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皇帝”为何收入高涨

     特区政府税务局四月初公布“缴税十大排行榜”，缴税最多的首十位“打工皇帝”合共缴纳薪俸税3.17亿港元，其中排名首位的打工皇帝缴税1.01亿元，创十一年来新高。以标准税率16%计，缴税达1.01亿元的打工皇帝，其年收入应逾6亿。有传媒猜测，这位打工皇帝或为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也有人估计，今次打工皇帝很可能是某位基金经理或投资银行经理，十有八九就是摩根士丹利中国投资银行前行政总裁竺稼。
     近来各类猜测和争论渐趋平息，超过亿元的收入甚或税金也不是什么太过新鲜之事，一九九四至九五财政年度香港亦曾出现过缴税高达1.17亿元的打工皇帝。不过，事后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此事还是带给我们诸多思考和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许是：打工皇帝天文数字般的入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巨型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出现的变化、以及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对公司治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巨型企业的治理结构、尤其是激励机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以及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创新有关。现代形式的博弈论，可从一九九四年度诺奖得主纳什（J.  F.  Nash）完成于一九五○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及系列学术论文算起，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起广泛关注并趋于成熟，一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亦开始在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经营决策中显示出影响；而信息经济学不仅在一九九六年和二○○一年度造就了5位诺奖得主，而且对现实经济生活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
     按照信息经济学，企业的股东和管理人员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股东将其出资成立的企业，委托给“代理人”即管理人员经营。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即股东无法像管理人员那样了解企业经营的细节，故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例如，管理人员可能将自身失误导致的损失，归结为外部不可控因素。面对“不对称信息”的事实和“道德风险”的可能，传统激励机制（如工资、津贴、奖金、甚或升迁解聘等）的效力就大打折扣、甚至无能为力。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经营环境越复杂，不对称信息问题就越严重、就越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值得庆幸的是，勃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创新、以及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借助于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完善公司治理、改进激励机制，逐渐成为许多巨型企业或高风险行业的做法。其中，运用最广泛、效果最明显、影响最深远的金融产品，或许非“认购股权”莫属，不妨简单举例说明如下：假定某公司股票现价5元，董事会可给予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一年后以5.5元价格购买1,000万股股票的“认购股权”；如果企业经营不善，一年后的股票价格低于5.5元，则“认购股权”就是废纸一张；但若公司股票涨至6.5元，则CEO就净得1,000万净收益。
     尽管股票价格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CEO的努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同经济形势、经营环境、股市资金流向等有关，但它毕竟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最综合指标。换句话说，尽管“认购股权”并不能精确地度量CEO的业绩，但却是现有激励工具中最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手段：股票价格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不仅想赖也赖不掉，而且涉及管理人员实实在在的收入。正因如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巨型企业纷纷将“认购股权”作为日趋重要的激励手段。
     纵观美国Fortune杂志历年CEO收入排行，我们不难发现，尽管CEO的薪酬收入每年以百万计，但：其一，不同企业CEO的年薪收入差距并非很大；其二，同来自“认购股权”的收入相比，工资、奖金、津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排行榜上的收入差距主要源于“认购股权”的行使。今次税务局“排行榜”，年收入逾6亿港元的打工皇帝，其收入亦应主要源于“认购股权”的行使，而香港经济的好转和股市屡创新高，打工皇帝才有高收入，也才有了按照税法缴纳的高税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