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财富的不平等（二）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4年第74期（总第1491期）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如何看待财富的不平等（二）
     [导读：关于财富的不平等问题的讨论，是欧美等国学者最近一段时间集中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英国《金融时报》组织的讨论中，包括诺奖得主菲尔普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等人都阐述了观点。]
     萨默斯：富人的优势不仅在于钱多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说，随着皮凯蒂那本《21世纪资本论》的风靡，不平等成为有关经济政策的公众辩论的核心问题。皮凯蒂以及大部分辩论关注的焦点在于，流向顶层1%、0.1%以及0.01%人群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激增。
     这确实是个重要课题。无论有关具体数字的争论结果如何，几乎可以肯定，流向顶层1%人群的个人收入比例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提高了10个百分点，流向底层90%人群的收入比例则出现了类似幅度的下降。收入增速比顶层1%更快的人群只有两个，就是顶层0.1%和顶层0.01%。
     这场讨论有助于推动政策向着建设性的方向改变。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可以通过改革税制，填堵富人可钻的漏洞，加大税收累进程度，同时促进更高效率的投资配置。从地方的土地分区规划法到知识产权保护，从金融监管到能源补贴，各个领域的公共政策如今都造福于那些主要本事是利用政治体制（而不是提供优秀产品和服务）的人。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主张：出台政策举措，降低此类寻租行为的收益。有多位经济学家都强调了同样的观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两位是迪安?贝克（Dean  Baker）和已故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en）。
     与此同时，眼下的不平等状况值得担忧的主要理由是中低收入的劳动者拥有的太少，而不是富人拥有的太多——除非有人认为嫉妒是美德。因此，评判有关不平等的政策时，我们的标准应该是这些政策对中产阶层和穷人会有何影响。
     只要合理解读相关证据（不妨从美国现状开始），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采取更多行动提高税收的累进程度，而不致明显破坏经济增长前景。然而，必须记住的一个要点是，仅仅通过有限的收入再分配，不太可能在重要方面改变不平等。不妨考虑一下人生的两个根本元素：健康和为子女提供机会的能力。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及其同事，考察了分别生于1920年和1940年的两组人自55岁开始预期寿命的变化，发现最富有的男性预期寿命大约增加了6年，中等收入者大约增加了4年，低收入者增加了2年。可以这样来看这些数字：癌症死亡率降为零或翻倍，意味着不到4年的预期寿命变化。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更大的可能是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压力有关，而非负担医疗服务的能力，特别是鉴于数据来源于年纪较大的人群，这些人一旦年满65岁，都能享受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过去两代人以来，富人家孩子和穷人家孩子在教育程度上的差距翻了一倍。收入最低人群的子女上大学的比率从6%增加到了8%，而收入最高人群的子女上大学的比率从40%增加到了73%。这些趋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无疑有许多。但关键因素之一肯定是，与一般普通的穷人家孩子相比，如今一般的富人家孩子得到了6000小时的课外教育，其形式包括听父母读书，被带去参观博物馆，得到某项运动的训练，或其他任何由成年人提供的激励。这一差距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大增加了。
     上世纪20年代的两位小说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有过一场著名的论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论战被轶事化地精辟总结为：菲茨杰拉德说，“富人跟你我之辈不一样”；海明威反驳道，“是不一样，他们有更多钱。”
     对健康和为子女提供机会能力的研究似乎表明，富人和其他人的差别不只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两样更为根本的东西：健康和机会。要想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更包容，就必须设计出一系列政策，以解决流向富人的金钱收入比例迅速扩大的问题。但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支持其余人群的举措至少同样重要。对不平等以及巨额财富的新一轮关注，如果导致人们不再关注民主社会为所有公民提供健康和教育支持的根本任务，那将是个悲剧。
     财富不均：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及学术研究副总裁、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肖耿认为，针对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辩论的双方似乎都忘记了这个世界除了美国与欧洲，还有中国、印度、非洲、及其它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正如马克思当年预测的那样已经越来越遍布全球。今天已经不可能只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及富裕西方国家的有限数据与经验，就能准确合理地概括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样，今天也很难找到全球顶级富豪可以完全离开中国、印度及非洲而获得及维持其财富。中国的读者，特别是能够影响决策的精英，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有可能被这场辩论误导。
     皮凯蒂从税收数据发现，富裕国家的财富不均程度已重返一百年前的高水平，他认为这是由于资本的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进而推断资本主义有导致收入及财富不均不断加剧的铁律，并建议全球各国对富裕人士征收超高遗产税来解决财富不均问题。他的分析及建议与当今富裕国家的社会情绪及政策争议焦点十分吻合，其著作在东西方都炙手可热，但我认为应该将他的研究至于更广阔的全球发展背景当中去理解及评估。
     为什么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会长期高于其增长率？如果没有新兴市场的超高投资回报率，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不可能长期高于其经济增长率。美国及欧洲的许多跨国公司正因为投资在中国及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获得超高资本回报率。而中国及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愿意支付跨国公司超高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些投资可以引进许多技术及无法量化、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经济及社会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直接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收入，还间接地通过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重估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创造了财富。
     真正的不平等在哪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上最明显及最大的不平等来自于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和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模式不同。市场经济、法治及自由开放导致国富民强，而计划经济、独裁人治、无政府主义、封闭锁国导致国家落后百姓平穷。二次大战后，由于亚洲地区在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国家管治能力及融入全球经济方面的迅速进步，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并有不断趋同的势头。
     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GDP）从300美金上升到6000美金（以市场汇率计），导致六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在全球范围测量收入及财富不均的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世界范围收入及财富不均程度下降最快的时期。但在某些国家境内，比如美国和中国，贫富差距却加大了，并导致许多本土的社会问题。
     如何看待财富创造及财富不均？右派经济学家可能会强调增长和财富创造，而左派经济学家则会强调收入及财富不均。我们需要一个能兼容两者的框架，因为两者都有其道理。我们需要对全球经济系统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找到导致不公平竞争及收入财富不均的制度原因及市场扭曲关键点，另一方面还需鼓励创新和冒险的激励机制。我们不应该让收入及财富不均变成通向和平和繁荣的障碍，但我们也不应该消灭不平等，因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健康的冒险创新与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当年邓小平为打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提出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市场扭曲在哪里？全球经济目前最大的扭曲可能存在于金融行业，一小群人通过利用廉价信贷来投机物业和金融衍生品，他们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贡献甚少，但个人收益却惊人。金融行业扭曲的社会影响非常严重。今天的中国年青人被金融业的超高收入吸引，而不愿意选择工程、医学和其他技术性强的职业。另外一个扭曲是有些人希望通过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自然资源（比如煤）来获取财富。这些人很快致富，但导致了许多隐藏的社会成本，比如环境污染和产能过剩。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点在哪里？区分能提高生产力的行为与社会成本很高的“快速致富”寻租行为比关注“最富有的1%”更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阻止寻租导致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如果这些“1%”是通过创新和承担风险而致富的，那就有助于社会进步。有许多“1%”的富人捐出他们的财产来解决人类面对的一些最大的挑战比，如疾病，贫穷，和气候变化，他们应该得到尊重与鼓励。
     确实有一些富人是通过租金及腐败而轻易获取、积累财富，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如何通过法治来杜绝腐败。但有更多的富人是通过勤奋工作，创新及承担风险而致富。以有创新特点的公司，比如微软，苹果，腾迅，为例，这些公司的创办人都变成了富豪。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富有就认定他们有错而应受到惩罚，而无视财富创造的过程。许多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是创新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典范。如果我们想消灭富人，我们必须想出别的办法来激励人们积极地去承担风险和创新。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你承担的风险和创新不能服务于占人口99%的消费者的话，你的事业就无法成功，你也就不可能成为富豪。
     对资本所得或金融交易适当征税是一个可行的调节收入及财富分配及确保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手段。但是我们需要用冷静且公平地看待财富和财富不均问题。“1%”主要是结果、是动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幸运抽奖。我们需要好的规则让企业家通过满足“99%”的消费者的需要而使自己致富成为“1%”。
     把这个世界简单地分成两种人，特别富有的“1%”和其他“99%”，可能过于简单。我们今天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需要有效地组织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鼓励他们通过有意义的工作来脱离贫困，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优势，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里，“99%”的消费者才是唯一的上帝，无论他们的收入或财富是多少，只要他们买苹果公司iPhone手机，苹果的股东就会富有。如果苹果只为“1%”生产，它可能早已破产，而其股东也就不可能属于“1%”。
     如果只关注财富分配，就有可能忘记财富的来源和最富有的人是怎么致富的。应该问的问题是：如何致富？现在的富人的后代也会是富人么？为什么富有的人这么少？为什么中国有谚语“富不过三代”？马云和马化腾并不是靠继承财产而致富，而是靠夜以继日的创新、竞争和勇于承担风险才成功的。他们是众多具有远大理想的中国科技公司中的佼佼者，而这些公司的大部分却必须面对失败。
     批评财富分配的结果容易，但要搞清楚财富创造的过程不容易，制定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规则来鼓励创新及承担风险就更不容易。从中国及人类历史可知，强国富民之路没有捷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劫富济贫”帮不了穷人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在给《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引述19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所著的《Phineas  Finn》一书中激进分子之一约舒亚?蒙克（Joshua  Monk）的话说，“平等是一个丑陋的词汇……它让人害怕。”她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不应该是平等，而是“提升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再分配，而是通过自由贸易、义务教育和妇女权利。
     麦克洛斯基指出，在英国自1800年开始，或者在意大利自1900年开始，或者在香港自1950年开始，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至100倍之多，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计入钢梁和平板玻璃的质量提高，以及医药和经济学的进展。
     相对而言，最穷人群一直是最大受益者。富人变得更为富有了，这没错。但还有数百万人拥有了暖气、汽车、天花疫苗、室内给排水系统、廉价旅行、妇女权益、儿童死亡率下降、充足的营养、更高的身材、寿命延长一倍、子女上学、报纸、投票权、有机会上大学并得到尊重。
     麦克洛斯基认为，人类历史上以往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古希腊或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过，古埃及和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过。她认为，她所称的大富裕（Great  Enrichment）是经济历史的主要事实和发现。
     然而，你听到的观点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平等，我们必须让所有男女平等。不，我们不应如此——至少，如果我们想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的话，就不应从这个角度出发。
     从道德上讲，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应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的最穷人群是否在趋向于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有尊严的生活并参与民主？答案是肯定的。即便在已经富有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穷人的实际收入近年也在增加，而没有停滞——如果正确衡量收入，计入更佳的医疗、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长的受教育时间，更长的退休生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商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没错，收入增加的速度慢于上世纪50年代；但那个快速变富的时期是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二战的悲惨挫折之后出现的。
     当然，富人如何获得财富的问题在道德上很重要——是通过偷盗还是通过投对了胎（借用巴菲特的话）？或者来自自愿换取廉价水泥或廉价航空旅行，现在富有的人们知道把这些提供给那些曾经贫穷的人们。我们应当对盗窃行为提起公诉，并重新引入高额遗产税。但我们不应杀鸡取卵。
    在道德上并不重要的是，衡量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不断轮回的历史起落，或者1%的富人中1%的豪富的过分行为，300年前我们或许能在凡尔赛宫看到类似的行为。世界上真正富有的人还不够多。如果我们收缴全球最为富有的85个人的财产，用其成立一个基金，每年分给最贫穷的一半人，那么他们的每日购买力仅会增加不到4便士。
     例如，国际社会对非洲或中南美的全部外援，抵不过富国取消农业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给这些地区的国家所带来的好处。帮助穷人是有办法的——让“大富裕”继续推进吧，就像在中国和印度那样——但慈善或征收财产并非解决之道。
     “大富裕”来自创新，而非积累资本，剥削工人阶级，或者逞殖民主义威风。资本与此几乎毫无关系，尽管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我们称这个体系为“资本主义”。资本是必要的。但水资源、劳动力、氧气和铅笔也是如此。通向繁荣之路的关键在于改善，而不是一块块地堆砖。
     向富人或资本征税都不会帮助穷人。要改善地位在我们之下的人们的人生，最强大的发动机来自于一种新的平等，并非物质财富的平等，而是自由和尊严上的平等；而向富人或资本征税可能阻碍这台发动机的运转。重要的不是基尼系数；而是“大富裕”。
     扶贫救困，富人有责
     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撰文对其做了评价。他认为，麦克洛斯基的文章寻求豁免世界超级富豪对于世界穷人的责任，但她的计算方法有误。正确的计算显示，其实只需全球85个最富有的人，就能为结束全球最穷人口的深重苦难做出显著贡献。
     根据福布斯（Forbes）的最新调查，最富有的这85人拥有的净资产加起来，达到2万亿美元。像麦克洛斯基那样，假定把这些资产全部用于造福世界穷人。如果像基金会或大学那样，每年以5%的标准真实支出率支出，那么年度资金流将达1000亿美元。
     到2015年，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将有大约10亿人（所谓“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如果按每个家庭5个人计算，这意味着将有2亿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85个亿万富翁的财富，每年可向每个贫困家庭支付500美元。
     这么多资金将彻底改变这些家庭的生活，这已被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UN  Millennium  Project）、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TB  and  Malaria）、全球农业和食品安全计划（Global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Program）等组织的大量研究所证明。这么多资金将足以完全填补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的资金缺口，足以为贫困儿童购买全部基本疫苗，足以在非洲培训并安置至少100万名社区卫生工作者，足以资助所有贫困的小农购买改良种子和肥料，足以保证所有人都能用到微电网的电力，此外还能做更多事。简言之，这么多资金将不仅能让最穷的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每年拯救数百万条生命——而且将用几年时间，让他们从维持基本生存，过渡到从事商业化种植等能维持贫困线以上生活的生计，确保长期脱离贫困。
     萨克斯指出，麦克洛斯基的计算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她用的除数不是极端贫困人口，而是数量大得多的人口。第二，她不理解，对于最贫困人群而言，一点点定向投资就可能在抗击疾病、贫困、文盲和基础设施不足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而近些年来贫困国家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附文中所涉著作目录：
    3.  Differential  Mortality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in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By:  Barry  P.  Bosworth  and  Kathleen  Burke,  Economic  Studies  at  Brookings  ,  Apil  8,  2014  
    4.  Front  matter  and  Exordium  of  Bourgeois  Equality:  How  Betterment  Became  Ethical,  1600-1848,
    and  Then  Suspect,by  Deirdre  Nansen  McCloskey（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August  2014,  
    a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4年第74期（总第1491期）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传真：（010）68032473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