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关系研究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国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世界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然而财政风险也随之积累,要解决这一问题,落脚点在于厘清一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
    从总量的视角看，Lopez(2006)利用西班牙1965~1997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西班牙各地区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生产性公共投资还是社会事业性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挤入”效应,但是考虑到接壤地区的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存在,接壤地区的公共投资和该地区的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挤出”效应。Mitra(2006)研究了印度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研究认为1969~2005年间印度公共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公共投资每增加1%,私人投资减少0.738%。RohanSwaby(2007)研究了1994年第四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间牙买加的情况,他将将私人投资区分为国内私人投资和FDI,研究表明公共投资挤入了国内私人投资,两者的相关系数是0.3348,但是挤出了FDI,两者的相关系数是-0.616328。并通过情景分析表明,公共投资挤出FDI的程度大于公共投资挤入国内私人投资,得出公共投资挤出了总的国内私人投资。Lora (2007)在研究拉丁美洲1987~2001年间依赖国外借款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关系中，发现基础设施部门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呈现互补关系。Ang(2009)运用多变量协整分析方法对马来西亚1960~200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存在着互补关系,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从结构的视角看，Ashauer(1989)认为随着公共投资支出的扩张,私人资本收益率会提高,从而带动私人投资的增长。公共资本品比如基础设施会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会对私人投资产生互补效应。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存在着互补关系,即公共投资“挤进”了私人投资。Munnell(1992)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一方面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生产率,提高了私人资本的收益率,从而挤进私人投资；另一方面,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公共投资是私人投资的替代品,从而挤出了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取决于这两个作用力的强弱程度,但是从总体来看,公共投资刺激了私人投资增长。Devarajan & Zou(1996)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不是存在互补关系,而是存在替代关系,在一些基础部门,如基础工业和农业,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营,这种替代效应较强。此外,这些公共投资支出,不管是通过更多的负债,更高的税率或者向央行投资,都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Ramirez(1996)采用墨西哥1950~1988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控制了汇率、通货膨胀率等变量下,在1950~1988年间,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认为政府不仅要关注公共投资的总量问题,尤其是要关注公共投资的结构问题。政府更应该提高用于民生的公共投资支出,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投资等均应保持在一个最适水平。其后Ramirez(1996)对比了墨西哥和智利两国的实际
    情况,得出了一致的结论。Gerhard Glomm&B.Ravikumar(1999)认为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挤入效应,主要是因为公共投资主要投向高速公路、水资源供给、机场和教育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
    The Development Bank of Southern Africa(DBSA)(1998),研究了1967~1996年南非基础设施投资和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共部门投资和产出之间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DBSA 的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部门的非住房投资产生挤入作用。Fernald(1999)研究了美国公路投资增长和生产效率两者的关系时也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1950~1960年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支出增加只能在一个时段内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能持续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Pereira(2000)运用VAR方法研究了美国公共投资(1956~1997)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所有类型的公共投资都私人投资产生了正的影响。电力投资和天然气设备,运输和机场设施以及自来水供给系统的投资的收益率最高,分别是16.1%和9.7%。其次是教育和医疗。Yang(2006)再次运用1965~1997年间西班牙地区数据进行研究,此次研究他将公共投资区分为生产性公共投资(道路、机场、铁路等)和社会公共投资(教育和医疗投资)研究认为:(1)在不考虑溢出效应下:生产性公共投资挤入了私人投资,教育投资也是挤入了私人投资,但是医疗卫生投资对私人投资不生产影响。(2)考虑溢出效应:生产性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更大,其他变量和不考虑溢出效应情况相比变化不大。K.N.Murty & A.Soumya(2006)使用印度1980~2003年数据分析了印度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指出除农业外,其他产业内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即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成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在制造业部门最为显著,其次是基础设施投资部门,服务业最不明显。制造业部门公共投资每增加1%,短期内私人部门投资增加0.5%,长期内增加5%;然而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私人部门投资仅增长0.5%,并且具有时滞效应。服务业部门公共投资每增加1%,私人投资增加0.4%。同时他们也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部门私人投资之间呈现出较差互补关系,基础设施部门的私人投资每增加1%,农业部门的公共投资增加0.2%(但是具有一年的时滞),制造业部门的公共投资增加0.1%,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投资增加0.7%。J.W.Fedderke、P.Perkins&J.M.Luiz(2006)通过对南非1875~2001年间基础设施投资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生产性的公共投资能促进私人投资的发展。 
    借鉴西方公共投资的研究经验,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减少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我们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公共投资的效应不仅在于扩大需求和提高私人投资的生产效率,还在于改变私人投资的心理预期、降低私人投资的风险以及改善私人投资的环境等,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项目上可以合作;第二,在进入时机上可以先公共投资后私人投资或先私人投资后公共投资,在投资领域上可以分工互补;第三,在经济周期变化的不同阶段上可以搭配,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实际效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公共投资的项目、方式和时机的选择;第四,公共投资结构及主要领域的选择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建设,更要关注民生,譬如,在基础设施出现拥挤的省区公共投资可以适当退出,重点投向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和有利于国家长久发展的领域;第五,完善关于私人投资的行业准入制度、融资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与政策;第六,要充分发挥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支持、引导作用,减少挤出效应,公共投资必须总量上适度、结构上合理,且投资项目、方式和时机选择得当,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健全,同时还必须实现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合理化,健全有利于私人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与机制。
    作者：张中华  郑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