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的文化幻觉

     随着内地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春节烟花爆竹燃放由“禁放”转为“限放”，内地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告一段落。笔者无意质疑解禁的合理性，亦尊重支持者的观点和有限解禁的政策选择，但仍深信各类支持性论点（包括最具影响的“传统文化”之说），不过是表面的借口。以“传统文化”论为例，那些打着传统文化幌子为解禁辩护者，似乎忘记了一点：尽管“爆竹声中一岁除”有悠久历史，但“此”爆竹绝非“彼”爆竹；火药不过是宋代的事情，而中国传统文化和爆竹习俗，则有远为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之说，不过是寻找一种借口，远非“历史的真实”；而烟花爆竹燃放所引发的安全隐患、资源耗费、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和其他环境污染，则是“真实的现实”。
     禁放似已成为历史，笔者亦觉得各种囿于借口的争论并无太大意义，因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体，其思想、行为及感受并非全然取决于利害之辩，但此类争论的背后或许暗伏着人们在变革时代的心路历程，不妨赘述一二。大致而言，每个人为改善自身福利均有多种追求，其中在现代社会已获得广泛承认和普遍尊重的追求至少有两种：一是物质财富积累（往往是互利的）及每个人物质生活的富裕，二是在不损及他人情况下的精神追求和享受。这两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亦常有相互冲突之时。例如，更高效的工作方式、更快的生活节奏和更简单的人际关系，通常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有时也会令人感觉紧张、疲惫甚或孤独，于是就有了暂时逃避的愿望和借口，而传统习俗则是人们所熟悉并便于依托的籍口。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处于变革时代的人们，他们既向往未来、又眷恋过去。内地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步伐，以及近年人们对“年味”的向往、对烟花爆竹从赞成禁放到呼唤解禁，或是此类心路的现实反映之一。
     具体而言，现代社会追求简洁高效，崇尚“法律”和“货币”并以之作为人们的主导性行为准则，其优点是简洁高效、易形成普遍接受的共同行为准则并有助降低交易成本，但有时会让人感到压力、冷漠甚至孤独。中国虽有数千年文明历史，但“法律”和“货币”成为决定人们行为的“主导性”准则，历史并非太长，至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化进程中才进入加速阶段，但速度非常之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享受日趋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亦明显地感受到工作压力和人情冷漠。在劳累疲惫之余，也就有了渴望放松的愿望和寻找放松借口的诉求，而熟悉的传统则显得格外诱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内地民众在十几年前迎接此类高效简洁生活方式时，基于利弊权衡选择了“禁放”；而拼搏数年备感疲倦时，又渴望籍春节之借口，感受“年味”和亲情、追求放松甚至放纵，于是有了“解禁”的强烈呼声。
     不论是哪种诉求，都是变革时代人们心路历程的反映，都值得尊重。不过，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方式有多种，用于满足精神需要的各类传统习俗的具体表现形式，亦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方式才会得到越来越人的尊重和更好的延续。例如，原始未开化时代，源于“敬畏”等原因的各种占卜或祭祀，大多采取因事因地而异的经常性形式（适应于其机会成本接近于零的现实）；农业社会，由于生产的季节性，这类活动（在不同季节的机会成本迥异）多调整为固定于若干时日（尤其是农耕间隙）的形式；现代社会则以生产的连续性和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为特征，传统习俗未必完全与之适应，故往往会对传统习俗做大幅简化。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至少不断向此方向调整的传统习俗，才会得到不断发扬光大，中国传统习俗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