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开放加剧内地银行业竞争

     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内地履行入世承诺，全面开放银行业的最后期限。届时，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方面，可以不受任何地域限制和种类限制，内外资银行将进入所谓的“贴身肉搏”时期，内地银行势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尽管内地加快了整个金融业的改革步伐，短期内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由于内地资本市场不发达，各种金融风险齐聚银行，虽无近期之虞、但有长期之忧，有必要给予足够警惕。
         内地银行业承受更大压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银行、证券、保险等内地金融业，明显加快了改革步伐，但同其他领域相比仍显滞后，银行独大的金融格局、银行业依靠垄断地位谋取息差收入的经营模式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银行呆坏帐的周期性积累、股市的投机色彩乃至一度失去筹资功能、巨额社保基金欠账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始终挥之不去，让人担忧。在相对封闭的情形下，尚无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开放，将会使得隐性风险显性化。
     放眼国际金融市场，目前正是国际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内地今年亦推出了融资融券业务、建立了金融期货交易市场。内地银行业多年以来实行分业经营模式，对此类业务相对陌生，而外资银行则拥有相对完善的制度、更为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两者对决优劣立现。金融制度改革和金融产品创新，是客观的必然趋势，但它一方面会在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放大各类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内地银行业的准备并不充分，仓促应战或产生其它令人担忧的问题。
     内地银行能否承受住这种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内地银行本身的素质和竞争力。不过，即使不考虑外资银行的竞争，内地银行业本身的表现亦让人难以轻松。从二○○五年九月建行本港上市开始，内地加快了通过上市促进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亦获得各方资金追捧，十月二十七日同时在港沪两地上市交易的工商银行，更是创下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IPO新记录。银行上市的本意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治理结构、增加透明度等，但其实际效果有限：其一，同国家在内地银行资产重组中投入的巨额资源相比，有限的上市筹资规模无足轻重；其二，内地银行良好的财务表现，是在国家连续多次投入巨资核销或转移呆坏帐后实现的，而产生呆坏帐的条件并无显著改善，如地方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低下的内部管理效率、时不时爆出的贪腐或其它金融犯罪行为等。
     内地银行海外上市的最大成就，或许是将银行业改革，从行政领域推进到市场领域，它在提高内地银行竞争力方面的效果、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能力，不可太过乐观。
       各种金融风险齐集银行
     银行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加剧、或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竞争是提高效率、改善绩效的重要手段。不过，各类金融风险不断向银行业积聚，却令人担忧。由于内地资本市场不发达，内地企业的资金约有85%来自于银行，故而，一方面，银行业极易汇聚各类企业产生的金融风险甚或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同证券业的波动难以影响整个经济不同，银行业的风吹草动会对内地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内地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而非消费带动。不仅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多年高速增长，而且地方政府在道路、码头等基建方面的投资亦是热情不减。在这个过程中，内地银行不仅是最主要的资金供给者，而且明显地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投资高涨及资金主要源于银行，与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相结合，使得银行成为此轮经济增长和投资高涨的风险承担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蕴含的风险在增加。一方面，持续的投资高涨及过于集中于制造业，在中长期有产能过剩之虞，另一方面，内地不少省市似乎在处处修马路、建广场、造码头，有重复建设和投资过度之忧。不仅如此，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属于中长期项目，其中蕴含的风险很大，最终将由银行买单。
     住房贷款是目前最优质的贷款品种之一，也是银行业务中个人贷款增长最快的部分。尽管内地大中城市的房价高涨本身并不会引发金融风险，但住房贷款通常属于中长期贷款，具有很大的变数。如果住房价格变化引发的财富效应、相对价格变化造成的资金流向、经济周期引发的收入水平等发生变化，那么这部分优质贷款品种同样会令困扰于呆坏帐的银行雪上加霜。此外，内地当前的巨额社保基金欠账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也都有转化为银行业金融风险的可能。
     开放、改革和转轨，每一项都有可能产生新的金融风险，而内地正处于三者齐头并进的关头，更应格外谨慎。这些潜在风险会否变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防患于未然的调控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力度。值得庆幸的是，内地决策当局已认识到了这些问题，采取的措施大致得当，唯力度有待加强。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包括“先开放后改革”、以及完善金融体系之前放任短期资金进出，而内地基本遵循了先改革、再循序渐进开放的路径，并对短期资本采取较严格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国际资本的冲击力。不过，在放松资金流出以缓解内地流动性压力、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调控房地产投资等方面，政策方向正确，但力度仍有待加强。
         警惕产能过剩的金融风险
     随着内地金融业开放速度的加快，平时微不足道的潜在风险有可能急剧放大。庞大的外汇储备、显著的出口竞争力和坚实的产业基础，使得内地短期内并无太大爆发金融危机的忧虑，但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尤其是产能过剩可能产生的影响。华尔街有句名言，“你要想知道哪一家银行会出问题，就看哪一家银行扩张得最快”。每当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或一个经济体，出现快速扩张时，为谨慎计，都应在风险方面多费点心，此所谓有备无患。
     这种谨慎不是多余的。首先，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消除担忧的理由，因为绝大多数经济危机，都是从经济高涨那里开始的。例如，对于日本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作“失去的10年”。但在之前的八十年代，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曾令整个世界震惊，不仅产品横扫欧美市场，在资本市场上亦是叱咤风云，其后是日本股市、房地产的高歌猛进，然后就是长期的经济萧条。
     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强大的出口竞争力，也不是消除担忧的足够理由。内地现有的外汇储备和出口竞争力，以及循序渐进的有序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化解来自外部的冲击，但外部冲击只是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一个来源，而非全部。事实上，引发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方方面面，其核心是市场主体信心的丧失和资金链条的突然断裂。外部投机资金的突然撤离、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导致的财富缩水、银行倒闭引发的金融恐慌、生产消费失衡的不断积聚等，都是足以引发金融危机甚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常见冲击。或许是亚洲金融危机近在眼前之故，人们更多地关注外部冲击，但事实上内部失衡导致的危机更多。
     一九九四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置疑东南亚经济奇迹的文章。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普遍认为该论文早在3年前，就准确地预测到了这次危机，令克鲁格曼名声大噪。其实，该文并没有从市场关注的金融角度进行分析，而是结合俄罗斯的经验，分析了亚洲“四小龙”的内部经济问题，重点是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克鲁格曼发现，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升，故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过于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终究会出现资金链条的断裂。国际投机资金只不过是在资金链条脆弱之时，捕捉机会使之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已。
     客观地讲，内地经济增长中有不少生产率提高的成分，但其决定性因素还是克鲁格曼所批评的要素投入增加。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最近指出，“中国经济还存在效率不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突出问题。中国GDP约占世界5%，但消费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占世界25%至40%”，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地增长模式的粗放性质。在金融业日趋开放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所蕴含的风险很容易转化为金融风险。如何避免克鲁格曼当年的预言再次变为现实，考验内地决策当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