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本文是在《经济学动态》2004年10月23日研讨会上的发言--编者注）
     认真读了王志华同志的《大系统价值学说》（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月）这部著作，有一种曾似相识的感觉，促使我对多年前曾经思考过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整理。
    经济学研究应该注重“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对转型中的中国来说，也应该注重“基本理论”的研究，以清理附加在马克思恩格斯名义的一些误解。
     （１）对《大系统价值学说》著作的总体评价。
     王志华同志的这部著作的出版，颇有过一番曲折。
     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对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还是具有思想上的推动作用，比如：劳动价值理论面临着挑战；资本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劳资双方是客观上的生产合作关系；雇佣劳动并不是必然等于剥削；剩余价值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剥削的本质是主体剥夺等，这些观点的表达不一定都很准确，但就其所隐含的思想，基本上还是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实践的。王志华同志在业余的独立思考中能够提出这些看法，足以说明他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思考的深邃。
     但我认为，《大系统价值学说》的书名还是改为《大系统价值学说研究大纲》或者《大系统价值学说思考随笔》比较恰当。
     作者，还有出版社，都力图要学术界对这部著作引起重视并认同这部著作，但在我看来，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起码应该有足够的旁征博引，以证明在自己浩瀚的学术海洋中占有一席之地；起码应该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以证明自己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起码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概念和逻辑推演，以证明自己著作的严密的体系框架。但这些在《大系统价值学说》中都显得不是很充分，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全书基本上是在对经济学理论的思考中所释放出的思想火花、是观点的声明、是思考的随笔，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大纲。这部书不排除经过再加工、再修改后，成为大众了解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著作。
     （２）对“价值本质”是否有新意的评价。
     王志华同志自己认为，他在这部著作中最重要的贡献是“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价值本质”。作者批评了以往的经济学对劳动研究的缺陷，提出人类劳动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人类的智能决定的。“价值是事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供需关系”，“一种物、一件事或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功能，其次取决于作用对象的需求，只有功能而无需求不构成价值的存在，只有需求而无功能也不构成价值的存在。这就是价值的根本属性”，“商品价值的定义是：商品价值是商品的消费值”等论述，其所要表达的思想，无大错。
     什么是价值？仅建国５０年来，就这个题目所写的著作、论文，何止数百万言，其中固然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相当数量的论说是在寻章摘句，在进行着无聊的概念争论。
    但是，围绕着“什么是价值”的争论，我们总可以看到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理论家在对“什么是价值”的看法中，总是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和追求。
     比如：５０年代末的大跃进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否还需要进行经济核算？有过一次什么价值的争论。孙冶方在《经济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９期,撰写过《论价值》一文，全面阐述了恩格斯有关“价值是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红线，不要将经济学政治化。
     比如：７０年代末面临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学术界非常关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写？由此又引发了一场价值概念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孙冶方价值规律的理论展开。孙冶方又一次阐述了价值规律内因论，批评了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对我国经实践所造成的危害，其中包括对斯大林有关生产关系定义的批评。在这些论战中，笔者也写过《关于价值概念的几个问题》（《经济科学》１９８１年第三期）；《关于价值范畴》（《经济研究丛刊》《社会主义再生产、所有制、商品价值问题》１９８２年）等文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广义价值理论。
     比如：９０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又一次展开了对价值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
     所以，在经济学中所讨论的价值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国际上也有百年的历史。这里且不论马克思与李嘉图、斯密的讨论，考虑到王志华同志的对价值概念的理解中，突出了在人类智能劳动生产的永恒性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我想特意在这里介绍有关恩格斯的有关观点。
     第一篇文献：恩格斯在１８８３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  接着还说：在未来社会中。“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如果细细琢磨，王志华同志对价值概念的理解，与恩格斯的论述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学术界，围绕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却有过多次尖锐的争论。苏联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恩格斯涉及这段话的文章曾加了一个注解，说那时的恩格斯才２３岁，很不成熟，还没有脱离道德的观念，受到人道主义的束缚。国内学术界因循这个注解，长期对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持否定态度。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日《光明日报》，有文章批评恩格斯的这个观点，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建成，恩格斯的这个观点还属于人道主义的范畴；１９８０年《经济研究》第８期，也有文章继续批评恩格斯的这个观点，说：  恩格斯讲这段话时，“还留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和以道德为标准的分析方法。”认为恩格斯的著作不能提供科学的价值定义。中国学界跟着苏联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关注解跑，对恩格斯的武断批评是很不恰当的。事实上，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逝世前亲自再版有关著作时，依然说：（有关价值是有用效果和劳动花费的衡量的）观点，“我在１８４４年时已经说过了。可是，读者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才成为可能。”  
     第二篇文献：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４日德国教授威纳尔.  桑巴特给恩格斯寄去了一篇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文章  其中谈到了价值概念，说：价值概念在物质的决定性上，不外是劳动社会生产力是经济存在的基础这一事实的经济表现。还说：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是不存在的，他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的、逻辑上的事实。恩格斯于当年３月１１日给了回信，说：你这样的理解太空泛了。但恩格斯同时也提醒说：对价值概念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后来在对《资本论》第三卷增补时说：威纳尔.  桑巴特对价值概念的理解不能说不正确，同时很高兴地说：一个德国大学教授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体上看出马克思真正说的是什么，这还是第一次。  
     第三篇文献：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论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与科学化》  ，文章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作用。
     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然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从以上经济学文献看，我有两点看法：
     一是王志华同志对“价值本质”的看法，并不是新的发现，严格说，其表述也缺乏经济学的行话，比如：王志华同志在书中再三强调的供需矛盾，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稀缺”问题，“资源稀缺”，是相对人类的需求来说的，它是经济学不需要论证而对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社会环境特征最基本的概括。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的《资本论》，面对资源的稀缺，提出以社会变革来解决；斯密的《国富论》，面对资源稀缺，提出以分工来增加国民财富来解决；马歇尔的《经济论》，面对资源稀缺，提出以市场来配置资源来提高效率来解决；凯恩斯的《就业论》面对资源稀缺，提出以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解决，等等。资源的稀缺，当然就意味着获取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自然就有了对如何解决供需矛盾的不同经济学思想流派。
     二是王志华同志对“价值本质”的看法，在独立思考中，进入了恩格斯的思想框架，重视广义价值即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对社会生产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在独立探索中，也进入了对资源稀缺的理解即供需矛盾的经济学思考。作为一位非经济学专业科班出身的自学者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也正好说明，经济学是属于社会的、属于人民大众的。凯恩斯说过：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但是还应该补充说：社会实践，人民大众的朴素思想，是经济科学的源泉。
     （３）对“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
     王志华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援引了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９年的一次谈话，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就经济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是指原汁原味的一个科学体系，包括马克思提出问题的发展过程，研究对象、方法，学者通常都以《资本论》为例来解说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以《共产党宣言》来说明马克思的实践活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时期的政治家对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关观点的诠释，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做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选择，有些内容甚至是政治家附加在其中的自己的理解，对此，当然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判断。这里就涉及到是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超越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
     这里我想提及一篇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有过争议的文献。
     １８５０年前后，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为基础，以《共产党宣言》为主要代表纲领，编辑了《新莱茵报》，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新莱茵报》办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停刊。后来，马克思又于１８５０年编辑出版了《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撰写长篇的连载三篇：《１８４８年６月失败》、《１８４９年６约１３日》、《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后果》，后来出版单行本时又增加了恩格斯的一篇：《１８５０年普选权的废除》，共四篇，以题为《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书名发行。这是马克思对这一阶段国际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所做的总结，其中有一段名言就是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但是，恩格斯在他不久于人世之际，于１８９５年3月给这本小册子的再次发行，写下了《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反思了  《共产党宣言》发表近５０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我想就有关论述摘录如下：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１８４８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如果把每一个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造成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１８４９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１８４８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在１８４８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以上这些论述是非常坦诚的，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对于恩格斯的这篇著作，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争论。在我们党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选入了马克思《１８４８至１８５０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但没有选入恩格斯５０年后对这篇文章的《导言》。这就很难让老百姓能够系统地去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可以自然而然地在资本主义内部得到发展，这是恩格斯晚年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反思了马克思和自己在《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一些观点，坦然的认为：“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曾经错了”、“已经陈旧了”、“值得仔细研究”。联系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事实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恩格斯晚年所持观点的科学价值。但是，毛泽东的晚年，却依然坚持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其思想的依据恰恰来源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文章，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个错误的理论。这能说是超过了马克思吗？能认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吗？
     还有另外一篇文献值得注意。十九世纪８０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劳动解放社”在学习《资本论》时，联系俄国当时还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对俄国革命进程发生了争论，小组有一位成员在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６日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请教，信中还特别提到：你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收到信后对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写了四份复信的手稿，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复信说：我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  .马克思在写这封信时，曾详细地研究了１９世纪时期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他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定期给公社成员之间进行耕种,这种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房屋、农具等生活资料归公社成员所有。农民习惯劳动组合。这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得到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很容易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村社内部，通过合作的道路建立集体所有制，建立起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还特别提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所说，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使‘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势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就我读到的文献资料，还没有那位学者能够提出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能够予以颠覆的观点，但是，王志华同志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任何史料，却以推论的方法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这不能认为是严肃的治学态度。
    我最近多次提及这两篇文献，王志华同志的著作中又直接涉及到了这一点，针对此，我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想法：王志华同志《大系统价值学说》，到底是想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还是想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价值理论而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在强调狭义价值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价值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消失，要区分广义价值和狭义价值。因此，在我看来，王志华同志《大系统价值学说》中的论战对象，是流行的教科书中一些落后于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观点，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原有的经济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本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斯大林要发展要超过、毛泽东也要发展要超过，但实践证明，在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阐发中，在对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描述中，几乎都是干巴巴地说教。他们晚年都有一个很不科学的态度，如果一旦发现与自己想追求的理想发生了矛盾，甚至会毫无道理地不惜去诋毁“主义”的创始人。
     （４）对“三个代表”的经济学解读的看法。
     出版社推出这部著作，意在是以政治经济学从深层解读“三个代表”。
     但我认为，“三个代表”仅仅是一个亲民的执政理念。新一代执政者，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使“三个代表”更贴近社会公众。在我的记忆中，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基本上都有过这样的思路。“四人帮”时期，在他们所控制的媒体上，也围绕着上述三个方面曾说三道四过一些事。再看看西方的各个政党，也大多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发表自己的竞选纲领。江泽民同志讲的“三个代表”，仅仅是按照“与时俱进”的思考方法，给它赋予了新的含义，包括：
     首先，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共产主义还很遥远，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
     其次，关于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关系问题：劳动者个人已逐步成为有产者,要重新认识劳动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适用性。
     第三，淡化剥削的概念，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也可以加入共产党，增强党的社会凝聚力。
     第四，淡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概念，发展先进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武装人，用先进的文化来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
     “三个代表”之所以重要，就是进一步落实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在执政中协调社会精英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当然包括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至于媒体如何宣传，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对江泽民同志这段话要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段话中所提出的实践问题和研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经济学思想并不是很清晰。
     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一个正确的命题，也有很多文章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什么呢？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经济学命题吧！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理论”也不是一个确切的经济学命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确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命题。
     一个科学的理论之所以为科学，首先要有符合实践的理论依据，或者说要有科学的假设前提；其次要有严密的体系和范畴，或者说要有符合实践的模型和数据。劳动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提出的理论，它有两个当时的实践事实为依据，或者说是前提：一是劳动者都是无产者；二是资本家不参加劳动过程。但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应该承认的经济事实是：我国劳动者的大多数已经逐步成了有产者；同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就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来源，根据目前企业实行的税收和有关分配方法的来看，大体上也是可以弄清楚的：私营企业主先按国家规定缴纳增值税；剩余的部分再缴纳企业所得税、支付劳动者工资及部分管理费用；最后剩余的企业可支配利润，大部分要作为资本公积金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而最终用于消费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还要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当然，我们不否认已经形成的百万、亿万富翁。如果我们对私营企业主成功的道路即他们的财产是怎样得来的问题再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更有意思了。改革开放前，历经各种“割资本主义尾巴”政治运动，中国人已经陷入了普遍的贫穷，都没有多少资金积累。私营企业家的起家大多都是两手空空。有学者曾总结过他们的“发家秘诀”：他们最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社会阶层，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在竞争尚未充分形成时，最先抓住了巨大的机会；他们利用了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各种漏洞，包括价格双轨制提供的发财条件；他们在土地、房地产、有价证券等经济要素市场形成之初，利用了开发前后的价格差等等。这都是符合事实的。一些私营企业主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也说，一靠政府、二靠政策、三靠市场。实际上，靠政府、靠政策的潜台词不过是说，在他们起家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主要是依靠国家的银行贷款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在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中占很的比重。你的经营本领再大，如果没有资金，那什么事也是办不成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都从国家的银行得到过贷款。但是，在资金奇缺而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谁获得了银行的贷款，谁就获得了进入先富起来阶层的入门证，谁获得了巨额贷款，那么转眼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当然，与此相关的则是围绕获取银行贷款而出现的权钱交易，即腐败活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政府、政策及其相关的复杂问题在私营企业家成功道路上的作用，难道是劳动价值理论说得清的！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我们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教条地继续坚持劳动价值理论，那么在回答国家和劳动者关系的问题上，会得出十分尴尬的结论；在分析当今私营企业主和劳动者的经济关系上，也很难说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劳动价值理论存在的前提完全变了，这个理论自然也就不再适用了，难道还需要我们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章摘句而发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周全，难道还需要用变化了的经济事实去刁难经典作家在特定经济条件下的论述，或者用语录来论证“创新”吗？承认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这就足够了。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缺乏自己的脊梁，在进行一种创造性研究时，或者是要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时，总要首先要设置好自己研究工作的外围保护带，或者是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或者是挂上领导人的讲话。对于“三个代表”这样一个新的执政理念，难道还有更深奥的经济学思想需要从深层进行经济学的解读吗？
     另外，一些过头的评论，在事实上可能会贬低王世华同志独立思考所形成的经济学思想的实践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