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谈“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9年第85期（总第1007期）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著名学者谈“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
     2009 年11月15日，“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暨《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首发式在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中的40余位著名经济学家荟萃一堂，他们曾经见证和影响了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又为今后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和北京大学刘伟教授主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李扬、刘世锦、蔡昉、王一鸣、张维迎、李晓西、迟福林等分别发表精彩演讲。《经济走势跟踪》将以两期的篇幅将发言的要点整理并提供给读者参考。
    吴敬琏；中国今后的增长曲线：W或U型
     吴敬琏先生介绍了他对今后中国经济走向的看法，他认为，今后中国增长曲线有两种可能，一条线W式的走势，一条线是一个长底部的U形走势，其理由是对金融危机的原因的不同判断会有不同的估计。吴敬琏先生判断，从现象上看，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但是它的深层原因是因为货币超发，因为流动性过多，使现象和本质之间、短期和长期之间就出现了很矛盾的状况。去年10月以前，我们碰到的问题正好相反，因为货币的连年超发，流动性过剩、杠杆化，以至于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它很快地就转化为流动性的严重短缺，需求不足。这跟全世界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两个结构失衡，共同运行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居民储蓄的严重不足和中国的投资率不高，这两个相反的结构失衡互补就衍生了这场危机。
     吴敬琏先生认为在这种形势之下，对应办法有两个。第一种是从短期来看，有必要用政府的信用去取代民间的信用来支撑这个市场不至于崩盘，另外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保持市场不至于崩溃。他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由政府政策扩张需求是必要的。但是，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次突然的，由高度的杠杆化和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引发了短期的问题。
     这一年来经济回升很快，从需求的角度，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的角度来看，三驾马车中，需求总量是扩张了，而且需求总量支撑了经济的回升，可是，消费并没有太大增长，稍有增长，出口是下降的，是靠投资补上了。而消费要能起来，收入要起来，收入不起来，只能靠政府发钱，政府发钱又要加税，加税的结果会对长期的个人家庭需求的增长起负面的作用。吴敬琏先生认为，所以现在我觉得从理论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经济分析用来分析长期问题。所以其他的有些国家在去杠杆化，去泡沫化，消除过分发行的货币。我们现在出现了一种再杠杆化的趋势，这就妨碍了我们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的实现。他认为我们现在在短期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果的情况之下，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上去。也就是说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转变增长模式，说增大知识的分量，技术进步的分量，效率提高的分量，否则我们就会走到一个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状况，货币超发、再杠杆化，就蕴藏着新的一轮所谓资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有些迹象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飙升，更应该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吴敬琏先生认为，要解决长期增长问题，还是要继续贯彻十一个五年规划所决定的，要转变增长的方式，要提升我们的产业、要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要提高我们企业的效率。如果我们两方面的政策都能到位，我们就能够避免出现了第一个V式增长出现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个，以至于呈现W形的趋势，我们就可能实现一个，虽然可能慢一点，但是它是一个稳定的回升。
    厉以宁：今后10年经济方面的六件大事
     厉以宁先生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要了解今后10年中国经济动向，必须要了解这10年内在经济方面或者正在进行中有哪些大事：
     第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是一个迟到的改革，因为当初搞承包制，是农田承包，但是集体林没承包，当时改革开放，很多人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很多农民砍的树，不砍树就亏了，后来2003年开始在福建搞了试点，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规定，林权制度推上去，这对中国的意义很大。我最近到了福建、湖南、江西、云南还有北方的一些试点，现在农村种植热火朝天，因为现在是包山到户，一家好几百亩，就开始种树了，因为70年不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今天种树给孙子们砍，所以他大量种树，所以经济都发展起来了，林间养鸡、种蘑菇、种中药材，家里有山的农民全上山了，因为这里需要劳动力，而且资金问题，林地和林木是可以抵押的，这一方面，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深远的。中国的耕地18万亿亩，林地是25亿亩，还不包括国有的林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湖南，湖南现在山上都种油茶树，这是非常好的食用油，又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又满足了市场对食用油的需要，而且生态保护，这是第一件大事，所以我叫新阶段改革的第一个就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第二件大事就是城镇化在加快。城镇化加快符合中央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成都、重庆是城乡统筹的试点区，有些地方都在搞，我们到了广东中山做调查，广东中山80%左右的农户都变成了城市户口，苏州正在进行改革，天津也正在进行改革，城镇化是解决一大堆问题的，比如说每年城镇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10年会提高十个百分点，就把城镇化率从45%提到55%-60%之间，这样的话，每年一个百分点，比如两千万农民连家属都要进城，进城到哪儿去，主要在县城和镇，比较大一点的镇，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公共服务设施、水电等等都要建，这是多大的工程，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城镇化的推行将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这一点来看，这是我们当前的第二件大事。
     第三件大事，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这个在一些地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不搞自己的品牌，没有新技术发出去，改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是不行的，而且搞了这个，在国际市场出口没下降，出口还上升的，这将影响中国今后10年，我们的技术突破口在哪里？经过中科院的讨论，第一，新能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能源将带动整个汽车行业改造，第二，新材料，新材料是机器装备制造业的改造和房地产的改造，在新材料上。第三，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完全是医学方面的，对农业、对畜牧业、对水产业、对制药业都有影响。第四是环保产业，现在的环保，我在20年前，参加了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时候，我们讨论，我们的生产动力不能有毒、有害，我们生产的玩具、布匹等不能有害，工厂不能排废水，生态有害，鱼也死了。我去年在法国跟他们座谈，他们提出的新观点就是少消费就是环保，什么意思呢？也有一点道理，任何一种消费，多用一张纸，对整个生产来说，碳的排放就增加了。二氧化碳，也没毒，可是二氧化碳排多了就不行，所以现在不但是生产有毒的问题，就是二氧化碳也不能多排。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环保产业，今后我们不注意发展低碳经济的话，我们的产品就出不去了。
     第四，民间投资将迎来高潮。尽管现在很多地方在说，但是随着经济的回升，创业板不是本身的波动问题，本身波动是正常的，创业板最大的问题是鼓励了民间投资的浪潮，鼓励了民间创业的浪潮，这个影响在今后10年，因为中国的经济靠什么解决，这么多人要进城怎么办？要解决大量劳动密集的行业，仍然要靠民营企业。
     第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是扩大内需的保证，这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这个问题如果逐步推进的话，在今后10年之内，至少很多问题可以解决的，中国扩大内需，老百姓不敢消费，只有储蓄，养老、生病住医院，孩子上大学，所以不敢花钱，这个保证搞好的话，内需要搞，并且在社会稳定方面很重要。
     第六，能否打破中国的经济怪圈。中国的经济怪圈！要加快经济发展，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要求，有投资热，投资热也要随着信贷膨胀，信贷膨胀以后就产能过剩，然后通货膨胀，然后中央又紧缩，一紧缩经济又困难，就再次增长。这么多年老在这个怪圈里，我们怎么来打破经济怪圈，经济怪圈主要是体制问题，首先是最重要的体制改革，投资决策体制改革。投资决策的体制应该是市场主导的，这样官员拍板算数是不行的，老是这样的模式，用政府的意图，增加一个项目，又回到经济怪圈中去。
    李杨：如何解释紧的货币政策操作产生了松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发言中介绍了金融方面的最新情况。他指出，今年前1-10月份，中国的M2增长了29%，新增信贷将近9万亿，对于这样一个数据，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首先的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的资金供应到市面上来，它的机制究竟如何？说得再明白一点，在中国，29%的货币供应增长和接近9万亿的信贷扩张，是不是中央银行造成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说宏观调控的时候就假定宏观当局是能调控这个事情的，当我们说对货币政策的时候，就是假定货币当局能够有效地调控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仔细分析情况来看，不是这样的。今年以来，我们货币政策操作事实上是非常紧的，我们有四个判断标准：
     第一，法定准备金率今年没变。如果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我们理应看到法定准备金率下降，但是我们没看到。第二，利率没变。如果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理应看到利率下降。第三，储备货币没有增长。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无论是法定准备金率还是利率，都是所谓价格手段，数量手段就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我们看到中央银行的货币也没有扩张，反而有减少。第四，我们再看中央银行向市面上投出的货币，包括通过购买外汇、包括宏观市场操作吐出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货币，也没有比2007年和2008年多。这样的话，总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是非常紧的，紧的操作产生了松的结果，这就需要解释。
     李杨认为，要从两个方面解释，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一个解释就是全世界都现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高储蓄，高储蓄在中国已经至少20年了，所以才基于高储蓄，有了很多让人老是有批判但是老是在发展、并且它的效果并特别差的一些现象发生。因为高储蓄下，我们必须高投资，我们必须高出口，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如果国内消费不能吸收掉这个储蓄，我们必须通过国内投资和出口来吸收，如果不能吸收，那就GDP增长容易下降，所以我们20多年来，中国叫做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这些现象同时并存。这种情况在经济学界很早就注意了，很多人写过很多文章，我们的政策当局也一直把这么多的“高”当成一个问题，并且不断采取措施，力图遏制它，但是年复一年，这些“高”同时并存的现象依然延续。这个事情反复出现就成了规律，这里一定有规律在，我们对它的批评，如果反复批评它，它总是在延续，而且看起来后果还不是特别差，就应当回过来看是不是我们理论错了，实践没有错误的，而且实践延续这么久，我们反复调控，简单来说投资，大家对投资深恶痛绝，但是投资率越来越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投资率越来越高，这次应对危机，还不得不公开地说要鼓励投资，这就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有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不能拿教科书去套，不能拿外国的理论去套，不能指责实践有什么错误，实践没有错误，一定是我们理论有错误，这就需要探讨，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特色的东西，由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受世人瞩目，所以也成了世界性的课题，探讨中国三高，探讨中国之谜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很重要的话题。这是我们解释中国的因素。
     还有一个全球的因素，金融部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不是那么近，而且金融上层建筑越垒越高，它自身有极大的腾挪的能力，能够让一个东西突然有，一个东西突然无。刚才吴敬琏教授说长期短期，说危机前是流动性过剩，危机是流动性不足，这个事情就值得做做一些研究。恐怕流动性这个词用得就不当，我也写过文章说这个词是概括这个现象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从货币存量上来看是越来越多，但是就这个存量的流通速度来说却是在危机前和危机后有了剧烈变化，危机前是迅速周转，危机中是不周转，大家都现金为王，持有在手里。现在是通过政府注资，使得这个存量得以流动，所以就出来更大一个概念，口袋资金的问题。我们现在讲市面上的资金供应，就是口袋资金的供应大小是个问题。而说钱忽然没了，没有！钱有，过去是在市面上流通，现在是大家在口袋里随时有新的机会进行购买或者交易。
     对于当前整个市面上的口袋资金的暴涨暴跌的现象，问题不能集中于研究货币供应了，不能看中央银行操作了多少，怎么操作，放出了多少，这是一个基础。更主要的是看放出去的货币周转不周转，为什么不周转，所以就是流通速度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流通速度是一个没有信息量的概念，概括了很多因素，但是流通速度是一个制度现象，是制度问题，基于流通速度，我们可以衍生出很多对于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制度和实体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这个是目前中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可能做出世界性贡献的问题，这是最需要做的研究。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还从货币政策来讲，全世界的共同问题是货币政策的效率在递减。效率递减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还是要有货币政策。就需要有新的探讨，从我们的观察，最近两年，从微观层面上去探讨货币政策的宏观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出在宏观上，我们的着眼点要在微观上，措施要出自微观，而且还要考虑到金融监管所具有的货币政策的效率。以前把监管和货币政策割裂开来，其实这两个是密切相关的。举例来说，我们要约束银行贷款，你可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这些手段，传统的、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你同样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通过这样一些监管手段来实现。这就产生了宏观、微观、宏观结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如何协调配合，现在全世界也都在探讨。大概也就是有一个概念，可能也就几年吧，叫做宏观审慎监管，我们非常有幸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提出，中国也正处在世界的最前沿，我们非常及时地加入了这个世界性讨论，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可以做出贡献的。
     李杨在发言的最后重点提出，未来10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及土地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说，我做学生，看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1949年前就已经在从事工作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著作，有一个印象，这样一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离不开两个因素，一，土地，二，人口。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也就是解决了土地和人口的问题。但是土地问题、人口问题在我们1949年以后的研究中消失了，最近这几年开始研究，但是研究得极不充分，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现在的经济问题都由这两个因素引发。未来的问题也都会因这两个因素而发生。但是我们经济学界对于它的研究太少了，厉教授刚才说林权的问题，还有房地产问题、小产权的问题、宅基地的问题、政府在整个地产市场中居中牟利的问题，等等都与此有关。土地问题又联系到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到我们的社会保障，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的所有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极不充分，我有幸在这个书里写到，我回顾一下历史，我说我到社科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随刘国光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做中国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改革问题，从那儿我更加加深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把土地搞清楚。当然理论上，西方经济学，老的经济学是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后来的经济学就两个要素，资本、劳动，因为它的土地是完全资本化了。中国其实正处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非常有意识地组织这个资本化的过程，现在经济中的很多问题由此而发。所以，在这里想说的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研究土地，并基于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刘世锦：要做好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期的准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发言中提出，要为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他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了，这个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一般的估计是10年。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经济体连续4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40年保持7%以上的增长只有三个地方，中国的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这些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前例。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少，速度是如何分布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这个问题还需要很多的讨论。而且就未来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有两点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速期。第二，这个转折时间不会太长。
     如果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还能维持10年的话，我们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潜力挖掘好，使我们的高速增长能够保持时间长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进入中低增长期做好准备。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当经济进入中低增长期以后，比如说在6%以下，5%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最近比较一个例子，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四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总的经济增长率下来了，6%左右，这个速度下来以后，出现了什么事情呢？企业的利润持续减少，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就业出了问题，2000多万农民工没工作了，有些回了乡有些没回乡，待在城里。仅仅两个季度，我们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说不是两个季度，是两年、五年、10年，是一个常态，怎么办？我们可以正面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6%、5%成为一个常态，而我们希望我们还能过下去，我们能够承受它带来的一些后果，或者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考虑。这个方面，我想问题实在太多了，但是我这里只想讲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是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创新问题现在讲得比较多，我想我们可以提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低速增长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能盈利的。有人说你讲的这个什么意思？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还是所谓速度效益型的经济运行，前些年曾经有这么一个研究，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企业是亏损的，整个国民经济是不盈利的。当然，我们反过来看一看，像美国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1%、2%、3%是一个常态，但是企业是可以盈利的。中国企业低于6%，大部分企业就不能盈利，什么问题呢？中国的企业主要靠要素的投入，主要靠市场容量快速扩张，市场增长得很快，每年10%以上的增长，这样的话，流动性很好，他能够赚钱、能够盈利。我们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以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盈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转变，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需要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新的盈利能力。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的治理结构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进。比如现在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就干三年五年，你让我管10年以后的事，有这个积极性吗？创新机制体制有大的改进，教育、科研领域培养创新型的人才，这个方面要有大的突破。
     第二，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总体上保持健康，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金融企业在机制上、效益上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更好呢？我想这个结论恐怕还很难得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几大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达到了20%以上，有些是30%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技术上已经破产，10年以后，再一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的金融机构被称为一枝独秀，确实，这几年我们的银行业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推进改革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些方面还是与时俱进的。但是我想不要忘了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经济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流动性和很大的业务增长空间。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大幅度回落以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当时我们有一个估计，经济处在低迷期的时候，信贷收缩，银行估计到将来经济前期不明朗，会对放贷持谨慎的态度，企业也是如此，但是这个情况的发展和我们预期相反，现在这个反映了很大的体制问题，发达国家是扩货币、紧信贷，他们的货币政策是相当宽松的，数量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但是信贷是收缩的。中国实际上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放松，但是我们的信贷大幅度明显增长，这反映了中国目前银行业的行为特点和体制特征。因为有这么一个统计，前三季度银行信贷60%是投向各级政府的项目，这样的话，有一个基本判断，我这个项目花这个钱，是中央政府项目，政府项目是可以承担风险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恐怕我们的体制中，整个分散风险机制就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其中有一些中长期贷款是5-7年以后要还的，那个时候的回报怎么样呢？总的来看，我感到目前的金融机构中存在着两类问题：1.已经发生的业务中，也不能排除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存在着中长期的风险。2.我们的金融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还不到位，特别是一旦当增长速度下降，这两类问题都可能显露出来。
     国际工业化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进入工业化增长阶段以后，当他经历了工业化黄金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所以中国怎么样？当我们高速增长期结束以后，能不能逃脱这些，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避免一个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可能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把已有业务中的风险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要通过制度建设，使金融机构达到中低增速时可稳健运行的状态。这个速度下来以后，我仍然可以盈利的，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达到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或者操作上的效果。
     第三，金融业开放的问题。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的产业结构仍然基本上保持目前已有的格局，这一点大家也可以再讨论，中国的服务业肯定将来会有大的发展，但是经济如果保持一个8%以上的增长率的话，工业应该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个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如果说服务业占到50%以上，占到60%或者更高一点，我们问一个问题，宏观经济增长是多少，一般来讲是6%-5%以上，大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中低增长时期的到来和服务业，实际上加快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工业增长的比例相对下降。
     这个时候就包含了一个问题，如果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高速增长以后，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滑，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求服务业要能跟上去，如果跟不上去就出现了一个情况，下滑幅度可能非常大，但是要实现这么一个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的服务业的发展一个是具有增长的空间，再一个是有足够的动力。开放、竞争、放宽准入，对服务业来讲，比对制造业的要求更为迫切。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相关的问题的解决，有人可能讲了，这些问题10年以后，增长速度开始放低的时候再解决？来不及，因为这些问题，到那个时候再解决的话，时间过了，所以这些问题现在必须着手解决，大家可以设想，比如我们创新的问题，我们金融问题的解决、服务业的开放，这些很多都是结构性的调整，需要一个提前量，这些事情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推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在推动增长模式或者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年我们讲这个话，讲了十几年了，有进步，但是缺少一个全局性或者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原因我想是许多方面的，包括认识的问题、包括集团利益关系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它可以化解掩盖一些矛盾、推后一些问题，但是当高速增长时期结束，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时期，这些问题想要掩盖或者后推就很难了。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和高速增长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和与中低速增长相应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我们说的实质性转变，是不能再推后的，必须要非常现实地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要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某种意义上讲，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随着增长速度的放低是被逼出来的，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中国增长速度降低了，通过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的质量反而提高了，因为增长速度降低以后，有些人会感到有点悲观，说速度下来了，我们确实适应这样一个转变的话，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推动，反而速度低一点，我们的增长质量和效益好一点，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可以说充满活力，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甚至是令人振奋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蔡昉：中国作为大国经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在发言中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在未来的比如说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将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
     他指出，我们讲大国经济的时候，首先当然指经济规模的庞大，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了，除此，更重要的大国经济的含义是它的区域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经济规模第二的国家，但是由于它内部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不把它作为大国经济来看待，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定义大国的含义，规模总量一个是区域的差异性，这是我讲的概念。
     第一，规模产生不平衡。我并不想说我们具体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平衡肯定和规模有关的，和它的庞大有关系的。我想讲一个现象，我们搞人口的时候，我们讲到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都是讲我们叫未富先老。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特征也可以讲这么一个概念，叫未富先强。前几天正好和人聊天，他们说中国大概是第一个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成为经济强国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你们遇到很多别人没有遇到的问题，而且是你也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想正是因为这种中等收入又成为经济强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了我们的所有的国内的政策、国内的经济表现都会在国际上引起异常的关注。比如说中国威胁论、崩溃论、汇率操纵论，到非洲说是剥削、掠夺资源、新殖民主义等等，这些都是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相关的，也恰恰是这样的经济规模，又是中等收入，导致它的每一个增长都是保持很大的百分点，7%、8%，在国际经济中都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所有的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国内政策几乎全都是要和国际上的反应、和全球化中的一些共同的游戏规则建立关系的。我们目前，比如从这次胡锦涛同志在新加坡的演讲，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逐渐地形成了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发展区域经济关系的一些总的思路，从具体策略上，我们应该把我们国内的经济政策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还有我们的一些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等，也应该建立起它的国际关联，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在国际经济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会在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上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策略，否则我们可能就经常会遇到被动地应对，比如人家要求你升值了，我们就想怎么去讨论，是升值还是不升值，为我们自己辩护。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作出反应，贸易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规模产生不平衡，更不用说规模产生了我们国内的整个不平衡，其实都是和经济规模相关的。
     第二，差异产生空间。这个空间指的是机会，因为我们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在30年保持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是因为我们有后发优势，也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和其他国家的巨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决定了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现成的技术，不要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自己努力，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家在制度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也可以接受在其他国家变得昂贵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在接受产业的过程中，实现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利用了后发优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我们的沿海地区已经变得越来越发达了，甚至有些地方的GDP已经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判断，第一，我们从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进入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前沿上，说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学习。第二，更重要的是说，给定中国东中西三地区的巨大的地区差距，资源禀赋的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因此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假定的巨大差距，给定这样的差距，我们国内地区之间仍然有一个后发优势的利用空间，这样，实际上是给我们未来提供一个增长的机会。假如说中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10%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的故事的一半的话，也许我们还有很巨大的中西部的经济没有发展，尽管它现在的GDP份额在总体经济中占得很小，但是它毕竟占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口规模，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国土规模。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另一半的故事，如果再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也不是不可能。总体来讲我认为至少今后10年甚至更长，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因为我们目前来看，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比如说我们讲资本、劳动、土地，资本在未来，在中国没有变得非常老龄化之前，应该说我们的资本积累还是不成为瓶颈，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了。从这两种要素的角度来说，中西部地区提供了足够的潜力，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今后要依靠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源泉来推动整体经济。这是我认为利用我们大国的区域差异性来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
     第三，我们要防止“美佐乔诺”（编者注：Mezzogiorno，地理名词，大约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现象，它的含义是意大利的南部，但是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地区巨大差距的一个国家，因此，有人说意大利南部美佐乔诺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因为它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后来变成二元经济，因此它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遗留了很多问题，因此保持了南北方的巨大收入差距。后来人们发现，两德统一以后，变成了东德又出现了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但是两德的地区差距仍然长期保持，这样就有经济学家说，有两个美佐乔诺，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说这些落后地区既是二元经济的，又是计划经济的，转轨经济的。这个和我们中国的中西部很相像。再一个，长期观察下来，包括两德统一以后，曾经东德地区有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又慢下来了，因此会发现说政府大量地转移投资，补贴都用在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它诱导出来的产业，不是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产业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两类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因此说，有两个美佐乔诺现象。我比较担心的是说，中国的中西部会不会成为第三个美佐乔诺，过去几年来看中国中西部增长非常快，我们算了一下，大概03年以前，中国按地区、按省来计算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但是03年以后是缩小的，我们再看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沿海地区增长速度下来之后，中西部地区保持高速增长，除了山西省之外。看上去好像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发挥作用了，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但是你要再细看，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我们看制造业，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资本劳动比是迅速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绝对水平也高于沿海地区了。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中西部人均收入还比较低，劳动力尽管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总的来说，劳动力仍然是它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因此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或者也应该成为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上我们这些年开发战略，使得交通运输成本也大幅度下降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虽然预期说，人们曾经讲过一个雁阵模型，过去讲经济体到经济体之间、国家到国家之间，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有巨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我们可以把雁阵模型变成中国国内版本，也就是说我们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没有必要转到印度去、转到越南去、转到墨西哥，而是说我们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我们恰恰走了违背它的比较优势，没有能够形成国内版本雁阵模型。
     因此，我们现在如果要把未来中西部地区推动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要扭转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真正地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
    （待续）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9年第85期（总第1007期）  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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