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部分替代

    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实现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的前提。只有通过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市场参与者才能在此基础上自主判断决策，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并通过市场的评价、选择和监督机制使资源有效流动，从而实现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然而，近几年发生的多起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引起了报告给公众投资者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以及是否损害了投资者信心的激烈讨论。
    基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价值，《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部分替代》一文考察了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这两类盈余操纵方式在监管成本发生变化之下的相互替代关系。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有两类：一类是运用会计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一类是构造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已有文献发现，公司出于各种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时的确会采用这两类盈余管理方式，并且这两类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Cohen et al., 2008; Cohen & Zarowin, 2010; Badertscher; 2011; Zang, 2012），但这些研究尚未从成本—效用的角度对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因而也就无法回答两类盈余管理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替代关系及其如何影响盈余管理的总量等问题，且在经验检验上存在内生性问题。
    该文首先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对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系统分析；而后，该文利用2007年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实施新的《资产减值准则》（以下简称为“新准则”）的外生事项，实证检验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替代关系。2007年我国新准则将已经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由原来的允许转回变更为不允许转回，这一外生性变化提高了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但没有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干净的背景来研究两类盈余管理的替代关系；同时，新准则的实施与期初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零的公司没有关系，故将这些公司作为横截面上的控制样本。结合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和横截面上的差异，该文可以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从而能够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该文理论研究发现，一类盈余管理成本的增加导致这类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而另一类盈余管理程度随之上升，但上升幅度低于下降幅度，从而使得盈余管理总量下降；一类盈余管理成本的下降导致这类盈余管理程度的上升，而另一类盈余管理程度随之下降，但下降幅度低于上升幅度，从而使得盈余管理总量上升；实证分析提供了真实盈余管理对应计盈余管理进行部分替代的证据，发现我国2007年取消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之后，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概率和金额显著下降，通过处置长期资产而提高利润的概率和金额显著增加，而最终利用长期资产账面价值变化而提高利润的概率和金额显著降低。
    该文不仅对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部分替代的效应，从而为盈余管理的后续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该文以我国会计准则改革为背景，检验会计准则改革对两类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总量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推进我国会计准则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地，该文发现的两类盈余管理之间存在部分替代的关系，表明通过改进会计准则来制约盈余管理，其效果会被真实盈余管理所抵消，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抵消会计准则制约盈余管理的作用。此外，该文的研究还对如下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监管政策或其他制约机制对公司管理层信息披露决策的约束可能产生实际的资源配置效应。会计准则和盈余管理普遍被认为具有重大的经济后果，包括对实际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比如盈余管理会导致证券发行高估，但具体会计准则如何通过影响盈余管理决策进而产生资源配置效应的证据却非常有限。该文的研究表明资产减值准则的改革在影响公司管理层应计盈余管理之余会进行实际的资产结构调整以适应监管约束；（2）监管政策或其他制约机制对公司管理层信息披露决策的约束还受制于盈余管理动机的类型。盈余管理动机既有可能来自合约或资本市场，也可能来自监管。该文的研究表明来自监管的盈余管理动机比来自合约或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动机更可能对监管政策或其他制约机制的约束调整的做出针对性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