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白永秀 吴丰华 王泽润
    　作者简介：白永秀(1955-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陕西西安 710127；吴丰华(1985-)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王泽润(1993-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在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学科人才四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前提是解决认识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而非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其学科建设需要融合，而非对立。基于此，通过创新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打造政治经济学阵地和平台，提升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水平等措施，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
    　关 键 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学科建设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也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①。但多年来，政治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②③，学科建设形势严峻、地位尴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④。围绕怎样理解并实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学者们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地位、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中国化、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创新、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这些文献多侧重于强调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需要坚持的、丰富的和创新的等宏观性和方向性议题。这些问题和讨论并不新颖，只是提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改革的不断深化，就曾促使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反思。在这场名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学科建设成为争论的焦点，摆脱“苏联范式”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改革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方法，成为当时大多数学者的一致看法。这场二十多年前的大讨论实际上成为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之后西方经济学理论全面引入并蓬勃发展，而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都逐渐式微，学科发展趋缓。
    关于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困境，可以说内因是主要的。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⑤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及其导致的研究和教学缺乏科学精神和不规范”⑥所致；还有观点指出，理论发展创新不足是政治经济学学科滑坡的主要原因⑦。关于改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创新，以及相关的教材和教学改革方面。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困境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现存问题还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导致问题原因的探讨还欠缺足够的自我批评。对于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大多数学者能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但依然有人在认识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时，持对立观点。中国政治经济学要创新和发展，必须解决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本文将从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并纠正束缚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错误认识，进而提出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系统方案。
    一、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现状
    任何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现状，都涉及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和学科人才培养等内容。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核心，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阵地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平台，人才培养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未来。而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在上述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反映出该学科地位下滑的事实，也显示导致这一学科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1.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既脱离现实又缺乏相对独立性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简洁与实用。经济学理论的生命力依赖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力⑧。但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么自说自话、轻视已有研究的贡献，一味“引经据典”⑨，要么“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⑩，要么“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政策解释学’和‘政策宣传学’，随着中央文件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1)。而且对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现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在理论上给出系统且严谨的解释；对于一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方向，政治经济学学界内部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对于如何理解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五化同步发展”等问题，现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难以给出具备解释力和预见力的贡献。这些都反映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其理论却不能被应用经济学所应用的尴尬局面。
    此外，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承不足、创新不够。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这两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不提倡对某一新方法的盲从。有学者指出，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自觉性和基本功，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出发思考问题，寻求答案，照搬照抄国外时髦理论和话语体系”(12)。上述诸多问题不仅阻碍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其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作用，致使其在学科和思想市场中被边缘化。
    2.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建设滞后
    近年来，我国虽然涌现出了一些优秀中青年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者，但总体仍面临后继乏人的困难局面。
    一是高层次人才匮乏，领军人才偏少。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为例，2011年-2014年，隶属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长江学者共3人，仅为全部经济学36名长江学者的7.7%，只占全部社会科学229名长江学者的1.3%，而同期金融学的长江学者数量是政治经济学的3倍(参见图1)。
    
    图1 2011年-2014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中政治经济学人才分布情况(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历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公布文件中的数据整理统计。
    注：本图仅选取2011年及以后的数据，因为教育部在2011年实施了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将2013年和2014年合并，是因为教育部文件中将2013年和2014年度长江学者名单合并发布。
    二是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人员减少。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教学人员减少。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流失严重，普遍缺乏能讲通讲好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而能讲授《资本论》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越来越多接受西方经济学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人占据讲堂，而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少，队伍青黄不接。”(13)“一些教师开始转而讲授学生感兴趣、实用性强的课程；另外部分教师虽还在讲授政治经济学，但其科研主攻方向已经不再是政治经济学。”(14)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科研人员减少。“近年来，一些高校经济学院竞相高价引进海外特别是从美国归来的西方经济学博士，而我国自己培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已很难进入各个大学的经济学院”(15)，并且真正坚守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减少。
    三是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分歧很大。一部分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可能将政治经济学官方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如提出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突出“政治”，或认为，“思想教育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重要决策的时候用西方经济学”(16)；另一部分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局限在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上，但这些争论却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实践，难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还有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者，以部分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和中青年政治经济学者为主，他们不断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尝试和努力。
    3.政治经济学学科阵地数量偏少、实力偏弱
    其一，政治经济学刊物数量少，地位边缘。现有刊物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虽是权威刊物，但并非专门针对政治经济学，而是刊发所有马克思主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而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CSSCI)中，经济学类(含人文、经济地理)共有117种期刊(含集刊和扩展版)，只有《政治经济学评论》以政治经济学命名，还有少数刊物如《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纵横》等，虽也刊登政治经济学文章，但数量不多。除此之外的期刊则很少或根本不刊发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其二，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数量少、实力弱。国内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并不多，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机构中还有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并不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其三，政治经济学学会不够活跃。我国现有影响较大的全国性政治经济学年会可概括为“1个国际+2个国内+1个新兴”：“1个国际”指“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年会”，“2个国内”指“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和“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1个新兴”指近几年新发起的“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此外，有一些不以政治经济学命名但也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学会(年会)，可概括为“1个社会主义+3个《资本论》”：“1个社会主义”指“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3个《资本论》”分别是“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这些学会除了每年固定举办一次年会外，基本没有其他活动，与西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每年丰富的学术活动形成对比。
    4.政治经济学学科人才培养堪忧，专业教育和招生问题严重
    首先，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第一课”的地位已经逐渐丧失。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专业和相应课时越来越少，“高校的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课时，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课时也大幅度减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原来作为经济学专业必开的《资本论》课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课堂体系；许多高校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科目，只保留了西方经济学科目”(17)。而且，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程体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原著导读(选读)(18)也逐渐瓦解。
    其次，政治经济学教材泛滥，质量参差不齐。新中国成立后，一部部高质量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曾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于光远、苏星主编，人民出版社)、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徐禾等编著，人民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谷书堂、宋则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人民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主义部分》(魏埙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世纪之交的《政治经济学》(逄锦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这些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培养出了一批批理论大家和优秀学子，引领了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发展。而近十几年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但总体质量不升反降。“教材选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院校使用的版本繁多”(20)，教材编写不求甚解、不翻原著，甚至相互抄袭，导致高质量、堪称经典的教材难以再现。
    
    图2 2007年-2015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招生人数对比(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数据制图。
    最后，反映在结果上，当前几乎所有高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都不乐观，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都在减少。全国13个国家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毕业生继续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学生不断减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数就更少。各高校招生计划中，政治经济学硕士、博士招生都在缩减。以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重镇南开大学的硕士招生为例，2007年-2015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07年的59人和8人，下降到2015年的17人和2人。相比之下，金融学研究生(含金融学和金融专业硕士两个专业)报考和录取人数则分别从2007年的505人和72人，上升到2015年的1000人和110人(参见图2)。而政治经济学报考和招生在经济学专业的比重的下降更为明显，2007年-2015年，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和招生人数占比分别从3.13%和3.57%下降到了0.77%和0.64%，而金融学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从26.80%和32.14%上升到45.33%和35.37%(21)。博士研究生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人数也十分有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年计划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4人，仅占全部经济学专业42人招生计划的9.5%。南京大学商学院2015年共招收经济学博士生43人，其中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3人，仅占全部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的7.0%。在厦门大学，以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王亚南命名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却不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只有经济学院每年招收6名左右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22)。
    二、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前提是解决认识问题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固然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存在重大分歧。“这种被边缘化情况不是由西方经济学的涌入造成的，而是我们队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上的偏差造成的。后果就是为西方经济学让出了扩张空间，日益占领经济学的阵地。”(23)所以，要促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提是要扭转认知偏差，正本清源、统一认识。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而非简单的“政治”+经济学。自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们不断努力，力争实现政治经济学从经验研究向科学研究的转化。但当前我国对政治经济学本质的认识有一些偏误，过分强调其政治性：一方面，过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要么对其进行过多的非学术性“保护”，导致其“难以在直面各种理论和学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推进自身的发展”(24)，要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列入“革命经济学”，把它从对国民经济发展这一个时代任务发生作用中排斥出去。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为意识形态学科，那就等于把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层面问题这一重要领域拱手让给西方经济学”(25)。另一方面，往往在高层对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关切或要求时，才引起学界重视，各个领域和层次都会马上行动，甚至出现“一窝蜂”现象。一旦不再强调或特定任务(如学科评估)完成，便不再受人关注。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与时俱进，而不应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古典市场经济时期，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6)。然而，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其基本原理完全根植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现实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适用性应服从于社会历史条件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将其成功经验总结提升为系统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应该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而言，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从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上升为一般规律，即从对市场经济每个发展阶段特殊规律的研究上升为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融合，而非对立。政治经济学学科要创新发展，就不应有学科偏见，更不能排斥其他学科中的合理理论和科学方法，而应采取兼收并蓄的思路。其实，马克思本人一贯强调借鉴与融合，恩格斯曾评价：“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做出善意的评价。”(27)所以，“批判与借鉴并行不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28)。纵观学科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源自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创立的古典经济学。而《资本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汲取和借鉴了他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例如，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借鉴了魁奈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29)。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判断和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但并非意味着两者完全对立或相互替代。正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在危机、垄断和失业理论等方面现代学院派经济学要向马克思“学习”，现代学院派经济学也能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帮助，如“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虑马克思的论点”，有助于澄清马克思学说中“许多费解之处，并且有助于显示它的优点和弱点”(30)。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正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不断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先进技术的结果。所以，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在坚持基本立场和原理的基础上，与不同学科互补融合，推陈出新。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要采取交流、交融、交锋的多种方式，既要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理论的精华，也应摒弃其糟粕(31)。
    　三、采取系统措施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
    在统一了事关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认识后，需要我们围绕学科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采取系统性措施，切实推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1.系统创新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
    “内容创新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32)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要确立新的研究主线，其次需要扩展新的研究对象，进而构建新的研究体系，并采取新的方法，最后拓宽新的研究范围。
    首先，确立新的研究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线，而对于秉承人民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公平和效率同样重要。因此我们提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途径。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四大环节，即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四个环节的协调发展；二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即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均衡化和产业协同化；三是在微观经济领域，即促使经济活动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寻求个体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实现社会公平最大化的结合点；四是在资源配置中，即在资源配置的手段和结果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追求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也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扩展新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3)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34)。我们认为，务必需要根据实践的变化，扩展新的研究对象：突破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限制，不断延展“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运用范围，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制度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经济行为，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下(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等。
    第三，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以往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往往遵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划分的苏联范式，虽然体系清晰，却存在相互割裂的局限性，也难以反映时代的新发展，更不利于政治经济学在融合中创新发展。为此，我们借鉴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三分法”(35)和“四分法”(36)的研究传统，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理论)为基准，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的核心。此外，兼顾不同时代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这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存在的前提。最后，考虑到理论上宏观经济研究不断深入和实践中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我们将宏观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延展理论。由此，可构成由“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宏观经济+经济全球化”七大部分组成的政治经济学新的研究体系。
    第四，采用新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7)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38)。所以，要注重深入研究历史材料、深入了解社会现实，得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基础上，引入计量史学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开展量化历史研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和运用实验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开展定量研究。
    最后，拓宽新的研究范围。在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下，我们认为可在时间、空间和内容等维度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时间维度，向前追溯，研究历史上不同经济制度及相关内容，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匹配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并逐步发展的；向后展望，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经济制度的新发展、新变化与未来趋向。在空间维度，研究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当代流派的新发展，比较研究当代世界不同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发展模式和路径。在内容维度，研究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用中国话语解构世界、解释中国。一方面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即“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9)；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依据”(40)，所以要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如何正确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中国连续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分化问题，如何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如何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等等。
    2.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
    教学、科研队伍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只有高标准地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队伍，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人才需要。
    首先，树立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人才观。必须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能力为标准，选拔政治经济学队伍人才。在教学方面，以能讲通、讲好、讲透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高级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为标准，培养、选拔和引进政治经济学教学人员。在科研方面，以能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能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范式解释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标准，评价政治经济学科研成果。特别是要破除我国“在社会科学学科评估中，过分强调SSCI发文的导向作用、不适当地鼓励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片面强调引进教师中海归数量的意义和作用”(41)的唯英文论文论、唯海外博士论等不科学的人才评判和引进标准，因为这样的标准势必将很多政治经济学人才和有潜力的本土青年学者和学生挡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门外。
    其次，优化政治经济学队伍结构。当前学科队伍老化，中青年学者出现断层，队伍结构亟须优化。未来，在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的引领和指导下，应重点培养、引进三类中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和学生：(1)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熟悉经典作家文献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2)具有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功底、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3)具有较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功底，熟练掌握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现代分析方法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形成“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引领——中青年学者领军——青年学者和学生为骨干”的人才队伍结构。
    最后，构建符合学科特征的政治经济学评价标准。与西方经济学成熟的学科和成果评价标准相比，政治经济学尚未形成能充分体现自身特点、满足队伍发展要求的评价标准。如果直接套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通行标准，势必造成政治经济学在学科评估、成果认定等事关队伍发展的关键环节处于劣势。为此，需要构建符合政治经济学特点的评价体系：一是设立既能反映学科特点，又兼顾其他理论经济学以及与应用经济学接轨的学术论著评价标准；二是加强对科研人员服务社会的认定，对完成高层次课题、服务社会、决策咨询建议被采纳的，也应认定成果；三是对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等高层次人才和成果的评选，在择优选拔、宁缺毋滥的原则下，给予政治经济学一定的倾斜，支持学科队伍建设。
    3.建立和打造政治经济学阵地和平台
    目前缺少能有效促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和教学、科研人员发展的高层次阵地，我们亟须系统地建设能够把握导向的平台和掌握话语权的阵地。
    首先，建设并完善政治经济学期刊体系，解决成果发表难的问题。一是调整经济学期刊体系，促进政治经济学刊物发展，既要加强原有权威刊物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的建设，也要争取有更多刊物入围权威或A类期刊目录，更要争取刊号，出版发行更多高质量的刊物；二是引导经济学类刊物开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等专栏，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平台。
    其次，采取建设特区和开展试点的方式，建设高层次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机构。为了高标准、高层次建设学科阵地，可借鉴部分高校建设专门学院或研究中心以推广计量经济学、金融学的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导向、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高层次和高标准的方针，在全国政治经济学基础较好的院校(如13个国家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创办政治经济学学院、高级研究院或研究中心。组织团队、集中力量攻坚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和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实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要求。
    最后，以开放的心态办好政治经济学学会和论坛，搭建学科交流平台。我们建议各类政治经济学年会和论坛要摒弃“政治经济学家的年度聚会”“政治经济学的盛会”等定位，采取开放态度办会：确定会议主题和议题，既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更要研究中国和世界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参会人员既要邀请政治经济学界的资深教授，也要给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机会，更要邀请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者，以及实践部门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会。
    4.提升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水平
    学科建设最终要落脚在学生培养上，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亟须在教材编写、课程体系构建和解决学生就业等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编写系列精品政治经济学教材。要改变当前政治经济学教材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当务之急是组织精干力量编撰教材，形成教材体系：一是本科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要突出基础性、原理性和可读性；二是研究生使用的高级政治经济学教材，要突出研究性和前沿性；三是《资本论》研究教材，要突出研究性和经典性；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教材，要突出代表性、学术性和系统性；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教材，要突出比较性、启发性；六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研究教材，要突出前沿性、比较性；七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教材，要突出历史性、体系性。同时，在教材编写中，做到“三个避免”：一是避免过多人员参编一部教材，导致风格不一、质量下降；二是避免学生“代劳”，应以资深学者为主编写教材；三是避免“大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的将历史观和方法论视为背景性知识加以一般性的、简略的介绍，而不是当作政治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叙述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两张皮”现象(42)。
    其次，建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针对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第一课”地位的丧失，开课专业、课时双双下降的严峻形势，要做到“三个提高”：一是提高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专业的比重。原则上所有经济学本科专业(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应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确保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本科生课程中的“基础理论课”和“核心课”地位。二是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时数。现在大多数院校本科只开设一学期36课时或54课时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应提高到至少开足一学年108课时或120课时的程度。三是提高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所占的比重。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院校在高年级本科和硕士课程中开设《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或《资本论》选读)《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等课程；在理论经济学专业博士课程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等课程。
    最后，满足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需要。目前，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职业发展遇到困难。在就业市场上，不仅本科生及硕士就业困难，甚至博士和博士后也难在高校和研究机构谋求职位。这是伴随政治经济学学科地位被边缘化而产生的不良现象，根源是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育难以给学生提供一套用以分析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理论框架。要解决这一问题，在长期，有赖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发展。在短期，可从优化学生培养方案入手，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对外交流和社会实践机会，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学术训练，鼓励他们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此外，高校、研究院所在人才招聘上，也应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蕴藏着运用政治经济学“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难得机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的任务艰巨而紧迫。虽然当前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诸多问题，政治经济学界内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只要我们直面问题、统一认识、采取系统措施，就一定能够振兴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使其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实践上更好地指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注释：
    ①白永秀、任保平：《现代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②邱海平：《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③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④《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⑤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⑥邱海平：《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⑦白永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背景、内容与途径》，《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⑧程恩富、张建伟：《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经济学家》1999年第3期。
    ⑨邱海平：《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⑩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基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现代历史适用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11)卫兴华：《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经济评论》1999年第2期。
    (12)张宇：《坚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13)何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14)张桂文：《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经济纵横》2011年第5期。
    (15)邱海平：《积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中国经济学教育新局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16)洪银兴：《改革开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17)张桂文：《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经济纵横》2011年第5期。
    (18)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
    (19)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100余种，较流行的也有20余种。
    (20)林木西：《新形势下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经济纵横》2009年第1期。
    (21)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招生数据根据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开数据整理计算。
    (22)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专业和比例数据根据各高校研究生院或招生办公室官方网站数据整理计算。
    (23)胡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4期。
    (24)顾海良、常庆欣：《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X页。
    (25)李义平：《应怎样创新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4月13日。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28)王朝科、朱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六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综述》，《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
    (29)李义平：《应怎样创新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4月13日。
    (30)转引自顾海良、常庆欣：《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31)顾海良：《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32)马艳、李韵：《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34)邱海平：《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5)“三分法”最早由萨伊提出，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除绪论外共三篇内容，分别是“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也提出了自己的三分法：“财富的生产、财富的交换、财富的分配”。三分法的体系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被发扬光大，不仅讨论了生产、分配、交换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研究了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
    (36)“四分法”最早由詹姆斯·穆勒提出，其著作《政治经济学要义》以简明和抽象的形式复述了李嘉图的理论，并将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部分。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39)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40)顾海良：《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41)林岗：《摆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42)林金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性与学科发展的“两张皮”现象》，《中国经济问题》201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4]邱海平：《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5]顾海良：《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