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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王立胜 时间：2017-10-12
继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轮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高潮之后，2016年中国迎来了第三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高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被正式提出，同时被作为总结中国经验、指导中国实践、振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16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的学术论文、理论专著、普及读本、专业教材大量涌现，各类学术会议也在全国范围密集举办。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外延、研究对象、理论来源、方法论、体系构建和理论地位等问题的研究也全面展开。
在2016年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2015年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八大理论成果，[1]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划分为八个专题。这八个专题大致对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八个既有的研究序列。结合2016年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将这八个专题调整为：社会主义本质与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政府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中国对外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同时，鉴于2016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提出后，研究高潮兴起的首个年份，大量文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外延、研究对象、方法论和体系构建等“本论”问题展开，我们在今年研究报告中，增加两个关于“本论”的专题：“内涵外延和理论构建”和“方法论”，作为专题一和专题二，将研究专题增至十个。此外，考虑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大多联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探讨，或体现在“本论”和“新发展理念”等专题，今年的研究报告，将原有的经济新常态专题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为新一轮的理论研究高潮，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步，相关议题获得了较为系统地展开，可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局。这里我们简要概括一下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重要进展，以便读者对2016年的理论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
一、“本论”研究全面兴起
一个学科的建构，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建立一个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用以指导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历代领导集体所关注的理论课题。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一课题，当时各界关注的焦点还在于能否编写一部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既受益于国内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也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建构是一个与经济实践相伴而行的累积过程。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2]开启了一个新学科的理论建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也对这一学科的理论建构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例如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3]；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4]。这些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从学术发展规律来说，从学科概念的提出到一个学科体系的形成，需要具体回答这个学科的内涵外延、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来源、体系构建原则等一系列“本论”问题。同时“本论”问题的展开也是学界对这一学科理论体系认识的逐步深化。很多“本论”问题往往需要在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随着理论交流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展开并获得回答。
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动态的重要特征是“本论”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全面展开，围绕“本论”问题涌现出大量的专业研究文献，前面提到的各类“本论”议题几乎都获得了相应的专题研究。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积极倡导，之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积淀，也为相关问题的展开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和高水平的学术团队。通过梳理这些“本论”研究，我们发现，共识与分歧并存，两方面内容共同支撑了2016年“本论”研究的盛况：一方面，在内涵、时空范围、学科定位、理论来源、方法论基础、学术话语权、理论地位和时代价值等原则性和方向性的基础问题上基本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具体方法论原则、内容构成、体系构建主题、逻辑起点和中心线索等相对深入的理论问题上则形成了明显的分歧。大致而言，共识和分歧都与之前的理论积淀关系密切，此前的理论共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移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前悬而未决的分歧也延伸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客观而言，在一个新学科提出之后的初创年份，学界迅速围绕其“本论”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2016年的这一理论动态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二、“政治经济学叙事”明显增强
在2016年的报告中，我们曾指出，按八个专题进行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差别。这个差别的典型特征在于，八个专题的界定以问题导向为中心原则，每个专题对应的研究序列，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延伸出的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之所以将这些研究序列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构成，进而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专题，主要原因是这些研究总体上立足于社会主义立场、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方案，从而使这些研究序列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和中国特色。但是，在这些专题中，很多研究已经表现的“不像政治经济学”。这表现在，部分研究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范畴展开问题，或改造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问题，在具体论述中往往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难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中国问题。这种局面我们将其称之为“缺乏政治经济学叙事”。
所谓“政治经济学叙事”，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理论范畴、分析范式研究现实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展开具体分析，通过创新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描述与深入剖析，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进行“叙事”。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5]，不同维度抽象规定性的综合，构成多样性的统一，即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将其称为“叙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叙事”就是要求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抽象规定性，至少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那些抽象规定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2016年的报告中，我们都明确将八个专题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确定这些专题都形成了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而是要如实记录各专题叙事逻辑的演变过程，并将这一过程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轨迹。与2016年的报告相比，在今年的报告中，我们明显能看出各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出现明显增强。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都采用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在今年的报告中，其“政治经济学叙事”进一步加强，新增的“本论”部分自然也采用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其它各部分：政府和市场关系、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化同步、对外经济和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在去年的报告中，其“政治经济学叙事”相对较少，甚至在某些部分很少见到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叙事”。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明显可以看出，各部分的文献都在有意识地增强其“政治经济学叙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央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地位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明确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6]。克服这一局面也需要社会科学各学科有意识地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对于本报告关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而言，强化“政治经济学叙事”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推动“政治经济学叙事”强化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中央相关经济思想更多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语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了官方理论供给；第二，相关研究主题中既有的研究者有意识地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采用“政治经济学叙事”，从而形成了学者叙事方式的转换；第三，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开始参与相关议题，为其提供相应的“政治经济学叙事”，从而在很多议题上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加盟。三个因素可以简要概括为官方理论供给、学者叙事方式转换和政治经济学学者加盟。下面我们以“政治经济学叙事”增强幅度最大的两个专题，即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简要介绍一下这三方面因素。
第一，在官方理论供给方面，对于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都给出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阐释。在新发展理念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同时，这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7]。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8]。这些指导性思想不仅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关议题中的指导地位，也为具体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政治经济学叙事”。
第二，在学者叙事方式转换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新发展理念专题。这一专题的传统研究，一方面对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科学发展观”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也采用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等西方经济学叙事。2016年，这一专题的研究文献大幅度增长，研究议题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之前集中探讨某一发展理念的文献相对较多，2016年对五大理念整体思想的研究迅速增加。尤其是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论述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理论研究明显增加，从而使这一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援引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文本，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在这一领域的解释力。这使得新发展理念研究成为2016年研究数量增长最多、“政治经济学叙事”提升幅度最大的专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叙事风格开始主导这一专题的研究。
第三，在政治经济学学者加盟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这一专题源于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新议题，在提出之初需要获得相应的经济学理论解读。针对以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制造负面舆论”[9]。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为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作为一个新的研究专题，这一领域缺乏既有的研究序列，需要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入手，进行专业解读，确立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因此在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的重要特征就是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学者，开始着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古典经济学从生产端入手的供给侧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加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的叙事风格，也明显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解释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野在2016年的重要拓新。
三、理论队伍提升，研究队伍加强
之所以说2016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重要开局，除了研究文献的大量涌现和研究议题的全面展开，还在于随着理论自信的增强，研究团队迅速崛起，形成了较好的老中青团队结构。
在中央的支持和倡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热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解析中国现实问题，不再是“过时”的研究，而成为各学术期刊积极推动的热点议题，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用武之地”。前面已经介绍，一些既有的研究专题也在积极引入“政治经济学叙事”，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学者也开始加盟一些应用性和政策性议题，这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开始明显提升。
理论自信的提升，自然推动了研究队伍的崛起。在我国，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积淀，一批65岁以上的前辈学者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的理论研究热潮，熟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学术界的焦点议题。在这一轮学术热潮中，这些前辈学者将自己熟悉的经典理论和历史上的学术焦点与当前中国现实相结合，为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贡献了大量的高水平著述，成为推动本论研究高潮的一支生力军，在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一批50到65岁的中年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亲历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烈讨论，活跃在理论发展第一线，对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理解。在本论研究高潮中，他们发挥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总结中国经验对应当前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成为这场研究高潮的中坚力量。同时在本论研究高潮中，5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也迅速崛起，尤其是一批35岁上下的青年教师队伍，发挥自己熟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动态的优势，积极著述，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老中青三代的团队格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轮研究高潮的重要特色。
四、迎接高潮，冷静思考
综上所述，2016年的理论发展动态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潮已经到来，这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一件幸事。积极迎接本轮研究高潮，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贡献力量，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当然，迎接理论高潮的同时，也应冷静思考当前的理论发展现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尚存的不足和潜在发展空间存有清醒的认识。这里的冷静思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分歧的逐步解决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本轮研究高潮的重要表现就是共识与分歧并存，且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既有的理论积淀。其中很多理论分歧是之前几十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次争论都悬而未决的问题，其理论难度可想而知。结合当前实践对这些理论问题逐步进行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重要的“增长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中必须突破的瓶颈所在。
第二，“政治经济学叙事”的推广尚需较长过程。前面已经介绍，除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专题外，“政治经济学叙事”提升幅度最大的专题是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专题。这两个专题，也是比较典型的新兴议题，其他叙事风格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有利于“政治经济学叙事”的推广。但是在四化同步和对外经济等专题上，“政治经济学叙事”的提升程度并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专题中其他的叙事风格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尚缺乏可以直接处理这些问题的理论成果，需要持续推进理论创新。显然这也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第三，青年学术团队的培养任重道远。当前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学者中，采用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研究的青年学者处于少数。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断代”；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经济学教育比较重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的培养。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青年学者中的推广，一方面需要寄希望于目前在校学生的培养，另一方面还需大力加强对现有青年学者尤其是“80后”和“90后”学者的引导。
总之，2016年的理论动态表明，新的理论高潮已经到来。既要看到前景光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又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的不足，明确未来的发展将任重道远。这可能是我们迎接本轮高潮应有的态度。
引文
[1]新华社：《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3]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4]新华社：《坚定信心增强定力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38页。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31-32页。
[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98页。
[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