏（2005）基于我国19952002年间的教育和收入分配数据的研究认为，教育拓展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张车伟（2006）发现教育回报率在高收入劳动者中更高，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必须向穷人倾斜以减小收入差距。与杜鹏（2005）相反，杨俊、黄潇和李晓羽（2008）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表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认为教育扩展有利于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改善；刘泽云（2009）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生成的省际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分布和教育收益率的分布都会对工资不平等产生显著影响。
    虽然上述研究的结论及政策建议不尽相同，但都表明大学收入溢价（教育收益率上升）与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本文力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一个统一的信号博弈模型框架下区分引起大学收入溢价的三种不同效应，并研究高校扩招如何通过这三种不同效应对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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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结论与扩展
    本文通过一个信号博弈模型讨论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劳动者的先天能力，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能力信号效应在大学生工资溢价中的作用。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表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拟合现实工资数据的分布；反事实状态的模拟表明，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的工资溢价主要是由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引起的，约能解释大学工资溢价的72%.另一方面，模型证实了能力信号效应的存在，大学生与非大学生在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能力信号分布上的不同也会对其工资分布造成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与高校扩招相互作用，当高校扩招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高技术劳动者进入大学的概率时，会使劳动力市场上对非大学生的歧视程度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大学生与非大学生间收入差距扩大。
    针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学生供给增加的同时相对收入也同步上升的现象，本文建立的模型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外，结合我国特殊的政策背景，给出了新的可能的解释，即高校扩招的统计歧视效应也可能引起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扩大。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从动态角度来看，随着厂商对劳动者能力信号的不断学习，其对劳动者真实生产能力的判断也会越来越准确。直观上判断，此时能力信号在劳动者工资中所起的作用会逐渐减弱，而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在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会更大。当然，实际工资差距还取决于大学生和非大学生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比例。
    另一方面，如何从数据中区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大学扩招的统计歧视效应这两种不同因素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计算它们间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本文将其留作后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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