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回归”与中国经济学说的选择逻辑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作者：高帆
    作者简介：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征，政治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的转型在增强学说“科学性”的同时削弱了这些特征。现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别从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维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回归”。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命题，经历了秩序重建的计划经济时期和总量增长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说也经历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引入。当前，我国经济需要在增长基础上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且这种实践呈现出多个向度的复杂图景，这引致中国经济学说从单向引入转为主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契合理论和实践演进的双重逻辑，其建构应按认识国情—概括特征—提炼概念—形成命题—检验理论—凸显价值的路径展开，这一建构过程促使人们重新理解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和方法论。　　　
    关 键 词：政治经济学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实践
    作为社会学科，经济学说是人们针对实践而形成的抽象认识或理论投射，理论认识又构成了人们参与和改造实践的思想来源。经济学说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塑造、彼此推进的关系，实践的时空变动伴随着不同学说在竞争中变革，以提升对实践这个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和引导力。由此出发，17世纪初期，政治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并成为独立学科，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约翰·穆勒等则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顶峰，此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基于“边际革命”完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型，并奠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48)则结合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由此建构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延续至今的主流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扩散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现出迥异于主流经济学并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特征，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回归构成了理论嬗变的脉络，这一脉络发生的实践及思想基础需要给予清晰的梳理和阐释。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取得抗日和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于1949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由此推进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阶段的经济实践。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人类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现阶段则在全球周期性调整和国内结构性转化的叠加下，开始步入经济增速放缓、动力机制转换的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实践伴随着经济学说的动态演变：从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引入转向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扩散，每种学说及其伴生的实践过程在化解某些问题的同时，又诱发出新的挑战或加剧了此前已显露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时序意义上制度、绩效、理论的转换特征，也呈现出时点意义上成就突出但挑战严峻的多维特征。这种格局需要人们廓清中国指导其经济战略和政策选择的理论学说是如何演变的，进一步地，更需要在契合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背景下探寻新时期中国的主导经济学说，这一学说应体现对中国已有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指引。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这种诉求的积极回应，并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说从外部引入向主动建构的转变，那么就需要在学理层面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逻辑和构建思路。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学说史层面论证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实质和发生机制，在实践史层面阐释中国经济发展及经济学说的嬗变历程，进而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逻辑及建构路径，最后是结论和引申含义。
    一、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学科特征
    政治经济学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兴起相伴而生。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登堂入室引致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需要创新的、系统的经济学说来解释财富生成和分配的机制。由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就相继成为这一变革初期的经济学说，尤其是蒙克莱田在1615年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来表述国家与经济秩序之间的运动规律。此后，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和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推进并完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一分析传统经过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的综合，从而“将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创造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①值得关注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既反映了人类有意识地认知“需要体系”并自觉地组织生产和交换形式，也因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学说的缺陷显露而导致“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代的到来”，②这集中体现为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马克思《资本论》(1867)的研究工作。此后，经过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和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的“边际革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开始转向经济学。③显然，古典政治经济学活跃于1615年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直至1879年“边际革命”的完成之间，此时段的政治经济学与其前后的学说存在“继承但区别”的属性，这些属性成为政治经济学特征或“异质性”的组成部分。
    就社会背景而言，政治经济学形成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变革时期，这一变革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及现代国家的政治进程，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成为经济活动展开的影响变量。就思想背景而言，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大一统“道德哲学”转向细分学科的认知转换时期，④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聚焦财富管理或财富增长，但却是在扭结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背景下探究经济问题的。上述背景使人们意识到家庭、企业等组织并非“完全独立”地开展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嵌入”在一整套的经济关系及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国家行为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是深刻理解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这使基于社会嵌入来研究经济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就学说史而言，魁奈的《经济表》(1758)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双重含义：讨论经济活动的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讨论财富的性质、再生产和分配，甚至到18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生产和分配。⑤这一定位使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结构等“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凸显社会嵌入并强调制度分析随即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视角。斯密的《国富论》以分工演进、市场规模、自由竞争为概念提出了财富生成逻辑体系，而其分析的实践指向是：推进分工演进和财富增长的制度条件是什么？作为对此问题的回应，《国富论》的第五篇《论君主和国家的收入》廓清了政府行为边界及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则研究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及其对财富增长的影响，即“考察了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策是如何扭曲——不管是阻碍还是推动——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活动的”。⑥斯密之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立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以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为主线，探究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对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这种探究在逻辑和历史维度均嵌入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及社会—政治结构之中。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思想渊源上脱胎于大一统的“道德哲学”，这使其在研究视角上强调将经济活动放置在社会关系或制度体系中审视，也使其在研究主旨上关注经济活动(即财富增长和分配)与“道德秩序”的契合。就后者而言，引入价值评判而不是单纯地考察财富生成本身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魁奈的政治经济学以“自然秩序论”为基础，强调结合成社会的人们，应服从自然法和实定法，其中自然法包括物理的法则和道德的法则——物理法则是“明显的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所产生的一切实际事件的运行规则”，道德法则是“明显地适应对人类最有利的实际秩序的道德秩序所产生的一切人类行为的规律”。⑦从道德伦理视角评判经济活动在后续的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延续，例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海狸换鹿”模型，并强调该模型隐藏的以劳动耗费相等作为交换基准是符合道德哲学的。不唯如此，斯密明确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们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⑧国家的财富增长和居民的生计改善是斯密评判经济活动的两个基准，除了国家与居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后续学者还从其他维度例如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评判经济过程，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志，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通过改进的方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推翻它”。⑨与此类理解相呼应，财富分配与财富生成两者均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主题。
    政治经济学形成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变革进程，资本主义及由此扩展的市场秩序在逻辑上也必然会引致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演变。17世纪初期之后，经过斯密和李嘉图的努力，古典政治经济学似乎已成为契合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反映资本所有者利益诉求且推崇自由竞争理念的完整理论体系。然而，在空间意义上，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并不同步，其禀赋条件和政策选择往往存在差别；在时序意义上，资本主义和市场扩展在促进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此制度内在冲突和生产力限制条件的逐渐显露。以此为背景，19世纪之后，多位学者以批判方式推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制度反思及相应的学说反思也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质。与英法两国相区别，德国在19世纪中期之前仍处在封建农奴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期，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引致李斯特反思了魁奈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在政策取向上强调，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⑩在经济学说上主张研究应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用国家经济学取代“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李斯特的反思进路相区别，西斯蒙第指责此前的学说为了抽象理论而牺牲了人的现实利益，强调资本主义因分配失衡而存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合理的自然制度而是历史的过渡形态。(11)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病理学家”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推进其理论研究的，马克思既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扩展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也论证此制度的内在缺陷及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过渡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掩盖了劳动本质的异化”。(12)此后马克思从社会关系视角揭示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追求，导致其面临着发展生产力但劳动异化形成局限的内在冲突，此种冲突进而引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从长程运动看资本主义将向更能契合“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制度演进。(13)
    二、政治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的转型
    强调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与这些特征相契合，政治经济学既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以形成系统知识的逻辑演绎过程，也是强调历史—伦理因素并采用归纳方法的实践认知过程。问题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在19世纪后期遭遇了重大挑战，以致出现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转型。就研究范式而言，门格尔(1871)、瓦尔拉斯(1874)、杰文斯(1879)推动的“边际革命”在这一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边际革命”在内容上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了以人的效用评价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论)，在方法上则强调应从“混沌状态”分开经验要素，并使经济学成为讨论经济概念的“量的科学”或“数学的科学”。杰文斯主张放弃“Political Economy”而采用可与其他科学类比的“Economics”，并明确提出“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其理至明，因经济学家所探究的是经济量及其关系，但一切的量与量的关系皆属于数学”。(14)以“边际革命”为开端，不同学者开始介入对经济研究性质、范围和政策含义的争论，例如1883年门格尔和施穆勒展开了“方法论”之争，(15)前者强调以广泛的、可能带有普遍意义的假设为依据的“纯”理论，通过正确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数据则在纯经济学和需运用经济学的政策问题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后者则争辩经济是一些相互联系的制度的变化和演进过程，它的发展规律不能用有限选择的抽象理论来解释，经济学的基础是历史的经验数据以及归纳法。上述争论使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经济研究性质和方法的多个向度。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即强调政治经济学既是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也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只言片语不能充分地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没有哪一种方法能说自己不需要其他方法相配合”。(16)
    “边际革命”开启的边际效用—数学化范式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的新古典经济学创立提供了基础。在马歇尔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成本原则和边际学派的最终效用原则均是供求法则的组成部分，前者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理论，而后者则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需求理论。就方法论而言，马歇尔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统一于用数学表达的均衡价格体系中，并采用“剪刀模型”来刻画竞争、供求、价格、均衡之间的关联方式，供求和价格变动则依赖代表性厂商和代表性居民的“理性人”假设。这种综合为理解制度给定条件下厂商和居民的市场行为提供了工具，从而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实质性地推进了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型。以“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的综合工作为基础，经济学说的性质和意义被重新定义，莱昂内尔·罗宾斯提出“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表现的形式”，而经济学的意义是“当我们面对各种最终目的而必须进行选择时，它使我们能充分了解我们所做选择的含义”。(17)这意味着经济学的主旨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等问题的探究，对经济活动的制度考察以及配置结果的价值评判不再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而制度反思则因价格—供求机制能够处理稀缺资源最优配置而淡出考察视野。有趣的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为重新检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冲突提供了条件，由此派生的“凯恩斯革命”也为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提供了契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不仅确立了以国民经济整体而不是厂商或居民为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而且以“有效需求不足”表述了市场自发运行的缺陷以及以政府干预为取向的回应方案。遗憾的是，在学说史上“凯恩斯革命”承载的制度反思和价值评判功能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18)相反地，从心理因素而不是制度因素出发解释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惯常思路，直至萨缪尔森《经济学》(1948)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直接组合为“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并最终完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向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转变。
    政治经济学走向经济学是学说史的重要转折，这一转折是社会实践和思想演变交互作用的产物。从社会实践来看，19世纪中晚期，英法等国率先推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资本主义及由此拓展的市场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确定，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虽有发生但尚未摧毁此制度自行调整的基石。以此为背景，经济学剔除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制度反思等并专注于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逻辑起点上似乎可以找到实践依据，而且在“政治正确”意义上也可规避意识形态争论。从思想演变来看，近代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晚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以“理性主义”为前提，自然科学开启了以实验为重要手段、以数学为表述方式、以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为特征的系统化知识生产方式，牛顿、莱布尼茨、拉格朗日等推动的微积分的发展及其应用，也增强了自然科学理论建构及其表述的逻辑自洽性。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既产生了示范作用，也提供了可选工具，“社会科学家们希望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将不同人类行为和对社会的研究化为较窄的学科，增进社会科学的分析力和精密性”。(19)同时，社会科学的分化也为政治经济学转向经济学提供了驱动力量。为了对社会科学的不同维度有更深入的认识，政治学和经济学分别集中于探究国家和市场这两个领域，结果是“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20)在上述社会实践和思想演变的共同作用下，19世纪中后期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型就不可避免了，这种转型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条件下经济研究“科学化”的内在需要，并使经济学的研究主旨和表述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经济学的逻辑演绎特征和形式化表达使其传播能力显著增强，而围绕稀缺资源配置和政府干预方式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经济研究的“科学化”使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然而，出于研究主旨和方法论选择的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嵌入、道德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征却遭遇了极大削弱，甚至在实质上逐步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考察范围，经济学的“科学化”成就与其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特征的消除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孪生关系。
    　三、“政治经济学回归”的理论和实践动因
    脱胎于杰文斯—马歇尔—萨缪尔森的承继式工作，19世纪中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转向新古典经济学，20世纪中期之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进而取得了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不仅没有引致主流经济理论从社会嵌入和制度反思中理解问题，反而促使市场有效和自由竞争理论重新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基点。在方法论层面，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则基于假说的预测性而不是假设的真实性来论证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些均延续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学说领域中的强势地位。问题在于，尽管人们的认知体系发生了转折，但社会实践仍以自身的逻辑存在并演化着，它不因主流经济学剔除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制度反思而随即屏蔽这些维度。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经济学自身逻辑的冲突及其回应真实世界的缺陷也在显性化，数学方法过度使用及结果也引起学者的反思，(21)这使新古典综合经济学面临着研究范式改进、完善甚至变革的挑战。作为对经济学内在冲突和缺陷的回应，20世纪中后期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学说的研究主旨和方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经济学回归”，这种回归正成为经济研究中引人关注的特征和事实。
    政治经济学回归首先导源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内在逻辑缺陷。萨缪尔森将马歇尔完成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相结合，但其理论体系面临着宏观经济缺少微观基础的尴尬：新古典综合“基本的缺陷是指经济行为者是高度有理性的人，与市场不能有效地调整工资和价格达到适当的水平，这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处理”。(22)在逻辑推演维度，新古典综合两部分的割裂源于对经济主体行动的社会关系及其两者间交互作用的忽视。“理性人”假设构成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然而，经济主体总是在特定的社会规范中进行决策和行为选择的，由此，信念、偏好和约束(Beliefs、Preferences and Constraints)模型或BPC模型相对于“理性人”假设更能契合人类经济行为，BPC模型强调信念等因素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并能在个体之间分享。赫伯特·金迪斯采用认知博弈理论强调，确保个人选择纳什均衡的条件不限于其个人特征，而且包括他们的共同特征，“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恰当，因为一般的人性、以及特殊的人类理性，都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群体的演化动力学产生了社会规范，来协调理性个体的策略互动，并调节亲缘关系、家庭生活、劳动分工、财产权利、文化规范和社会惯例”。(23)新古典经济学将供给简化为代表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将需求简化为代表性居民的效用最大化决策，而这恰恰因忽视了“社会规范”或“共同特征”而陷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桎梏。反过来说，经济学说需要关注经济主体的供求决策及价格反应方式，同时也应关注供求曲线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及这些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方式，即应基于社会嵌入和制度分析来形成对经济问题的立体认知，这对正处在系统制度变革时期的经济体而言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事实上，自20世纪中期以来，科斯、诺斯等人推动的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这些理论强调产权和交易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试图结合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来刻画经济制度的演化机制。上述思路在阿西莫格鲁(Acemoglu)中得到了延续，(24)而德雷泽(Drazen)也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阐释，(25)这一线索的要旨是在社会嵌入背景下探究经济的制度分析或“经济的政治学”。从广义的角度看，自20世纪中期以来，布坎南、塔洛克等学者力图利用经济学方法阐释非市场或政治的决策过程，从而拓展了公共选择理论或“政治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制度因素再次成为经济分析的议题，这在社会嵌入特征上体现出政治经济学回归。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学在替代政治经济学的进程中，弱化甚至剔除了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评判，这种处理部分是因为价值评判难以数学表达从而影响经济学的科学化诉求，部分是因为经济学认为要素边际收益能够解决参与者的“分配合理性”。结果“正是团结在这杆旗帜下的旧式思想力量，即长期均衡的资源最优配置，使所谓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与历史时间的结合以及所谓的福利理论和人类生活的结合，在理论方面进步缓慢”。(26)事实上，经济学者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总是隐含着某种价值取向的，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效率、均衡、自由竞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经济学在这层意义上必须独立于价值判断的观点，其本身也未完全摆脱价值判断……我们应将明确声明的价值判断与被掩盖的或隐晦的价值判断区别开，后一种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实质上的政治论点貌似科学论点”。(27)更重要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未必能证明市场分配的必然合理性，原因是市场分配机制有赖健全且可有效实施的制度，以“缓和出身、运气等随机因素对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影响”。(28)这意味着经济活动即使能够基于稀缺资源优化配置而实现效率提高，但这能否直接对应人类福祉的改善却是不确定的。上述格局促使人们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反思主流经济学，并在结合伦理学和引入分配研究的基础上体现经济学说的价值评判功能。例如，阿马蒂亚·森围绕经济活动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深入而系统地探究了贫困、饥荒、自由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作为此类研究的概括，阿马蒂亚·森强调“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和工程学根源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成分。但是，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由‘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动机观’所提出的深层问题，应该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29)作为对上述思路的延续以及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回应，皮凯蒂强调应像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将收入不平等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其思想渊源是“我不喜欢‘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这一表述，为其中的极端傲慢感到震惊，这是因为它暗示了经济学获得了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高的科学地位。我更喜欢‘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表述，它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不过在我看来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30)上述情形表明，经济研究不应局限于稀缺资源最优配置这一主题。如果说森和皮凯蒂等基于新格局、采用新工具探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题，那么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关注财富分配的价值评判维度体现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实践背景与规避意识形态争论的思想背景相互叠加，导致主流经济学弱化甚至屏蔽了制度反思(以及学说反思)的特征。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以市场竞争为核心机制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均可视为对上述机制的偏离。问题在于，如果将危机理解为经济运行对市场竞争的偏离，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偏离”为何会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周期性发生，尽管金融化、全球化、科技革命和国家功能导致危机的具体形态出现了变化。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衍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即为危机史的一部分，它既不是危机的开端也不会是危机的终结。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此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多个国家开启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国际社会基于“华盛顿共识”向拉美国家推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方案却遭遇了挫折。“危机仍在发生但危机形态出现变化”这一事实意味着，承接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基于变动的实践展开对资本主义及市场机制的“制度反思”仍应是经济研究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线索中，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诸多学者试图结合实践变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进行重新反思。与马克思的思路一致，这些努力也强调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人类社会演变的过渡形式而不是终结形态，并据此探究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的演进趋向和实现条件。例如，保罗·斯威齐立足于资本主义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积累冲动——提出了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由此研判自由资本主义改良的前景及整体性制度变革的条件。(31)戈登等提出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32)后续科兹等进一步发展了SSA理论。(33)该理论将资本主义增长和停滞的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改变的周期联合起来，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形成理论连接，在资本主义内在压力与社会结构回应之间形成逻辑关联，维克托·D.利皮特即基于SSA理论分析了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演进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成因。(34)类似地，阿格利埃塔(Aglietta，M.)、博耶(Boyer，R.)和利比兹(Lipietz，A.)则创立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流派“法国调节学派”，该学派采用制度形式、调节模式等中间层次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35)近来，韦斯科普夫在回顾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史时，强调未来资本主义矛盾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社会环境恶化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和矛盾；二是自然环境恶化和随之而来的地球生态资产的消耗和破坏。(36)鲁品越则在经济哲学维度探究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分析，强调资本增值运动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会导致劳动者的贫困化、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贫困化、人的社会关系和精神世界的贫困化。(37)显然，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于变动的实践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进行了再剖析，这隐含着对社会演进特征和人类共同前景的关照，并在制度反思意义上体现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制度反思等特征重新受到关注，这使经济学说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政治经济学回归，社会嵌入暗示着应将社会—政治结构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它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要代表；价值评判意味着应在财富增长之外关注分配和福利，它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要代表；制度反思则表明应立足于制度多样性探寻资本增值与资本内在否定性之间的平衡，它以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要代表。就成因而言，政治经济学回归源于实践发展与理论供给之间的背离，即主流经济学在阐释实践中面临着若干局限，例如，难以揭示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难以内生财富分配对福利改进的含义，难以阐释资本主义制度增长与危机的关联。“问题导向”推动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这一转型突出体现了经济学说的社会科学属性，以及经济研究对真实世界和社会进步的回应，尽管其在某种意义上以降低研究的数学化程度为代价。值得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回归不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系统性否定，而是在研究主旨层面的拓展，主流经济学旨在探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问题，政治经济学回归则探究这种配置的社会—政治结构、配置结果的价值追问以及制度动态演进的方向。政治经济学回归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是“错误的”，而是说主流经济学是“不足”的。政治经济学回归也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复，而是承继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采用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在内的多元工具去回应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经济问题。立足于现阶段的经济实践并采用多元方法意味着此回归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螺旋式上升”。政治经济学回归还意味着知识生产方式正悄然发生变化：经济分析凸显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表明研究是“问题和实践导向”，而不是“学派和学科导向”。在理论学说更好地回应真实世界这一主旨下，经济学说内部不同流派应形成对话和协作机制，经济学也应从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和法学的“交叉处”找寻真正的议题。同时，服务于研究主题而不是纯粹的“科学化”诉求，数理方法、统计方法、案例方法、试验方法、比较方法等均应在研究中受到重视，只要这些方法有助于人们对真实世界形成简约有效的知识体系。概括起来，20世纪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回归正成为经济学说演进的特征事实，这一再转型在实践和思想层面具有超越特定地区的广泛意义，它自然也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及学说选择的基点。
    　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其理论学说嬗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发展史甚至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实践的根本命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一命题包括了三个维度的界定。(1)社会主义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以党建国之后确立了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可表征为工具意义上的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安排，也可表征为目标意义上相对于资本主义更能契合人类发展前景，即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并改善绝大多数成员的福祉，它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理论学说选择的社会基础。(2)发展中大国是指中国面临着人口庞大且生产力落后的国情，这一国情意味着中国面临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关注不同群体和区域发展“异质性”等多重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大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业已设定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国需要在以开放促发展和增强“内在稳定器”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发展中大国为理解中国经济实践和学说演进提供了约束条件。(3)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指中国经济实践的本质追求是持续性、包容性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也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目标逻辑一致。生产力水平提高、财富规模扩大、经济增速抬升是经济发展的追求，但增长的成本控制以及增长带来绝大多数成员的福利改善也是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实践应避免陷入长期贫困境地，也应避免落人两极分化陷阱。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实践及学说选择的目标取向。显然，社会基础—约束条件—目标取向“三位一体”支撑起中国经济实践和理论展开的内在逻辑，中国经济实践及学说演进的主线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大国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
    从根本命题出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实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相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首先面临着国民经济秩序重建的历史使命。基于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快速推进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实施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战略取向的工业化。重工业的特征是资本密集使用、就业需求偏低、建设周期较长、收益回流缓慢，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实际禀赋条件却是资本短缺且劳动力充裕，重工业优先发展与资源禀赋条件之间的冲突就内生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缺少自主权的微观经济机制。(38)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是中央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促使经济资源尤其是资本要素集中并优先用于重工业，进而达成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构。作为党建国家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也拥有动员和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为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就结果而言，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实践产生了两重效应。一是在初始条件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保障了国家安全、恢复了经济秩序并为后续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姚洋、郑东雅指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因重工业的技术和金融外部性而具有促进长期发展的积极作用。(39)二是作为经济资源的实际配置者，中央政府难以充分掌握并有效处理市场信息，也难以对不同部门或区域的经济参与者提供有效激励，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资本积累模式也加剧了城乡间的二元反差，其最终结果是国民经济低效率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濒临崩溃。
    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实践是在建成独立工业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对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的全球化融入来集中解决经济效率问题，以此形成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低效率的积极回应。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总量增长就成为此阶段的核心目标。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轨迹来看，我国先后经历了多种类型的尝试和多个阶段的演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改革目标的持续探索及逐步明晰化，我国在实践维度开启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增量引入到存量调整、从有限开放到全面开放、从商品市场改革到要素市场改革、从企业体制改革到金融财税贸易的系统性经济改革。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呈现出多维度的转型特征：发展导向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向更能耦合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战略；所有制结构从单纯的公有制转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态；分配方式从普遍的平均主义转向更多强调经济主体贡献的有差别分配格局；经济运行方式则从中央政府的强制性指令转向更多依靠价格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简单地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施的是中央政府向农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多方位“分权式改革”，这极大地增强了要素流动性和要素配置效率，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从而最终带来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1978年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7%就是例证，持续高增长也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此时段我国经济体系中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社会体系中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改进不匹配，全球体系中域外经济格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稳定，其结果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特征显著，能源利用和生态维护的压力增加，经济增长遭遇外部波动性的影响增强，且增长成果在不同群体间的配置差距也在扩大，整个经济面临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风险。
    显而易见，我国经济实践的两个阶段均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命题。围绕该命题，计划经济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经济秩序，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工作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财富总量。这两个时段存在着前后依存、承继、变革和突破的关系，它们均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演进史。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是后续持续高速增长的前置条件，但其内生的低效率却成为市场化转型的变革对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特征事实，但这不表明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已经达成，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实践的焦点是在总量增长基础上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此进程中“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繁荣”。(40)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历程伴随着我国用以指导实践的经济学说发生演变，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学说“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41)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理论引入“苏联范式”或“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原因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保持着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则被视为斯大林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同时，苏联“二战”前后的高增长绩效也引人注目，这促使中国从“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中找寻恢复经济秩序的秘诀。基于“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影响与中国重建经济秩序的内在需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不仅被视为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而且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在理论层面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即修正了“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工具性认识，更强调从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功能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厘清了市场经济的工具性质并在实践中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对外开放，促使聚焦于稀缺资源配置的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快速引入和广泛传播，主流经济学在中国形成了对“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替代，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强调则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理论来源。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双重逻辑
    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命题，我国经济实践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两个阶段，并完成了经济秩序重建和经济总量提升两大任务，经济学说也经历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引入。当前，我国经济在变动的国内国际格局中正处在新的起点，也面临新的使命，在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建设最为根本的目标，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均难以有效支撑这种实践进程。基于此，有必要在经验层面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当代历程及特征事实，在理论层面阐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动力机制，进而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建构过程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也可为拓展已有学说并启示其他后发国家贡献“中国智慧”。近来我国提出要发展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是对这种格局的积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命题的提出，既体现了我国对世界范围内经济学说演进动态的紧密契合，也体现了对中国经济实践更为主动、更为深刻的认识诉求，因此它具有理论和实践演进的双重逻辑，并暗示着中国从此前的经济学说单向引入转为经济理论的主动建构。
    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回归这种演进趋势。中国主动建构的经济学说不是沿袭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套用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而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回归形成更具主题包容性、更能契合真实世界的理论学说。这是因为，脱胎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斯大林政治经济学”解决了中国经济秩序重建问题，但却带来了经济低效率和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论证了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激发了中国的增长潜能但却伴生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风险，对中国经济经验和发展方式的认识“需要对已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信条以至知识体系保持必要的警惕”。(42)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着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使命，继续以上述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则理论的局限性及其对实践的负面影响将渐趋增加。能够指导未来中国实践的理论应能对这两者进行必要的综合和超越。如前所述，经济学说在经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的转型之后，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再转型或特征事实。此种转型是在强调问题导向性、方法多样性、学科交叉性的基础上，促使经济研究超越给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分析，关注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制度反思等真实经济运行环境，从而将主流经济学屏蔽或忽视的因素重新引入分析之中，这种理论演进格局为我国主动建构经济学说提供了思想资源。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党建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经济建设与社会、政治等维度的整体变迁存在着关联关系，市场机制也与隐藏在此机制背后的产权结构、交易制度等紧密相关，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理论建构必须在考虑社会嵌入的前提下展开。从价值取向来看，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经济实践的最终诉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经济增长具有大国比较中的相对优势，也要求经济增长低成本并能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追问其与这种价值指向的契合度。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凸显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市场化以及资本逻辑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致了多重挑战，且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的“制度互补”障碍也成为前进道路上的制约因素。我国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最大限度地消除上述弊端，这使经济发展必须在保持经济制度反思的基础上探寻目标的有效实现。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回归这一理论演变的本土体现。
    从实践逻辑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实践呈现出一连串的“异质性”或多个面向，这种复杂性特征影响已有学说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某些部分是有说服力的，但不能形成对中国经济多个面向的系统解释。在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中，经济制度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价值取向是外生给定的，然而在中国，上述假定却需要重新审视。首先，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在进行经济制度的连续变革，社会主义制度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诉求，经济制度变革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变革是涉及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政府经济调控制度的系统性变革，而产权制度等则涉及形成这些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持续改进。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还在路上”，尤其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和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仍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经济制度的连续变动以及变动的结构特征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考虑经济制度及其变迁，不能先验地将经济制度假定为外生给定并以此展开研究。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经济秩序重建和总量快速增长，我国已经成长为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就经济增长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然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具有对物质资源投入倚重的粗放特征，增长伴生的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攀高，增长成果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差距也趋于扩大，迄今尚未最终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增长绩效显著但结构矛盾突出”的双重特征，而且从不同的基准出发可能会得出对经济绩效的不同评判，与价值评判相联的发展理念对中国经济发展则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再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工具界定到功能界定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则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诉求，市场经济则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诉求的运行机制。从目标取向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对单纯市场经济缺陷的制度反思，其实质是通过政府—市场的双重塑造来实现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同时消解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据此，中国需要关注整体层面政府—市场的关联关系，同时需要关注政府和市场各自的结构特征，即政府层面的中央—地方的关联关系以及市场层面的要素—商品的关联关系。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对此前计划经济的制度反思的话，那么现阶段我国同样需要对市场自由、资本逻辑、资本与权力可能扭结的制度进行反思。最后，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相互连接，而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却是“外生锁定”的，中国难以像欧美等经济体那样从容不迫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也难以像东亚的小国那样采用出口导向战略实现经济起飞。联系到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则中国经济是在更为严苛的外部条件(给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实现更为高远的发展目标(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此格局不存在先例、成熟经验及相应的理论资源，它需要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挖掘内部动力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总之，中国的经济实践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一命题，由此延伸开来，经济制度的连续变革、发展理念的审慎权衡、运行机制的反思改进和对外关联的策略选择，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挑战性的命题，它为探寻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以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共同未来提供了可能，这形成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逻辑。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路径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契合了政治经济学回归这一理论趋向，耦合了中国谋求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一实践进程。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均存在局限，由此也就面临着当代化、本土化的任务。契合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趋势并深植于本土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具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就理论建构的实践意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联系社会制度阐释当代中国经济的演进轨迹及机制，需要在价值评判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等目标的意义，需要在制度反思的意义上探究中国经济运行及制度演变的趋向。从本质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实践以及对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具有超越国境的全球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服务于解释本国经济、解决自身难题，但理论建构过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价值，它为理解经济发展方式和理论学说的多样性提供了契机。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回归的体现，其试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进行理论阐释，这一努力推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化和本土化，拓展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与分析范式，因此对推进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创新具有积极作用。概言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和实践演进的双重逻辑，同时具有推动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双重贡献，它试图探寻人类经济发展的多元路径，并形成经济学说创新的中国元素。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中国经济实践既提出了构建需要，也提供了构建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引入，这使人们能够基于中国实践比较、检视和反思不同学说的效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思潮的交流碰撞、不同方法的交汇融合，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准备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绩效等方面所表征出的多个向度，也为不同学说的竞争与综合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素材。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学人在批判“苏联范式”之后开始反思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的价值，这种反思与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趋势是一脉相承的，立足真实世界创新理论与不同学者的多元知识背景相结合，为本土实践的理论提炼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前置条件。此外，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中国决策者不是简单移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学说，而是关注特定学说的隐含假设及本土实际，采用“依据实践检验和修正经济理论”的基准，并确立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运行机制、产权结构、分配制度、政府职能等，这些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了必要探索。伴随着经济实践的展开以及研究能力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条件从目标愿景转为有效的具体方案。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消除对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即在脱离假设条件下将上述理论的某些观点作为中国实践的理论来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背景，回应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即从中国实践出发，抽象出规律性的理论学说，进而用其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上述理解内含着理论建构的展开次序，而这种构建是包含若干环节的系统工程。第一，开展国情分析，即通过官方统计和民间调研等途径，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展开历程、主要举措、实际绩效等的大样本数据资源，该资源应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图景，以为后续的理论建构工作提供可靠的逻辑起点。第二，概括特征事实，即基于国情的大样本数据，概括中国经济发展在目标与约束、时序与空间、总量与结构、成效与问题等维度的主要特征，比较这些特征与其他经济体发展进程的一致性和异质性，并将这些特征事实视为理论建构的“解释对象”。第三，提炼核心概念，即从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出发，在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基础上提出分析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可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资本”等，也可采用主流经济学的“价格”、“均衡”等，但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赋予概念新的内涵。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能够较好地契合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制度反思等主旨，并可与主流经济学的价格机制等形成对接。“研究劳动分工，就是研究市场，因之也就是在研究整个经济”。(43)由此，“分工”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供选择的核心概念，这一核心概念进而可延展为包括制度、分工、福利、经济制度改进等的概念系统，此概念体系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性、经济体制动态变迁、经济绩效多重表征等形成关联。第四，形成理论命题，即依照逻辑推演，采用数理模型、文字模型等“简约形式”刻画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出发，理论命题这一“硬核”需要与辅助性假设、保护“硬核”的启示性规则等形成理论体系。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此理论体系的关键是概念的逻辑表述能否契合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而不在于理论是否采用了数学或其他类型的表述方式。第五，推进理论检验，即通过统计分析、计量分析、案例分析、国际比较甚至量化历史等方法，测度理论命题的稳健性和解释力，也即检验理论命题是不是对中国经济的规律性认识。为了确保检验效果的准确性，则长时期和细致性的国情考察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检验能够通过，那么建构的理论命题就可被视为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学说。第六，凸显学说价值，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认识深化过程，这种认识应为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其理论建构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提供参考，并为政治经济学回归这种理论趋向提供“中国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路径是认识国情—概括特征—提炼概念—形成命题—检验理论—凸显价值。在具体建构中，前一环节通常成为后一环节展开的逻辑前提，但考虑到不同机构或学者的旨趣，则各环节可在分工和协作的背景下并行推进。此情形也表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系统性、交叉性和长期性的工程。“系统性”是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中进行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关联经济、社会、政治等维度的系统变革，且理论建构是从认识国情到凸显价值的多环节过程，希冀依靠某个领域或某个环节的单兵突击难以最终达成建构使命。“交叉性”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契合了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且中国经济发展并不以单纯的财富增长为归宿。这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国内—国际、历史—当代、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相互作用，需要关注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将理论构建局限于经济学单个学科的思维是狭隘的。“长期性”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是动态演变的，其发展绩效也需在长期内观察和评判，理论建构则涉及从国情认识到价值凸显的诸多环节，对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也需要探索、试错和修正。这些表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长期过程，不能期望短期依靠政府的集中动员即可形成最终成果，也不能将经济政策文本直接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说是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认知的产物，经济实践变动引致了经济学说的嬗变。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兴起，导致此前的零散经济思想转向系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形成中凸显出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征。19世纪中后期之后，社会实践导致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和方法论遭遇挑战，经济学说出现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转型。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学说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政治经济学回归”，现阶段此回归正成为研究领域的特征事实，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分别从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制度反思等维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回归。经济学说演变对中国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具有启示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命题，先后经历了经济秩序重建的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总量增长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学说层面则先后推动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引入。当前我国经济处在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阶段，经济学说需要耦合政治经济学回归趋势，从理论范式的被动引入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动建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和实践演变的双重逻辑，且应依照认识国情—概括特征—提炼概念—形成命题—检验理论—凸显价值的路径推进。此过程对于精确认识中国经济实践、彰显理论创新的中国贡献具有重要价值。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方法论。如果将“科学”界定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研究过程的可控性和研究结论的可证伪性，则包括主流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说均难以被称为“科学”。主流经济学在剔除制度因素和价值评判的前提下，试图利用数学化方式来体现研究的科学性，此种努力有助于学科传播但会损害学说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经济学的科学属性不应以表述方式或结论的可证伪性作为唯一尺度，其科学性更体现为因耦合社会学科性质而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判断以及对人类社会改进的积极作用。将自然科学标准移植到经济研究方面可能导致削足适履。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政治经济学回归为背景，其理论建构需要耦合中国经济实践，并考虑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制度反思等特征，由此应将经济分析置于社会关系、价值审视和动态演进的视野中，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的交叉融合是建构的内在要求。基于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应强调按照重大实践问题来整合学科资源和方法论，而不是依照已有学科分类来形成对实践的板块化认识；应强调不同方法对中国经济多个向度的融合回应，而不是某种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的绝对优势。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及研究者的知识互补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并最终彰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理论学说创新的积极作用。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 　
    ①叶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南方经济》2015年第8期。
    ②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③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建立于十八世纪(贝卡里亚、亚当·斯密与杜尔阁)，经过几番‘革命’，体现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接着，由于边际效用原理的引进，这个体系又经历了一次革命(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58页。
    ④熊彼特强调在18世纪，“道德哲学指的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社会科学(即有关‘心灵与社会’的科学)，自然哲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加数学。当时道德哲学是大学课程中的一个学科，主要由自然神学、自然伦理学、自然法学以及政策学(或‘治安学’)构成，而政策学又分为经济学和财政学(‘税收’)”。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4页。
    ⑤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陈岱孙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69页。
    ⑥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⑧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
    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⑩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11)西斯蒙第指出，“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参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17-218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6-87页。
    (14)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5)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487-488页。
    (16)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17)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8)琼·罗宾逊认为，“凯恩斯革命”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制度的一种，即一种不断变化的事物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二是恢复被自由放任理论所取消的道德伦理问题；三是在经济理论中加进时间因素，从而使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发生联系。参见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页。
    (19)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20)陈振明：《政治学前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Romer,P.M,"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 & Proceedings,vol.105,no.5(2015),pp.89-93.
    (22)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682页。
    (23)赫伯特·金迪斯：《理性的边界》，董志强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
    (24)Acemoglu,Daron,Camilo Garcia-Jimenno and James A.Robinson,"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Network 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5,no.8(2015),Acemoglu,Daron,Francisco A.Gallego and James A.Robinson,"Institutions,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s of Economics,vol.6,no.1(2014).
    (25)Drazen,A.,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26)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27)劳埃德·G.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8)杨春学：《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2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30)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1)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32)Gordon,David M.,Edwards,Rachard and Reich,Michael R.,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3)Kotz,David M.,McDonough,Terrence and Reich,Michael R.,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McDonough,Terrence,Michael Reich,and David M.Kotz,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4)维克托·D.利皮特：《资本主义》，刘小雪、王玉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5)吕守军：《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36)Weisskopf,T.E.,"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6,no.4(2014),pp.437-447.
    (37)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8)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
    (39)姚洋、郑东雅：《重工业和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40)Brandt,Lorean and T.G.Rawski,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41)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42)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43)孙广振：《劳动分工经济学说史》，李井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5年。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