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挑战与结构调整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10年第23期（总第1042期）  2010年3月24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挑战与结构调整
     2010 年3月20日-3月2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0（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0）——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网对论坛进行了全程直播。中外经济学界众多著名学者在该论坛上发表观点，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挑战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我们选取了其中部分议题的讨论内容加以整理，以供读者参考。
         一、2010-2012世界经济展望：稳定增长还是双谷衰退？
     古利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认为，世界从最深的危机当中走出来，经济正在复苏。但在短期内也不会有非常大的变化。金融危机带来三个影响：首先，金融危机在二战之后导致了最大规模的失业，OECD在2009年12月统计出了将近9%的失业率，这意味着在OECD区域两年当中有1700万人失业。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次危机对于OECD地区潜在的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产出降低了3%，这也是由于资金减少导致的。第三，危机影响了金融系统。2010年，包括 2011年，债务规模将占这些国家GDP的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债务与GDP的比例将是1：1。
     同时，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由于现在有10%左右的失业率。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是需要我们警惕的现象。要避免的主要风险就是所谓的失业可能会变成长期性的失业，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地对于劳动力市场给予足够的支持，避免短期失业变成长期失业。
     产业整合是极其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对这些产能进行整合。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调整。各个政府不要及早退出这些紧急措施。我们要面对的是财政调整或者说整合的过程，可能会需要5-10年的时间才能够将过去2年当中的损失慢慢地摊薄。多边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方面，在经济政策上的微调和合作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在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经济体当中，他们的经济对于全球的经济恢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其他区域不恢复的话，仅靠亚洲或者新兴经济体的推动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要面对全球的失衡状态。
     韩俊：中国的民工短缺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年初，由于出口滑坡，中国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返回他们的家乡。不过他又指出，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岗位。整个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全年增加了436万人，民工规模达到了 2.3亿人。其中，外出就业农民工达到1.45亿人。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数量大幅度增加。去年，中国的沿海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了880万人，而中部地区增加了617万人，西部地区增加了775万人。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这说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在加快追赶沿海地区。
     招工难在沿海地区，去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基本上从夏季开始，就业的等于非常明显。第三季度，在广东等地区出现招工难。可以说现在沿海地区的招工难越来越成为普遍问题。当然，不是全局的问题，而是区域性的问题。招工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的就业技能缺乏，有一些岗位，但是农民工干不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劳动条件比较差。
     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农民工工资出现大幅度下降。2009年，从全年来看呈现恢复性增长，农民工的工资一个月平均是1417块钱，增长了5.7%。更值得关注的是沿海地区的工资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迅速缩小。现在这个差距只有5%，沿海的民工工资水平只比内地高5%。
     在民工短缺的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熟练工人全面短缺，30岁以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80%都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2006年DRC曾经在全国对2479个村庄进行过调查，74%的村庄认为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已经出去了。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1亿多人，对工资的要求、对待遇的要求跟老一代农民工不一样。
     招工难会常态化。因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2016和2017年会达到高峰，现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中国的情况跟八十年代的日本情况非常类似。中国的农村已经不再是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招工难无疑会倒逼企业重视保护劳动力权益、提高工资水平、改善社保。
     招工难也会加快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在用工短缺的背后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沿海的制造业升级，另外一个是沿海的制造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虽然中国沿海的工资水平比东南亚高。但是，由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制造业在中国还有很长时间可以保持竞争力。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是大势所趋。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农业转移人口。但是，他们没有融入城镇。我们的政策，八十年代允许农民离土，九十年代允许农民离乡，新世纪的政策是允许农民在城市定居。中国的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内需。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经济，如果把庞大的内需释放出来，可以避免中国的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罗伯特·金米特：一个比较缓慢的复苏
     德勤跨境投资中心主席；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伯特·金米特认为，在亚洲，增长可能会快一点，美国会相对慢一点，欧洲更慢一些。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会更多参与商业。在这个互动之中还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决策，包括金融和治理。
     复苏的动力或者说它的强劲程度取决于我们的治理能力以及我们如何抵御保护主义，也涉及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如何更好合作。政府在G20的框架之下，包括中国、美国等其他国家非常积极地在G20的框架下，在金融体系的改革方面，在2008年的华盛顿以及在匹兹堡11月峰会都讨论全球失衡的问题。
     美国的财政赤字在危机之前是美国GDP的1.2%，现在达到了美国GDP的10%。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赤字的问题，很多人认为2011年之后，美国的增长率可能退回到2%，而不是之前的3%。如果美国的增长率只有2%，就不能创造足够的我们所期待的就业。在欧洲也面临同样的财政压力。它的债务会占GDP的 12%，2011年之后会继续增长。G20集团在走出危机的过程中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管是投资的还是贸易的保护主义。
     开放性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对世界快速恢复增长以及就业的创造非常重要。对于所有的扩张企业来说，他们在产品收购、就业创作以及融资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很多帮助，中国欢迎这样的投资，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收益，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正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海闻：稳定增长还是双谷衰退？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判断：双谷衰退不可能。第一，目前的复苏比较正常。从09年以来的数据来看，GDP的增长，OECD国家大概2%，非OECD国家平均大概6%。工业产值世界平均增长6%。通货膨胀率大概是平均2%。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既不太弱，也不太强。不弱就说明它不会下跌，不强说明通货膨胀不是危险。所以，政府也没有必要采取过分的打击通货膨胀的政策，从而让经济出现政策性的扭转。
     第二，经济复苏比较稳定。美国在2008年底的第四季度达到谷底。中国和其他国家在2009年第一季度是最低的，此后经济逐渐恢复。我们离开谷底已经有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复苏还是比较稳定的。
     第三，时代不同了。在历史上，从1854年以来，美国有33次经济衰退。其中出现所谓双谷衰退的有3次，2次都出现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也就是说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后出现过的所谓双谷衰退只有1次，在1980年。1980年出现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当时主要是滞胀。衰退以后出现了通货膨胀，美联储急于对付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提高了利率，达到了将近20%。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刚刚恢复的经济又进一步跌入了谷底。这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在现代经济当中的一次双谷衰退。而目前，各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对经济情况的关注是非常敏感和密切的。
     另一方面，稳定增长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第二个挑战是各个国家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应对政策。是比较激进的或者是很强烈的政策，还是比较缓慢的政策，这个取决于政府执行政策的技能。第三，对降低失业的措施。怎么样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挑战。如果我们比较谨慎的话，未来三年经济应该是稳定增长。
     史蒂芬·罗奇：双谷衰退的可能性有四成
     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说，在过去几年，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经验，不可能的事，发生的可能性越高。
     实际上现在的复苏与过去强劲的复苏相比，并没有一个缓冲。如果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冲击发生的话，可能会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全球经济带来衰退的严重影响。我怀疑现在全球经济已经走出了由库存的增加而引起的短暂复苏。而未来三年，我们预计主要经济体的复苏速度大概是3%。它与二战之后缓慢的增长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冲击的问题。
     如果说全球未来三年的复苏大概是3%的水平，考虑到贸易摩擦和管理失当的财政政策成为真正的冲击，而不是我们的恐惧的话，双谷衰退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如果出现这些冲击的话，就会有40%的可能。对于中国来说，需要一个很深刻的结论，中国经济如何变得更加平衡，投资、出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可是，仍然缺少来自中国消费者的支持。
     李稻葵：今后2-3年不太可能出现二次探底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世界经济在未来2-3年，不太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的现象。现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了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新的格局是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增长的主力，不出5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40%的比重很可能反过来，变成50%以上，发达国家下降为50以下。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事实上正在放松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带来了新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的时期。尽管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在下降，他们的财务水平在上升。但是，必须看到，今天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批手中持有大量的主权财富的国家，他们基本上是相信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包括中国、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讲还包括韩国。这批国家愿意跟发达国家合作，愿意把自己的主权财富继续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中。这也形成了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支撑。
     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角色、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内需的提升。内需提升的主要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不仅是水平提高，而且是深度在提高。二是消费的升级。第三个是产能的绿化。只要每年淘汰5%的黑色产能，将会提升我们的内需。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迈克尔·斯宾思：中国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思认为，资产泡沫是有周期性的，发现资产泡沫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干预资产泡沫也比较困难。所有人都同意的观点就是资产泡沫往往与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及包括与很高的杠杆率相随。尤其是在居民层面，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在资产这一部分，比如包括他们的房屋、退休金以及资产储蓄或者投资领域，他们通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些资产的价值在不断上升，很多人向他们借这些资产，以获得3-4% 的资本回报率。事实上，他们最后发现这样的回报并不是真实的，然后就不得不去杠杆化。在危机之后，这种去杠杆化的确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事实上可以缩短这个时间，如果可以将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新的组构，我们就可以在全球找到新的需求，而且还可以增加将近1万亿美元的需求。另外，在未来几年当中还可以继续进行资产负债表的重组。在激励和经济措施方面，它的回报也将逐渐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或者说受到危机影响国家的国内需求也会进一步下降。
     至于未来，有一些国家可能已经感觉到需要做一些判断，在做判断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说犯错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判断的时候尽可能避免犯错误。显然我们是有这样的选择的。首先是在监管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地限制杠杆。目的是避免历史重演。因此，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过程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减少私营部门的杠杆率。但同时公共部门的杠杆率在上升。这是对现在情况的很好描述。现在大家都同意一点，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赤字，就要有明确的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避免市场的波动，尤其是美元的波动。现在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机制，制定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没有人会否认这样的提议。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将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之一。还有一种观点，它不应该是中央银行唯一考虑的问题，还应该花更多时间关心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问题。也就是包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到底谁进行监管、谁进行干涉，到底是央行做这个事情，还是谁来做呢？这取决于谁有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你需要系统性的认识。而且，从长远来说，我们需要对金融系统的改革有长远的目标。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樊纲：没有大泡沫就没有大危机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年一直在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在压泡沫，在压那些膨胀，没有使中国经济像其他经济体一样达到大泡沫的程度。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讲，没有大泡沫，也就没有大危机，调整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中国经济的拐点在07年的四季度，而不是08年的四季度，已经经过了一年的调整，再实现新的挑战来应对危机就比较容易。
     这给了我们启示，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逆风调节，特别重要的是在繁荣期采取反周期的政策，而不是在繁荣期看着这个泡沫起来。当然，大家说我不知道风险在哪里，失于监管、调控，等泡沫大了，最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现在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今年也会实现8-9%的增长率，而且今年在一定程度上会实现正常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再像去年那样是政府的支出，而是更多地靠市场力量，包括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企业部门投资的增长、居民消费的增长，同时外贸和出口至少不是像去年-3%的增长，而是至少持平。如果继续保持下去，到了2011年，中国经济又到了正常增长，同时又是新的繁荣期。
     从今年开始到明年，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事实上又会进入新的繁荣期。因此，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挑战是同样的，就是如何管理繁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率、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繁荣期的问题，这对我们都是重大的挑战。个人认为通货膨胀的威胁存在，但近期来看不是特别大。
     2月份提到的2.7%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基于去年这个时期的通货紧缩，有统计上的问题。如果按照月度环比来看，2月份的通货膨胀没有比2009年12月更高，几乎是零。对中国来讲更重要的确实是资产泡沫。管理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怎么管理财产市场、资本市场，管理这些杠杆等等。
     管理资产泡沫是我们当前要着重考虑的。第一，要有预见性，要早一点调整，不要等到泡沫形成再调整。中国中央政府已经采取的调控政策是正确的。第二，非常关键的问题是用哪些手段调，需要一些金融政策，甚至需要直接的数量控制，包括供给需求两方面的，包括金融政策、按揭贷款、杠杆的控制等等，才能实现真正的管理。
     管理繁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中国要想管理好繁荣，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推进进一步改革。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包括房地产市场上容易产生泡沫，很大的原因是在于体制不健全。如果有更多内在稳定器的话，会使管理繁荣、抑制资产泡沫的问题得到缓解，使政府政策更有序，能够实现它的目的。
     氏家纯一：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
     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氏家纯一回顾说，日本泡沫经济的起源要追溯于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在协议的一年中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上升了30%以上。日本银行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共计5次。连续将官方贴现率从5.0%降低到2.5%。利率的这一历史最低水平一直被维持了两年零一个季度。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资金过剩。这些资金被大量地投入到股市及房地产市场，从而形成了泡沫经济，造成了90年代早期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的重要经验和教训：一旦泡沫扩大和崩溃就会导致经济严重、持久的低迷。
     围绕货币政策，有以下三点：第一，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变量之一。首先，大部分中央银行的目标都是要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但是，资产价格本身的变动对经济造成破坏。当资产价格上升时，经济活动会被信用扩张所刺激。
     第二，应该关注房地产金融市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正处于泡沫经济中。但是如果出现了资产价格的急速上升，并同时伴有货币供给扩大和信用扩张，这些就是可靠的危险信号。关注信贷量的增长及构成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房地产部门信贷。中国，与房地产相关的融资，即便包括住房贷款在内，也只占到总体融资的20%左右。如果与泡沫时期的日本相比较，还算较低。可是，2009年新的住房贷款的规模增速迅猛。
     在风险没有表面化之前，如何掌握经济中的潜在风险和实施前瞻性货币政策的至关重要性。八十年代后期，在日本经济发生泡沫的时候，既有来自国内的对日元升值的担心，也有来自美国的缩小经济性收支黑字、扩大内需的要求。并且，那时公众强烈地反对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所以才致使政府干预资产泡沫过少过晚。结果，在资产价格急剧上升3 年后的1989年5月，紧缩货币政策才得以实施。随着经济的复苏，我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今年政府将货币供给M2增长率从去年的27.7%降低到17%，考虑到各种价格越来越明显的上升压力，这个目标应当被称赞为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郑永年：如何预防房地产泡沫转变为社会泡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到，最近这几年中国对房地产的争论很大，中国房地产从现象上看不是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所能解释的。很多城市，像北京、上海房地产的空置率达到10%，有些城市甚至达到50%以上。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85%以上的家庭买不起房子。这不是经济学所能解释的。我担心从社会发展来看，如果房地产的问题处理不好，在中国，尤其在华人社会，很容易变成社会泡沫。因为房地产对中国人来说，甚至对华人来说，像在新加坡、香港，主要是社会的民生权。
     我们很担心西方的人权观念会影响年轻人，会影响中国社会，导致不稳定性，这一点倒是没有必要。华人社会对民生权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不是西方所说的政治权利。如果认同度很高的民生权，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不能实现的话，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首先，要调整政策思路。在中国，房地产一直被看成是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像新加坡，房地产是社会政策，如果把它看成经济政策，房地产的经济功能就被凸现出来，社会功能被忽视。如果这个观点不被调整，我觉得会出现问题。
     第二，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因为现在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的增长就发展房地产。大家都在骂地方政府，我觉得光骂是没用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94年分税制以后，财税向中央政府倾斜，地方政府只能靠土地财政。要么中央政府多分一点钱给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的责任收上来。光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样的方式，不会遏制房地产行业的暴涨。
     第三，要增加中国政府的社会性投资。中国前面三十年的改革完全是靠生产性投资取得的，社会性投资不够。每次经济危机来了，中国都是以牺牲社会政策为代价来取得经济增长。1997年金融危机就是靠教育产业化，教育成为经济增长的很大来源。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房地产成为经济的增长来源。这些领域在很多国家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在中国成为暴富的经济增长领域，我觉得这不正常。
     第四，要限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因为国有企业越来越多进入房地产领域，会像私人投资一样，把房地产价格炒得很高。国有企业是属于公家的，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运行不太正常，国有企业亏本了，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填补。中国社会改革需要大量的资金，要多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用于社会改革。
     最后一点，私人投机也是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原因。一个是外国热钱的投资。中国房地产过分开放，在自己的社会需求还没有解决之前，广泛地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是不正常的。像新加坡80%以上的房地产属于政府，外国资本不能进入。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为了资金，房地产的大门都向外国开放。
     另外要限制私人资本，很多人买了房子，放在那里不住，投机的成本很大。中国政府应该向私人资本开放其他的投资领域，使私人资本有一个出路。要控制房地产市场，从技术上来讲并不难，主要是政策思路调整。思路调整以后，才能是比较有效的政策。            （待续）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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