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高企：或可医治内地经济虚火

     黎南部冲突、伊朗核危机、阿拉斯加油田停产、墨西哥湾飓风威胁等一系列事件，令国际油价再现阴影。油价高企，不仅令商界忧心，更是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最头疼的难题。这是因为，油价高企不同于其它任何经济问题，它将置政策当局于两难境地。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及菲利浦经验曲线，通货膨胀通常是经济繁荣的孪生姊妹，而通货紧缩则往往是经济紧缩的伴生物；不论出现哪种局面，政策当局都很容易借助于紧缩或扩张政策化解之。然而，油价高企诱发的通货膨胀则完全不同，它伴随的是生活费用和生产成本的提高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或衰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或扩张政策势必顾此失彼。倘若国际油价持续居高不下，势必进一步加大目前的通胀压力，而各经济体为缓解通胀所采取的各种紧缩政策（如加息周期持续），终将拖累世界经济，甚或重现久违的滞胀。
     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连爆发的石油危机，曾将各主要经济体拖入滞胀的泥淖，并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现实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盛行几十年、奉行相机抉择政策主张的凯恩斯主义逐步退出决策者视野，经济自由主义重新崛起。在现实经济方面，各主要经济体的实业界和政府部门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如：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私有化浪潮、降低交易费用的金融创新、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力的并购等；尤为重要的是，“石油冲击”使得生产要素明显向低耗能、高创新的产业转移，进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并引领世界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主要源于技术创新引发的产量增加和成本下降）的新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经济在世纪之交所享受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人们应对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努力。换句话讲，尽管油价高企在短期会对经济体系造成相当严重的冲击，但它所产生的刺激和人们付出的努力（如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创新制度等）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中长期收获——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长远竞争力的提升。果真如此，则油价高企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必是一件坏事。然而，30年前的石油危机所激发出来的动力，近来渐趋式微，世界范围的流动性过剩、逾6万亿美元游资狂炒金银铜及石油期货等即为佐证之一，“高增长低通胀”时代日益呈现出渐行渐远之势。长期而言，令人担忧的不是高油价，而是人们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
     中国有句古话：“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人们与其忧心忡忡于油价高企，不如像30年前石油危机时那样，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应对政策，如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制度创新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国家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采取的是掠夺自然界和子孙后代的不可持续方式，投机资本、石油供求和政治局势所引发的高油价，其实同“大自然的善意提醒”不谋而合。为了防止更严重的惩罚，我们不可忽略这种提醒，而必须用行动做出回应。
     这些行动是极为重要的，不同的行动和政策选择不仅会对一国经济发展路径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造成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以30年前石油危机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为例，日本借助于低消耗、高效率的生产方式最终驰骋于欧美市场，迄今仍具有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的低能耗；美国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并大幅调整产业结构，终使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重获效率优势、引领世界经济步入新经济时代。虽然中国拥有世界储量最多的煤炭资源，但想想拉美的教训和巴西热带雨林的命运，无疑应该把重点放在降低能耗、而不仅仅是能源替代上。
     近些年来，内地经济高烧不退，各种经济的、行政的调控手段均难奏效。并且，在历经多次宏观调控和经济紧缩政策之下，内地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居高不下、流动性极度泛滥，各项经济指标表现出诸多诡异。或许，国际油价的进一步上涨是医治内地经济旺盛虚火的最后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