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香港经济将受惠于国家“双稳健”政策

    去年十二月三至五日，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高度关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并明确提出了财政与货币的“双稳健”政策组合，从而定下了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基调。“双稳健”政策组合不仅有利于内地克服当前面临的难点问题，而且有利于本港的经济发展。
    今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异乎寻常
    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内地决策部门的每年惯例，通常在每年的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举行，其任务是在全面总结当年经济形势的情况下，确定下一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它是人们解读下一年内地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熟悉内地经济发展情况的人士都知道，二○○五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因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就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含义。
    不论从内部经济还是对外经济的角度看，二○○五年都是比较特殊的年份：其一，二○○五年是内地实施“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制定和部署“十一五计划”的衔接年份，因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确定了今年的经济工作重点，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十一五”计划期间的政策基调。其二，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二○○五年是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的关键一年。在今年，中国不仅要全面放开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域，而且要在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全面接轨；正因为如此，不少人士把二○○五年称为内地的“改革之年”。
    今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是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二○○五年的首要任务，并明确提出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政策措施和调控重点，这意味着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终于让位于稳健的财政政策。随着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的增强，内地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它的调整对内地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稳健财政政策适得其时
    “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和“消费”是人们解读内地经济时最常听到的词汇，它们是内地本轮经济增长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则是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内地经济间接地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九九八年已明显出现了内需不旺、物价下跌和增长乏力的苗头。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扩大国内需求，中国政府做出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力图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一九九八年，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发行了1,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此后六年每年都增发1,000亿元以上国债，它们先后拉动各方面投资超过3.5万亿元，对GDP的拉动幅度每年保持在1.5-2%之间。到二○○三年，债务收入和债务支出分别达到GDP的5.3%和2.5%。由于多数国债投向了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扩建或技术改造，因此，以增发国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形成，使得投资需求占GDP的比重超过40%。
    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国内需求的基本组成部分，二者对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直接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后者则能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通过牺牲某种当前福利来谋求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显然，它们之间应该有合适的比例。按照国际经验，消费需求一般在国内总需求中占大头，大致为国内总需求的70-80%。反观内地经济，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重点是投资需求，使得投资需求所占比例不断提高，而消费需求占GDP的比例则从二○○○年的61.1%进一步降至二○○三的55.4%。
    以“积极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增加投资”为思路的政策措施，一方面人为地降低了人们当前能够获得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投资的快速增长所引起的庞大原材料和能源需求、以及生产扩张对资源环境形成的压力等，使得国内的能源、交通等经济发展瓶颈进一步凸显。今年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内地出现了明显的能源短缺和电力紧张，为内地经济发展添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目前，内地经济增长强劲、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旺盛、物价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势头，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多年来以增发国债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财政风险，税收收入的增长也使得国家财政不必过于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因此，使得减少国债发行规模，从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适得其时。
    当然，由于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延续性，需历时多年完成，减发国债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一方面将逐步减少国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要做结构上的调整：逐步退出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重点转向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西北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在弱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功能的同时，强化财政政策在缓解经济发展瓶颈、改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用。
    香港经济将受惠于“双稳健”政策
    香港经济同内地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地采取的“双稳健”政策及其奠定的政策基调，无疑会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其中，减发国债以及国债项目逐渐退出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无疑为香港当前基于寻找投资机会的剩余资金提供了宝贵的投资空间和商机；内地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而非“紧缩”，政策刺激重点由“投资”转向“消费”，显然会为趋于好转但基础仍不牢固的香港经济，提供重大的利好消息。同时，“双稳健”政策也意味着内地经济调控将更多地诉诸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这就为熟悉市场规则、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并享有CEPA等先发优势的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市场，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
    从资金需求方面看，内地近几年投资需求的高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内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需求。从二○○○年起，在消费结构升级（由衣食转向住房、汽车等住行）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下，内地产业产生了明显的“重化工”趋势。钢材、汽车等重化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不仅投资周期长，而且资金需求量很大。内地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这一重化工趋势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内地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国债重点项目的转移，这一投资领域必定会产生相当的投资空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目前的资金相对宽裕；在内地出现明显的重化工趋势、且财政政策发生明显调整的情形下，香港企业将会捕捉到更多的商机。
    尽管面临能源压力和物价上涨苗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做出了“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承诺，其调控重点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适度抑制投资需求，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于内地近几年的许多问题是部分建设领域的投资过热造成的，因此，这一政策取向基本符合内地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于香港来说，外部需求、尤其是外部消费需求，对于拉动本港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香港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主导性地位，而不断拓展的“自由行”、CEPA协议、泛珠三角合作等进一步拉紧了香港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内地进一步刺激消费的政策承诺，无疑是为香港进一步巩固本轮经济增长的成果，提供了重大的利好消息。
    最后，“双稳健”政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内地经济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它将为本港企业进入内地市场提供更稳定的市场条件。尽管依托于国债的财政政策同样属于经济调控手段，但在国债的具体投放方面则或多或少地带有行政干预的痕迹。在国债项目逐步由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转向社会保障和发展瓶颈领域的过程中，税收等财政手段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显著增强；同时，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金融部门的进一步改革，利率、汇率及其形成机制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说，“双稳健”政策组合为内地经济的市场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有利于内地经济运行和政策调控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这就为香港经济发展和本港企业进入内地市场提供了更稳定可靠的保障。
    （原文署名“江海宗”，载于香港《紫荆》杂志2005年第1期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