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挑战与结构调整（二）（上接第23期）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10年第25期（总第1044期）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挑战与结构调整（二）
     （上接第23期）
     姚景源：中国经济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局面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我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局面，但是我们得看到在中国2010年导致通胀的因素和抑制通胀的因素同时存在。导致2010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第一是输入性通货膨胀。第二，过高的通胀预期也是整个社会出现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三，中国要优化结构，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其中价格改革是很重要的环节，价格改革必然会推高物价。从统计学的技术角度看，要强调的是翘尾因素。去年全年价格增长是-0.7，在低基点的状态下，翘尾因素会对价格造成影响。这是导致中国2010年出现通胀风险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抑制通胀的因素。第一，农业稳定、粮食丰收。中国去年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中国的粮食已经连续6年丰收。观察建国六十年来的记录，中国粮食情况基本是五年一个周期。现在中国打破了这个周期，我们的农业连续六年丰收。粮食的丰收与稳定为中国2010年价格的基本稳定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第二，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抑制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发生。
     看中国的价格，要看导致通胀的风险因素和抑制通胀的因素同时存在。如果看一看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出现的通胀，再探讨规律性，最高的通胀在1994年，CPI达到24.1%，然后是1988年的18%。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当中的膨胀特点，就是三件事在一起。第一就是经济过热，比如1994年CPI是2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第二是农业，特别是粮食出现问题。第三，货币和信贷的过量发放。如果这三个因素在一起，中国就躲不过通货膨胀。现在一定不能让这三个情况碰在一起。
     回头理解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讲的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我觉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核心。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让它再下降。现在有的同志提出中国经济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我觉得我们要防范这种风险。因为如果说经济下降，我们又要把精力放到保增长上，就贻误了结构调整。
     但也不能让经济过热，如果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管理会不足。解决2010年物价上涨问题的重要方面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
     温家宝总理今年提出的目标是保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左右。这个指标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价格走势是难度比较大的指标，2月份已经达到了2.7%，短期来看，刚才樊纲同志已经提到，2月份同比2.7%，环比1.2%，鲜菜、鲜果占了1.57%。同比的2.7%，食品类占了2.01%。目前来看，鲜菜、鲜果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是主力，如果再回到2月当月来考察还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气候因素。今年冬季低温、多雪，导致鲜菜、鲜果的生产和物流都受到影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国春节因素，今年2月份有春节，去年2月份不是春节。总体来看，中国今年确实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我们抑制价格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尽管3%是难度很大的指标，但是我相信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我们能够完成和实现这个指标。
     夏斌：怎样读懂中国的经济？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发言中说到，中国的经济系统和美国的经济系统不一样，尽管我们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研究一些问题，而经济框架可以用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但两国的经济体系内的好多机制不一样，我只举一个现象。2008年9月-2009年3月期间，美联储资产增加了2 倍，从8000亿增加到24000亿左右。美国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的贷款增加多少呢？不但没有增加，还下降了50%。当然，美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不仅仅是银行部门。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同样采取了刺激政策。人民银行在去年第一季度，基础货币稍微一放松，社会贷款马上出现了天量的增加，贷款的实际增长率出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达到了30%。
     去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变动，一方面在有效的稳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拉美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家以及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增长，中国的刺激政策对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确实做出了贡献。有位美国学者进行了数据统计，从2008 年10月-2009年3月，在这一轮各国采取财政刺激政策中间，财政的刺激性支出占GDP比例，中国最高，占到6.8%，美国占5.4%，日本占 2.3%，德国占1.6%，英国占0.9%。就是说中国在这轮刺激政策中间，财政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给中国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隐患的代价。尽管应该肯定在推动中国经济尽快复苏过程中，房地产投资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警惕房地产的泡沫进一步吹大，以及防止房地产泡沫突然之间的破灭，我认为同样是今年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大内容。
     第一，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资产价格再这样快速上涨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第二，政府已经采取有关的政策措施予以调控，包括增加中低收入住房的措施，打击投机买房、投资买房的措施。第三，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进一步调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关注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兼顾问题，要考虑一个经济系统中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建设和非房地产市场制度建设的衔接、配合问题。
     因为不仅仅是房地产金融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建设应该以消费品为主，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多地学德国的模式，而不是学美国在房地产金融上的做法。考虑当前的经济的复杂形势，我个人认为，应该花2-3年的时间，健全中国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房地产的各项政策制度，不能不重视当前的泡沫隐患，又不能过于着急。而我也认为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朝着这样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房地产的方向发展，我也希望这个方向不要变，要继续走下去。
     吴敬琏与氏家纯一讨论：广场协议到泡沫形成的机制
     吴敬琏：氏家纯一先生刚才讲到了问题是从广场协议开始的。广场协议以后，日元不能用行政办法管理了，于是就出现了升值的趋势。因为出口的需求不足，所以日本的中央银行日银就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日本的经济复苏。这个政策在短时期内看起来是很成功的，但是它导致了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的形成。问题就在于这个机制是什么？从广场协议到巨大的泡沫形成，这中间经济上的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有很不同的解读。我想问氏家纯一先生，你怎么看从广场协议到泡沫生成，这中间的机制是什么？
     氏家纯一：首先我想说日本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外需的低迷，所以我们得不断地扩大内需，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央行进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另外从消费者的层面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还有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的确进一步扩大了私营部门的消费和企业投资。但是，其实却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日本的居民拥有较大的财富，差不多有14万亿美元。他们的资产主要以房屋的形式存在。由于房屋价格的飞速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房地产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和风险，而这并没有真正地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因此，在这段时间，对资本支出的需求也没有上升。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只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升地很快。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通胀或者价格指数并没有很快发生变化，我们也没有及早认识到通胀率的上升，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晚了。
     汇率问题，在日本，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我们的汇率对美元大幅度上升。大幅度的汇率上涨导致了日本经济严重困难。我们需要行业对汇率变化进行快速调整。要有一个比较灵活和高效的汇率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益。
         三、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挑战与前景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失衡的原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失衡的情况，其实由于贸易盈余的过程导致世界总需求疲软更加严重。其实经济失衡并不导致危机，它并不是危机发生的原因。但可能会导致新一轮危机的爆发。比如说在97年的时候，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对经历过来的国家都认为外汇储备不足会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2008年的教训也使大家认识到如果有大量外汇储备的话，也会有比较从容应对危机的能力。另外一个原因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模式可能导致全球失衡的根源。在短期来说，美国将增加储蓄，至少是暂时性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来源是什么。一方面可能是美国过度的消费，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的角色加剧了这个问题。同时，世界其他国家过度储蓄也是一个根源。为什么这些国家会过度储蓄？首先大家可能是出于一种自我保险，保证能够在未来出现经济波动的时候有所准备。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中国继续增加消费，其实这种消费并不能够真正转化为来自美国或者从美国更多地进口产品。而且如果这种解决方案缺乏协调的话，全球也会面临衰退的风险。如果美国挥霍性的消费模式泛滥，世界也将无法承受。所以，要解决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可能是需要提高更高的生产力，循环利用储蓄。
     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WTO取消了除汇率以外的其他关键手段。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关于这个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这样一个方法，G20给出了它的主张，也就是美国要提高储蓄，中国要增加消费。
     另外，解决这个问题还应该创造新的储备体系。当时，我也是联合国委员会就全球经济和货币体制改革建议的主要支持者。在一年前，很多国家以及机构也表达了他们对这样一个提议的支持，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甚至包括货币基金组织，他们认为也可以帮助解决全球变暖、全球贫困、稳定全球经济。做这个工作的时间已经到了。
     吴敬琏：改变制度障碍靠改革
     吴敬琏先生在发言中讲了五点意见：第一，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一点没有太大的争议。有三个基本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第二个因素，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就运用这个地位，从储蓄率过高的国家动用资源，用美元换资源，来支撑自己的市场。这造成了整个世界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杠杆率太高、泡沫生成，变得非常脆弱，一遇到冲击就发生了危机。
     第二，对应这样一个结构问题，世界各国都应该做出努力，来解决这个结构问题。美国的情况我就不说了。我听美国经济学家至少已经说了十年，说美国这样一种状况是不能持续的。至于中国，应该说这是有共识的，中国需要从需求角度调整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失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需求上看的这种结构扭曲，它来源于生产结构的扭曲。不用做很多证明，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概都同意，需求是各种要素所有者在生产中的结构决定的，我们不要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做的分析。在现代经济学来说，这也是规律，这也是定律。中国要调整需求方面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要从生产着手。这也就是说要从一种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这在中国就叫做转变增长方式，或者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对这一情况做出了政治上的决策，并且正在大力的实现这样一个方针。
     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三点我就想讲关于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或者经济发展的方式，在中国已经谈论了至少二十八年，但是它没有能够转过来。问题出在哪里？第一，转变增长模式是非常艰巨的事情，需要有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方针，就是让企业活得好好的，不愁需求，在企业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就不会改进它的技术、提高竞争能力，比如说他就会到房地产市场上做投机生意，这就会引起泡沫。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给企业一定的竞争压力。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要有制度环境。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在技术上有很多很重要的技术突破，从外国引进了很多很重要的技术发明。但是，它碰到了技术制度性的障碍。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碰到了严重的制度性障碍。
     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实现现在中国政府决定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结构优化的方针，需要两条。一条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一定要用改革来改变这种制度障碍，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所以，归根到底，它要靠改革的推进。
     青木昌彦：全球失衡还是互补？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会长青木昌彦从发展人口与生态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的趋势。他指出，人们常常认为宏观失衡是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的祸首，但是，这种想法背后的理念似乎是全球市场应当存在竞争，且不应受到任何的干扰。不管是进口替代品、保护主义的干预。同时，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应该尽快出台国内刺激政策。
     但是，我想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结构平衡？因此，采取一个非常长期的观点。实际上不同经济体都要面对自身存在的长期制度问题，不管是从发展或者人口的角度来说，都需要这样。这就需要大家都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失衡观点的更全面的方法。所以说，我想强调一下国际经济关系当中的互补性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并探讨它的政策相关性。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如果它能够在解决国内改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中国，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经济体解决自身国内改革，而使它的努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这就是互补性。反之亦然。他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就是经济体不一定有自己的改革日程，要有不同的能力和优势。
     现在中国正处在经济伟大的变革过程，正在从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过渡。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的80%下降到现在的50%。这样一个惊人的城市化进程，毫无疑问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为了进一步改善这个情况，中国还必须要继续这样的进程，继续将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当中。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历程也伴随着成功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中国在进行移民的过程当中面临三个主要挑战。首先，实现城市化进程，不仅要求现代产业部门持续增长。同时，还要求中国尚不成熟的服务行业继续扩大。政府直接干预传统的产业，特别是利用高能耗的技术追求规模效益。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肯定不会像在发展初期那样带来足够的收益，而且是商业上可行的。尤其是从环境和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二，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进程要求政府在公共教育、城市和城际交通，包括医疗卫生、环境控制、废物处理和疾病防御等领域进行大量投入。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拥有更加坚实的财政基础。实际上过去15年实现的税收集中政策，也就是分税制有可能抑制省级保护主义，促进国家的发展。
     但它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出卖土地带来收入，而缺乏城市的长远规划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因此，房地产泡沫仅仅靠紧缩银根是无法控制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也会受到影响，整体的财政改革政策应该是地方政府更加负责，并且对进一步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公共需求做出更加积极的响应，通过更多的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促进中国城市化的良性发展。
     第三，需要通过控制出生率转移农村人口。中国在过去确实出现了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的话，农村人口可能会出现爆炸性增长，使发展成果没有办法普及到每个人身上。几十年以后，中国也面临人口迅速老龄化问题，日本和韩国已经被迫面临老龄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需要中国更好地借鉴美国等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比如说中国需要储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美国可以为中国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美国需要保持它的经济活力和技术领导力。中国可以利用它的可持续增长和技术外包基础提供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但这样的一种互补关系，可能也会造成两个经济体之间出现合理范围之内的贸易失衡的状况持续甚至是加剧，即使中国国内市场增长仍然保持下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要解决城市化带来的体制性问题，而日本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市管理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可以提供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日本要克服人口老龄化给人均收入增长带来的局限，而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生态友好型的技术，可以为日本提供更大的市场。全球经济始终存在激烈竞争，没有竞争，任何经济都不能健康发展，也不能进行创新。但是，国家经济体之间同时也存在着互补关系，因为他们在发展人口和资源储备方面各具特点，他们需要更多的协同合作，以避免给全球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因此，我们在强调贸易关系不平衡的同时，也不应当忽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同基础。
     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目前仍需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认为，中国的问题可以被综述为更少的依靠出口推动型的增长，在需求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人均收入的增长比GDP增长低，会使家庭消费在GDP的比例不断下降，中国有大量劳动力盈余，还有一些手段使人均收入保持比较低，中国家庭消费的起步水平就不高，世界平均水平是60%，美国是70%，而中国的官方数据是40%，真正的数据可能是再高一点，可能会占到GDP的45%。
     中国的家庭消费，开始的水平就不是特别高，之后继续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而储蓄率很高，以及整体收入不断降低和保持不变的现实意味着什么？GDP等于家庭消费加上私人投资、或者是相当于私人投资的投资，以及国有企业或者相当于国有企业的投资，以及政府的消费和投资，还有贸易盈余。
     去年，中国一开始是出现了国有企业投资的增长，同时政府投资也有巨大的刺激计划，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很高，但也确实下降了一点。但未来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如何保持足够的支出，让经济能够继续增长。尤其是在就业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之下。私营部门的投资很不容易，除非家庭收入能够持续增长，要不然的话增长模式只能靠政府投资或者出口驱动。
     如果中国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出口顺差，可能会把2008年、2009年这么高的GDP增长率切掉一部分。也不能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要影响他们，只能通过鼓励他们减少储蓄来实现。而且在这方面，可能也不会有比较剧烈的，比较大的改观。所以，基本上这次不会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中国目前面临或者说剩下的选择就是维持现在具有的产生需求的领域，或者由中国政府进行投资。
     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很大的政府投入，而且会继续进行投资。有一部分投资也是效率非常高的，有一些政府投资也使得私人部门的投资得到相应回升。但是，还是需要有持续的公共部门的投资。现在这些公共部门的投资已经建了很多高铁，如果大家来过中国就会看到。为城市化进程所做的工作，都是政府投资的一部分，这肯定会对产出率有所刺激。中国需要在需求方继续维持增长，直到转型完成，直到工资水平上升，消费水平上升，才能减少投资。可能要等到明年、后年才能实现。
     隆国强：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到底是多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分析道，从93年开始，中国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2009年我们又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些判断说中国开放过度，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重大问题是过度依靠外需。这些判断是不是准确？
     为了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我们构造了一个指数。我们知道所谓的开放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涉外经济活动占整体经济的比重，而不是绝对量。在涉外经济活动里面，最重要的是贸易和投资。在贸易里面又贸易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投资里，既有流入的投资，又有流出的投资。货物贸易的依存度是指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和第一、第二产业GDP或者是与增加值的比重。
     因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货物贸易没有太多的联系。把服务贸易的净出口作为分子，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作为服务贸易的开放度。由于跨境投资年度波动比较大，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方法，我们把当年的流量和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比较，把它的流入或者流出的存量和GDP比较，分别做分子、分母，这样就会有四个不同的指数。我们再把这些开放度和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就知道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某一个指数高于1，就比平均水平更高，低于1就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把四个指数合成经济的平衡度。按照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在货物贸易的开放度当中，中国如果包括重复计算的加工贸易的进口是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世界排在第17位。如果剔除掉加工贸易的进出口，中国货物贸易的开放度指数是0.66，在全世界排在第7位。资本的开放度，中国是0.28，在全世界排在第10位。综合起来，中国的经济开放度是0.54，在全世界排在第5位。
     我们发现一个经济体的规模越大，它的开放度会相对较低。我们也看到，这个计算结果是基于世界银行2006年的发展指数数据。总体来看，大经济体的开放度低于很多小的经济体。但是即便在大的经济体里面，也会有开放度比较高的，比如说英国，在大经济体里面排在第88位，我们算的是128个经济体。在这里面，大家发现开放度最低的是日本经济。
     第二，按不同指数来看，中国对外投资指数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是最大的，只有0.12，其次是外资的流入0.44，再次是货物贸易0.69，最后是服务贸易0.98。为什么会这样？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有很大关系。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的格局大约是在十年前加入世贸谈判决定的。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
     在大经济体里面，中国是仅次于日本。美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会比较高。但是，相对来看，中国的贸易开放度相对比较高，投资开放度相对比较低。我们有几个基本判断。第一，中国的经济开放度指数综合来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各个单项指数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排在世界第5。
     我们在谈判之前担心的很多冲击并没有发生。而在这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尽管这十年中国的开放也在缓慢地推进。但是，我个人感觉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相比，现在的开放已经明显的滞后。                        （完）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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