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要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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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3年第86期（总第1406期）2013年11月20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要点解读
    [导读：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社会各界给予《决定》高度评价，其中经济改革中的诸多要点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揭晓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反响。评论认为，这份蓝图是中共至少近10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中国可能迎来新的黄金十年。
     《决定》篇幅很长，涉及300多项改革内容，其中关键性的改革目标包括：
     1.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目标重新定位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此次三中全会最大突破。
     2.放松对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
     3.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平等竞争。
     4.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5.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6.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7.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
     8.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9.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10.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11.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
     12.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13.选择若干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14.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15.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16.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17.官员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探索实行官邸制。
     18.允许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
     19.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20.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1.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
     22.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
     23.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24.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25.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中国将注意力转向改革计划的实施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份长达20页的蓝图包括对经济的广泛改革措施，蓝图设想了确保改革得到落实的几个方式。中共新蓝图设想的一些改革已经在实施，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改革计划要求建立银行存款保险体系。存款保险被普遍视为让银行在存款利率方面展开竞争、并允许资本更自由地跨境流动的前奏，这些也是蓝图中确立的目标。其他改革措施的步调将更为缓和。
     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至关重要，而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代表着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向。总体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强调国家和国有资产之间的界限，这有利于减少行政干预和腐败现象，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强调以市场化竞争和市场化定价，并以此为基础来破除垄断，并降低准入门槛。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将形成投资公司，这种模式下将更加注重管理的有效性，而非所有制的方式。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未来的国有企业也能够去行政化，并强调经理人制，那么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将更加宽阔，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其稳定器作用也将更加明显。
     财政改革上，三中全会强调财权和事权的配合，也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来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路，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将通过财政改革和整合来充实地方财源，而非放任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收益。更加重要的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有利于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错配”，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外界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过高的担忧。
     在税收改革方面，在全面转向增值税的同时，房产税也被纳入立法范畴，这几乎意味着房产税的扩容将不可避免，同时房产税也可能进一步向存量房蔓延。房产税一旦全面展开，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将多增加一项稳定的财源。
     稳定了“钱袋子”，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户籍以及征地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方向，是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福祉，避免由于权利和义务的不匹配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也避免政府过度使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进行寻租。
     三中全会打造市场经济体制“升级版”
     11月19日，“《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在北京召开，多位经济学家认为，重新定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此次三中全会最大突破，而众多亮点如土改、城乡一体化、职工持股计划等内容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吴敬琏认为，“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总体设计和路线图。”就经济改革来说，《决定》里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一句是“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外一句话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决定》里提出了三百多项改革的具体要求，我想可能大部分都跟这两句话有关，这两句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方向，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
     吴敬琏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回答了最近十多年来的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就是改革朝哪个方向继续往前走，“是向市场化的方向走呢？还是向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管控这个方向走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的问题”。“三中全会决定不但肯定了市场的作用，而且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这表明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确、坚定的态度。”吴敬琏表示。
     吴敬琏认为，前述第二句话也非常重要，“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确定性作用，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来支撑呢？《决定》说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确定性作用的基础”。他认为，上个世纪末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导下建立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初级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升级版的，是更加成熟的、更加符合现代要求的市场经济。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两个共同的地方，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立上来，而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起到牵引作用；其次，都是市场化下的改革，35年前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在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他认为，两次三中全会不同点在于，35年前改革的难点是观念的革命，“35年后的改革难点是利益调整，更多的要靠顶层设计。”辜胜阻表示，此次《决定》提出推进改革要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三性”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所以我们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这样的顶层设计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决定》中提到的发展职工持股计划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可以说是天大的事，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根本性解决劳动和资本矛盾问题的有效方法”。此外，李扬认为，“城乡一体化”也非常重要，“占用土地时从城里人角度考虑农民，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而如今城镇化放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来推进，就理顺了城乡关系，到2020年可能将没有农村人、城里人的区别”。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则认为，集体土地流转是重大突破，他认为，开放市场体系不仅仅在产品层面，还包括要素市场和其他市场，“《决定》把要素市场提得非常明显，其中最核心的土地问题——集体土地流转、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保护以及转让等第一次被提出来，这是35年以来的重大突破。”
     国企改革思路有新意
     林琦与张晓翀在路透发表的报道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国企改革提供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新思路，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等一些新提法，令外界对沉疴已久的国有企业改革萌生一些憧憬和期待。业内专家指出，即使本次中央提出了一套国企改革创新思路，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仍会考验执政者的勇气和智慧。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认为，此次深化改革的决定就国企改革部分已梳理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首先是赋予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地位，随后双方才能谈合作合资，混合所有制将是未来国企改革的主流形式，各种所有制相互渗透。
     其次是：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现有的国企行政式管理模式已不适用，国资投资公司和国资运营公司将应运而生，国资委定位亦将发生变化；而且在相当多领域，国企垄断的局面亦将被打破，将为民营资本打开巨大的投资空间。
     《决定》指出，未来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要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而混合所有制并非新鲜名词，在十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经出现。但是在不改变国有资产老大地位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在实践操作中很难做到。
     祝波善指出，过去在国资管理中过分强调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使得国资与民间资本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未来国资和民资不再强调谁是老大老二地位后，将来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产权形态的非常主流的形式，可以让过去国有与非国有资本从对立状态逐渐演变成一种并行状态，未来就不需要再讨论“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之类的话题。
     张茉楠认为，虽然国企改革并不会改变国有控股的本质，但通过引入更多的社会化资本，尝试用社会化手段来配置资源，可以达到壮大经济和提高资本效率的目的。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近日发表评论称，此次中央提出国企改革，仍将主要侧重于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而不会改变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意外的惊喜因素是打开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未来国资体系，尤其是地方国企透过出售股权套现及非公有资本介入企业管理，将会相当普遍。上海一国资公司高层表示，“只要中央允许卖，许多地方政府都会急着卖，政府缺钱啊。”上海一位券商分析师则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大多数行业因产能过剩而经营不佳，即使是运营效率高的民营企业亦无力回天。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指望混合所有制成为拯救所有国企的一剂灵丹妙药，并不太现实。
     在混合所有制下，原有的国资委管理体制将发生变化，国资委不能再凭一纸公文或行政指令对企业经营指手划脚，未来国资委需要用资本力量和市场化手段来管理，这就使得国资运营公司和国资投资公司变得很有必要。
     祝波善指出，“国资委其实就是一个产权人的代表，简单讲只要做老板就可以了，现在的情况是把老板和婆婆一起做了，将来国资委应该只是监管者就可以了。”他说，国资运营公司和国资投资公司的设想与新加坡淡马锡有点相象，但淡马锡的管理层是职业经理人，而中国的国企基本上都有行政级别，很多国企高管此前就担任过多年的官员。祝波善建议，为减少改革阻力，国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仍可继续保留行政级别，而经理层可按职业经理人的要求来考虑，以业绩说话。
     此外，分类监管和打破垄断亦会是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按目前市场上主流意见，国防军事等战略产业以及公共服务类企业，仍由国资委来直接监管，而在竞争性行业中，应允许国资逐步退出。
     冯兴元指出，如果国有企业没有大量便宜的土地等资源，没有税收优惠或其他补贴，国企的竞争力并不如民营企业。所以国企改革应促使国资从盈利性领域退出，即使是在电讯或电网等领域，亦有分拆资产或引入民营资本的空间。
     改革将带来哪些影响？
     瑞银证券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改革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前景有积极影响。改革对各行业的影响可能在不同阶段都各不相同。另外，改革的顺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受到的阻力）也十分重要。
     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利于增长的改革措施：原则上取消政府对企业投资的行政审批，一些经济社会事项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允许社会资金和外资进入服务业，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实施土地改革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进行土地交易、发展自贸区、放宽二胎政策、扩大养老金和医保覆盖范围、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并鼓励金融创新。这些措施要么拉动投资、要么促进消费，从而会推动GDP更快增长。
     不利于增长的改革措施：加强地方政府预算管理，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收紧“三公”经费支出，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在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调整能源和资源价格（可能推高投入成本），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导致资金成本上升），以及推进房产税。这些措施可能会抑制（公共）消费或投资，从而拉低GDP增长。当然，从长期来看，它们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长期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短期增长前景展望：未来12个月里，上述领域的大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主要是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要突破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及许多改革的实施都需要遵循正常的行政和立法程序这一事实。
     各个领域改革的不同进展可能会对未来12-18个月经济增长带来上行风险。短期内投资项目审批权下放、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放宽户籍和二胎政策、以及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进展可能更快，而加强政府预算管理、国企改革、改善政府治理等方面的进展可能较慢。这一改革顺序可能会促进投资和经济在短期内更快增长，但也会提高投资过快增长、杠杆过快上升的相关风险。
     对长期增长前景的影响
     如果《决定》所勾勒的各领域改革顺利推进，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得以解决，中国经济将踏上一条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举例来说，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国企改革、地方政府财政改革以及房产税的实施应该都会帮助中国经济减少对房地产和重工业的依赖，转变资源和环境消耗型的增长模式。服务业开放、户籍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养老金和医保改革应该会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发展、就业以及居民收入增长，从而促进消费增长。户籍、土地以及社保体制改革也能帮助缩小收入和机遇差距（尤其是城镇和农村人群之间），盘活劳动力市场，降低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随着经济增长变得更平衡、更可持续、且更加市场导向、资源也能够得到更有效配置，这意味着资本浪费和坏账积累将会降低。换言之，经济硬着陆或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尾部”风险将显著下降，而未来十年内经济的平均增长将得以维持在6-7%的水平。
     对各领域的具体影响
     国有企业
     吸收民营资本入股、允许员工持股有助于改善绩效。而竞争加剧、资源能源价格调整后成本上升的影响则偏负面（受益于价格上涨的能源类国企除外）。作为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提高到30%将可能提高资本成本。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分红比例会改善公司治理、引入竞争会提高经营效率，但这些改革对国企的初始影响可能还是偏负面。不过，提高分红比例可能会采取非常渐近的方式推进、以缓解冲击。
     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2012年利润总额达2.2万亿，而上缴财政的收益为1570亿，分红率仅为7%。此外，国企上缴的分红主要被用于其自身或对其他国企的资本注入和补助，而非公共预算开支。
     金融行业
     宏观经济的利好也就是银行业的利好。考虑到这一整套改革方案将有助于降低经济面临的尾部风险、使中国经济过渡到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银行业也将因此而获益。对国内银行而言，加快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存款利率升高、净息差收窄，影响偏负面。资本账户加快开放则会导致企业部门更多从海外借款、企业和居民部门增加对外投资，也会给银行带来不利影响。而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则意味着银行信贷增速放缓、从而收入增速放缓。
     从积极的一面看，资产证券化会改善银行的流动性状况。更重要的事，地方政府财政的任何实质性改善（扩大地方税源、增加地方国企分红、扩大地方债发行、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都会利好银行业，因为这意味着不良贷款积累步伐未来将会放缓。
     对其他金融企业而言，改革IPO制度、发展债券市场、完善各种保险机制，也都会带来利好。然而，影子银行活动的发展则会将目前潜伏在银行体系中的一部分风险分流到其他金融机构。
     房地产部门
     如果扩大房产税实施范围，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将会随着持有成本上升、租赁市场供给增加而受到抑制。因此其对房地产部门的初步影响将是负面的，尽管长远来看有利于房地产部门实现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不过，《决定》中的相关措辞显示政府仍将会缓慢推进房产税。“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表态较以往更加坚决，但立法和推行仍需时日。房产税大范围铺开最快也要等到2015年。
     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户籍放开、土地改革，再加上新型城镇化，将会支撑未来两年的基建和房地产建设。然而，土地改革也会加大城市建设用地供给，这最终会打压地价、从而房地产市场失去地价不断上涨的支撑。
     还值得注意的是，《决定》称要“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暗示决策层希望在未来发展多层次融资渠道、即类似于美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来满足新市民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大宗商品和原材料部门
     天然气、石油、电、水、交通运输价格的如期改革将会利好采掘业和公用事业相关的上游企业，但会提供下游企业的原料成本。要素价格改革，再加上其他如国企改革和服务业开放，将会降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密集度。因此，改革对于原材料部门的综合影响可能偏负面。
     然而短期内，户籍改革和城镇化可能会带动更多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从而给未来12-18个月中国的投资和大宗商品需求带来上行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
     《决定》提出了若干有助于控制地方政府问题的改革措施：（1）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制度应会有助于提高地方财政和融资的透明度；（2）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新增债务指标挂钩可以有助于抑制债务增长；（3）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上收至中央政府应会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4）减少地方政府在生产环节的参与，包括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混合所有制）；（5）通过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小幅扩大地方政税收收入等增加地方政府收入；（6）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在上述措施中，（2）尤为重要，因为这可能会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同样（6）可以有助于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转变为“显性”或长期债务，从而有利于解决部分现金流问题。再加上（1），这些将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性和加强公众监督。统计数据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2012年的发债数额为8950亿元，2013年上半年也达到5350亿元，而这些债务一般被归于“企业债务”的类别。
     消费
     大部分的改革措施对于消费将是正面的。
     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国家卫计委预计，该政策将会在未来数年带来每年150-200万的新增出生人口，使整体的年均出生人口上升至1800万左右（为2000年左右的水平）。不过，有可能实际的新增出生人口数目会更多，这是因为一些处在生育年龄末期的女性可能会释放相当规模的“被抑制需求”。此外，政府还表示二胎政策实施将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启动，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并加强引导调控以防止出现大幅波动。
     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将扩大，基础养老保险将实现全国统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继续推进，并鼓励社会力量和私人部门进入、增加服务供给。
     户口和土地改革：放宽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社会保障、土地等财产权利的更为便利的货币化，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农民工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
     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这将有助于提升就业和工资收入，从而支持消费增长。
     金融领域改革：存款利率市场化将使存款利率有所提高，这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储蓄回报，从而支持消费增长。
     负面因素而言，持续的反腐措施、对政府和事业单位消费以及公务支出的更严格控制可能会抑制政府消费增长。
     改革落实过程中的风险
     改革措施落实的进度和合理的顺序非常重要。要素价格市场化推进速度过快可以导致不同行业发展的失衡和错位，强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可能会降低短期内的经济增速。如果最初的改革领域以及投资审批和金融领域的放开并没有伴随着更为基础的关键改革措施（如财税体制、国有企业、政府治理等），这将可能进一步增加杠杆率走高的风险、提高对房地产和投资的依赖性、以及为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带来更为严重的潜在后果。例如，在地方财政体系、房产税、社保体系等没有发生显著改善之前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放开金融领域管制，这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房地产市场过热和土地价格的进一步攀升可能会增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性，从而进一步推升中国的生产成本、损害竞争力。这也将恶化现有的多方面失衡状况，扩大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和待遇差距。
     金融领域改革步伐（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需要与其他主要领域改革相匹配和相配合。放开金融领域管制将会使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发展更加多元化，这也可能会引发信贷泡沫，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等改革领域的进展远远滞后、金融监管因金融自由化推进而难度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在此背景下，影子银行的持续快速发展可能会引发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而非成为分散风险的有效方式。此外，如果在财税、国有企业和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缺德重大进展之前过快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这有可能会扩大国内市场失衡和外部冲击的影响。资本项目开放步伐是否合理是未来3-5年中国应重点监测的关键风险之一。
     如何有效推进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11月20日在“《财经》15周年主题晚宴”做主旨演讲说时认为，有效推进改革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快的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这个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难逆转，越可以把中国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周其仁说，“这个新的既得利益一旦形成，过了临界点，这个改革就不可阻挡”。
     周其仁还具体阐述了有效推进改革的其他几个方面，包括要呼吁，要推动立法机关根据这次全会决定，要对已有的法律进行一次梳理，把严重冲突的条款理出来，通过修法，尽快的给予修订，尽快的予以废止一部分条款。对于一些对法律、法规、人才、配合条件、中间服务需求非常强，非常中国性的高端市场，要增加某些位置上的改革因素的集结，增加这种集结的密度，它跟一般的产品市场不同，不需要每个县，每个乡，每个镇都必须有。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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