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中国经济增长不能靠消费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3年第54期（总第1374期）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经济真的遇到麻烦了吗？
     [导读：最近，保罗?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发出悲观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且正在达到“刘易斯拐点”，前景不明。但也有众多经济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本期将对这些观点进行整理，供大家参考。]
    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评价
     中国经济模式遇到麻烦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及其博客发表的文章中对中国经济进行评论。在7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他以“Hitting  China’s  Wall”的标题断言中国经济模式即将碰壁。他认为，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他说，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克鲁格曼提出以上观点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偏低，和中国正在达到“刘易斯拐点”。
     克鲁格曼说，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克鲁格曼认为，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精英阶层，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
     克鲁格曼说，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而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在克鲁格曼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克鲁格曼认为，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中国经济出现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
     克鲁格曼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经济就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投资，不是用来兴建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其实不多；这些投资是用来为投资品买家服务的——实际上，现在这些投资是为了利用未来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所有这些产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会有最终买家呢？不清楚。所以说，这就是某种形式的庞氏骗局。
     克鲁格曼还表示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放慢速度——其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另外，农村劳动力的耗尽会形成一堵墙。
     克鲁格曼继而假设了，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对于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影响。其中，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影响程度小得惊人。而对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他分析到，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全球性的衰退。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克鲁格曼通过数据分析说，2011年，全球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略多于60万亿美元。同时，中国进口了约2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全球其他国家GDP的3%左右。假设中国的增长相对总体趋势放缓5%。进口下降的比例则会超过5%；进口“收入弹性”（GDP变化1%，其他条件不变，导致的百分比变化）的通常估计值约为2。因此，可以估计出中国的进口减少了10%——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是GDP的3%的十分之一，即0.3%。这倒也不是说没有影响，但确实算不上太严重。甚至，因为中国进口的很多东西都是其出口产品的组件，并不依赖于中国国内的需求。因此贸易流量形成的机械传导效果相对较小，虽然它给中国一些邻国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但对美国来说影响较小）。
     而对大宗商品价格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国，比如说，全球石油消费量它占了约11%。因为在短期内，大宗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相对迟钝，所以中国的需求骤降，可能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挫。所以，相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出售原材料的国家受到中国庞氏自行车的冲击会更大，无论它们是否向中国出售原材料。
    部分学者对克鲁格曼观点的评价
     权威中国经济学者对克鲁格曼的反驳
     对于克鲁格曼的以上观点和评论，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反驳意见。《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刘罡先生转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权威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7月24日的评论中对克鲁格曼这一观点的反驳。诺顿评论说，中国经济不是什么“庞氏自行车”，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令人担忧本没有错，但问题是中国经济比他所描绘的要更为复杂。
     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在评论巴里?诺顿的这则评论时说，克鲁格曼其实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多大的研究兴趣，他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最知名论文是20年前发表的那篇《亚洲奇迹的神话》，这篇论文说亚洲经济体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要素积累而非效率提升。但问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都是从有效调动生产要素开始的，此后才逐步过渡到由效率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以中国为最突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有效调动生产要素方面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得多。
     里布：克鲁格曼错了，中国模式没有大麻烦
     《完全投资者》（Complete  Investor）的编辑、著名投资者和商品专家史蒂芬?里布（Stephen  Leeb）在《福布斯》网站上对克鲁格曼也进行了反驳。他在7月24日的文章中开篇指出，在我看来，那些一向唱衰中国经济的“死空头”错了。美国人以及美国投资者都应该更紧密地关注中国并从中学习。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大宗商品的超级上涨周期将延续下去，而眼下有如此多的人早早就宣布它已走到尽头。
     里布预计，大宗商品的长期上涨趋势在年内将重新确立。实际上，如果美国不向中国学习的话，大宗商品或许就是投资者可能获得超可观收益的唯一来源。
     里布说，正如我在《红色警戒》（Red  Alert）一书中写过的，对于中国增长前景的大部分怀疑情绪都是源自东西方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我在其中引用了大量关于东西方差异的临床心理学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东西方之间）差异并非存在于人的智商方面，而在于文化世界观的不同。西方人把重点放在行动中心点上。我们的目光会自然而然地指向图片或者画面的中心位置。而东方人则更加讲究外围的事物。
     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人以行动为导向，而东方人则是基于更宽广的视野来指导行为。西方人倾向于问别人：“你最近为我做了些什么？”或者建议别人乘热打铁。而东方智者在万事俱备之前通常不会贸然行动。例如有一个中国的古老寓言，通篇的意思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等等看。
     对于克鲁格曼的观点，里布表达了全面的否定。他在文章中说，最近又有唱衰中国的死空头站了出来。那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他不久前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模式遇上了大麻烦》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就是个过度建设的大工地，并且大规模的信贷危机就在眼前。这还不算，克鲁格曼指出，中国再也无法指望靠廉价劳动力来延续其史无前例的高增长水平。他认为，中国经济这架飞机的增长引擎已经耗尽了燃料，将会一头撞在地上，“问题只在于撞得将有多么狠。”
     早在1994年，克鲁格曼也曾对新加坡经济做出过类似的断言，“……新加坡是斯大林治下苏联经济增长的翻版。”当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  上如此写道（发表于该杂志1994年11月/12月刊，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进行的经济试验曾辉煌一时，但是以大规模失败告终。克鲁格曼也以同样的理由唱衰了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等。经历了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长河，当初他唱衰亚洲四小龙的那些论调，与眼下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如出一辙。那时候他争辩说，这些亚洲经济体的扩张已经完成，或者正处于耗尽全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边缘，而且看不到未来生产力提升的任何迹象。他还说，这些经济体大部分的增长潜力都已经发挥了出来。针对新加坡，他说自己只想知道这个国家跌落悬崖的速度会有多快。
     当然，历史并没有走向他预言的那个方向。自那以来，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实现了大踏步的前进。实际上，用几乎每一种社会幸福指标来衡量，无论是国民预期寿命还是人均GDP，新加坡如今都走在美国前面。
     里布说，在否定东亚国家经济未来发展潜能方面，克鲁格曼并不孤单，但他肯定是最显眼的那一个。他错误地假设西方人能够对东方形势进行正确评估。1994年的新加坡，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已然经历了一段超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经过25年的发展，其经济在不断提升的劳动力和资本实力的推动下增长了不止七倍。而克鲁格曼以及许多其他人忽视的一点在于，新加坡为大幅提高生产力奠定了根基，并且在后来确实展示了它在利用现代科技方面拥有首屈一指的能力。
     同样的，如今的中国也拥有诸多可以推动生产力提升的条件，其中就包括城镇化建设。一方面它确保民众能够获得更多教育，也应该能强有力地提升生产力和效率，此外它还是中国大部分基础设施开支的源头，哪怕是用来建设所谓的“鬼城”。中国未来生产力和效率增长的基石就蕴藏在城镇化中。诚然，中国确实有一些无效的投资，但到目前为止，远没有达到媒体熏染的那种程度。
     在基建开支方面，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尤其是在高铁、高速公路和河渠修建方面。交通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对于构建21世纪的能源平台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对几乎每一种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的投入都胜过旁国。
     中国正在开发的智能电网能够同时接纳来自不同类型发电源的电能。换而言之，中国已经为大幅提升其内部能源的生产率构建了平台。而水力压裂技术（指页岩油气开发使用的技术）是极其低效的能源开采手段。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在能够并入智能电网的情况下，效率远远要高得多。如果美国不想看到自己在10到15年内  被中国赶超，那么眼下就应该效仿中国。
     至少在未来十年，中国将始终保持高强度的基建投入，而这将使得大宗商品价格受益。他提醒投资者需要耐心，而回报是有保证的。
     黄育川：中国经济增长不能靠消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也针对克鲁格曼的观点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当前市场在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评估相关政策选择方面遇到了困难。一种极端表现是，部分观察人士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崩盘的可能。但绝大多数人已经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驱动，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几乎已成共识——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逐步滑至35%以下，为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而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则升至45%以上，为主要经济体中比例最高的。
     黄育川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常被归咎于利率水平偏低或者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是一种很方便的解释，因为价格驱动资源配置的观点很容易为金融市场所接受。但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于《纽约时报》（7月19日）的文章，准确地找出了该问题的真正原因，这在主要评论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可由阿瑟?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模型来解释；该模型展示了伴随着投资的增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领域的转移，是如何导致经济快速但不平衡地增长的。该模型还展示了，在何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将趋紧，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经济也将最终更趋平衡——即达到“刘易斯拐点”——正如克鲁格曼指出，这一过程正在导致中国“撞上长城”。
     但克鲁格曼接下来错误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连同工业化进程，“导致工资水平在经济走向富裕时仍然维持在低位”，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必须尽快平衡经济增长。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克鲁格曼认为再平衡是中国避免经济增长过早放缓的解决办法。正是经济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以外的经济体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位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这些经济体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GDP比重曾经下滑20至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长——而目前中国所走的似乎正是这条发展道路。事实上，只有增长不平衡的经济体才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增长势头缓慢的东南亚国家，走的才是较为平衡的增长路径。
     为何成功的增长模式会如此失衡？答案在于结构调整，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会发生这种调整。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50%，而三十年前则仅为20%。在小农领域，劳动力直接创造的产值比重约达90%，而在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劳动力直接贡献的产值比例则接近于50%（其余部分来自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随着每年数百万农民工从小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其对整体国民经济数据的影响是，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自动下滑，并导致消费占GDP之比随之下降。
     与流行观点相反的是——克鲁格曼在这里同样犯了错误——城镇化进程并未对劳动力造成不利，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也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农民工所获报酬以及消费支出较进城之前多出了好几倍，企业也能通过吸收更多劳动力以及利润增长实现扩张，中国整体也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获益。
     在同等的经济发展阶段，前述经济增长不平衡经济体的消费以及工资增速，要比走平衡增长之路的经济体快得多。特别是，在实际工资增幅达到两位数的带动下，中国的实际消费支出一直在以每年8%的速度稳步增长——过去十五年来这在任何主要发展中或者发达经济体里都属最高水平。因此，较平衡的增长模式将带来工资以及消费支出更快增长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受增长失衡对经济不利、消费支出遭到抑制等观点的影响，很多评论家错误地建议，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可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和提高生产率才能实现。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趋于下降（虽然劳动力质量尚有提升空间），投资率也已达到上限（虽然投资结构一定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进一步推进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改革。
     当前的风险在于，如果人为刺激消费以及过早地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可能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而这原本可以通过实施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更有效进行、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最大潜力来实现。韩国、日本和台湾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2000至15000美元（按经调整的购买力平价衡量）时开始平衡经济结构的。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9000美元。如果中国政府施行必要的改革措施，实现生产率的提升，那么中国经济在2020年以前都不会像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撞上长城。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稳稳地走上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
     黄育川最后指出，如果中国政府的措施得当，那么经济结构再平衡最终将作为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副产品而发生，而不必将其当成一个核心目标。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3年第54期（总第1374期）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