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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
——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内容提要：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创建者，马克·格兰诺维特将经济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框架，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本文回顾了格兰诺维特理论中较重要的弱关系理论、嵌入理论以及对工具主义还原论的批判，对他的社会网络理论以及对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马克·格兰诺维特 新经济社会学 社会网络 弱关系 嵌入理论
经济学诞生之始与社会学相处得十分融洽，然而一个世纪后，两者的隔膜却越来越深，渐渐成为彼此独立的学科。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结束了两个学科对立的历史，经济学和社会学开始融合，由此也产生了大量新颖而有说服性的理论，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novetter）就是新经济社会学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格兰诺维特194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6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当代美国与欧洲史专业，曾在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哈里森·怀特的指导下进修社会学，并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系Joan Butler Ford讲席教授。他曾在社会学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论述社会网络、不平等与经济社会学，现正着手于“经济学的社会建构”研究以及斯坦福大学的Bechtel创新计划“硅谷社会网络”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认为硅谷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形成的社会网络，因此他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种社会网络里还包括了金融、法律和教育方面的诸多联系。
作为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并没有将社会学的“社会人”假设同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立起来，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这一名词，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应该是格兰诺维特卓越贡献的思想起点。1985年，在华盛顿特区美国社会学协会上的一次谈话中，格兰诺维特创造了“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并从此致力于用社会学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将人们的经济行为嵌入到社会网络背景中，从而给出更合情合理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行为。此后，他又将新经济社会学延伸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对产业集群“硅谷”的形成及其巨大成功做出了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兰诺维特、斯威德伯格、罗纳德·博特、哈里森·怀特等，而格兰诺维特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对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包括弱关系概念的提出、嵌入理论的提出以及对工具主义还原论的批判等。
一、 弱关系概念的提出
格兰诺维特之所以在美国社会学界声名鹊起，主要在于他指出了弱关系在信息扩散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格兰诺维特在早期的文章《弱关系的力量》（1973）中认为，现有的社会学理论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法把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然而对于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这种研究，却正是联结宏观和微观的桥梁。正是通过这种社会网络，小规模的互动形成了宏观趋势，而宏观环境又反作用于微观个体。
他根据交往时间的长短、感情的强烈程度、亲密行为的有无以及互惠行为的表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他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点提出，主要是弱关系纽结而非强关系纽结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桥梁，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弱关系起到的作用最大，而这就对传统的搜寻模型提出了挑战。同时，格兰诺维特的经验研究还表明，社会网络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传递工作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一个求职者掌握的社会关系纽结越多，他所可能得到的工作信息也就越多。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依赖于下列观点：弱关系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但同时他又认为，虽然并非所有的弱关系都是桥梁，但弱关系桥梁“为人们提供了接近超越其所属社会圈子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资源的通道”，因此，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关系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变动等社会流动机会。
格兰诺维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弱关系产生的方式。假设有A、B、C三个人，如果A和B之间存在强关系，A和C之间也存在强关系，则“B和C因为都与A性格贴近，所以B和C之间也会有相似的地方，碰面后产生友谊的几率也会增加”，另外，当B和C因为都同A联系而知道对方存在时，会出现一种“心理上的好奇”状态，产生加强联系的需求，因此B和C两人之间的无关系，很可能会转化为弱关系，甚至强关系。
在格兰诺维特看来，每个个体的经历都是与整个大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的，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个体的视野，而这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联结，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弱关系在这里对个人的发展机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较之经典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模型和信息模型而言，更加深刻地展示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直接表现，从而将社会中所出现的信息障碍问题纳入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这无疑为构建新经济社会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嵌入理论的提出
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1985）一文可以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的标志，也可看作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宣言。格兰诺维特在开篇中指出，对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和制度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论题。围绕着这个论题，他在文章中分析了现代工业化背景下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经济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提供了“社会化不足”的解释，而社会学的解释则表现为“过度社会化”，这两者恰恰都忽略了社会关系每时每刻的存在，而且考虑经济行为时，也必须考虑在此种社会网络中的嵌入问题。
社会学的“过度社会化”可以举例解释成：人们对周围其他人的意见过于敏感，因此会服从于他人一致认可的意见。同理，经济学的“社会化不足”就很好理解了：人们不易受他人的影响，因此能够独立地做出决策。经济行为的嵌入，其实已经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共知的观点。但这种嵌入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这种观点将经济看作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正迅速分化的原子，对经济交易不再从社会关系的约束方面评价，而是通过计算个人获利的多少。
格兰诺维特还对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提出了批判。经济学假设不容许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及消费有任何影响，竞争市场上，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不会影响宏观总量的变动。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据此，他认为，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尽量避免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视角。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格兰诺维特最后指出：经济行为是典型的不能被充分解释的例子，因为研究它的人总是过分强调原子化的理论；社会学家要想对于那些已经被经济学涉足的学科展开研究，从经济行为入手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为了证明所有的市场过程都有必要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揭示的是市场过程核心的而不是边缘性的特质，他侧重考虑了信任和违法问题，并以威廉姆森有关“市场与等级制”的论断为例，说明了嵌入性观点如何产生不同于经济学家视角的理解和预测。
格兰诺维特在其提出“嵌入性”观点后，又在其他论文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延展。在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时，格兰诺维特（1988）回顾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劳动力市场不同角度的分析，社会学主要是利用他提出的“嵌入理论”，从社会网络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行为，而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入手，研究个体的行为，再将个体加总。同时，格兰诺维特还指出，经济学并没有考虑到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些都使得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释劳动力市场时有许多不足之处。据此，他提出了两点看法：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并且与许多非经济动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某人因为过去工作的流动性而结识了其他公司的人，这些人无形中就会影响他未来工作的变动，也可以说这些人脉是他对未来的“投资”，然而，他认识这些人时，却是抱着“非经济动机”的，并没有将其看作是经济上的投资。我们可以看出，贯穿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主旨思想就是：经济行为的研究要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前提。
应该说，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提出，并没有彻底否定之前的理论，而是对之前理论的完善及进一步推进。“嵌入性”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将社会网络作为分析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为讨论经济行为提供了非常契合于现实及新颖的分析范式，为构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提供了依据。
三、社会网络理论的构建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源于对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的反叛和对经济学的质疑，可以说是他思想的核心内容。格兰诺维特（2003）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网络了解多少？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自己的生活？他们是否懂得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信息是如何从社会网络中自动地跳出来，而不用你亲自去寻找？之后他围绕这几个问题对社会网络理论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他强调，人是社会的组成要素，但是社会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互相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所以，社会的运行固然离不开个人，但更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产生了相互信任，而信任对社会的顺利运行发挥着重大作用。
然而，格兰诺维特（1985）也指出，由信任联结的社会关系可能为大规模的违法乱纪行为和冲突提供环境和手段：（1）由私人关系的独特存在方式而产生的信任，增长了违法乱纪的机会；（2）以团队方式进行暴力和欺诈是最有效率的；（3）由暴力和欺骗而导致的无序的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被建构的。
其实，格兰诺维特（1998）对于产业的社会学研究也都利用了社会网络的理论。他指出，虽然经济社会学有了蓬勃的发展，可是人们仍旧只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公司以及宏观层面的政府、大经济体的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很少有人关注产业层面。产业组织向来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而经济学家研究的机制则是在给定技术水平、给定产品下顾客需求、产量与交易成本的关系。格兰诺维特主张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探讨某种产业的发展演变，以及人和人之间是如何合作进行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的。
以“硅谷”为例，格兰诺维特（2000）描述并解释了社会网络在“硅谷”区域经济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里的社会网络不仅包括部门间的人际关系，还包括人员的流动、资源的配置和信息的传递。这个区域的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因此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也在当下传播开来。格兰诺维特（2009）关于“硅谷”研究的最新成果显示，一些人想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重现“硅谷”这样的产业集群，但都失败了，于是他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硅谷复杂的创新能力，以及支持新事物和高科技发展的社会网络。他指出，众多经济代理人的交互作用是促使大量的创新者和创业者涌现的直接原因。
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结构对经济结果的影响》（2005a）一文中更详细地分析了社会网络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1）社会网络影响着信息的传递与质量，很多信息是极其微妙并难以鉴别的，因此人们不相信那些客观消息来源，而较为依赖于他们认识的人。（2）社会网络是自我评价信息的重要来源，因为熟知的人们往往会放大这些信息的效果，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并评价自己。（3）信任是在社会网络中逐渐形成的。并且，他还提出了社会网络影响经济行为的四个核心准则：（1）规范的形成与网络密度；（2）弱关系的力量；（3）“结构漏洞”的重要性；（4）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相互渗透。之后，又详细举例说明了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价格、生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格兰诺维特还在门槛回归模型的构建上有很大贡献。他在《集体行为的门槛回归模型》（1978）一文中，将一些简单原则进行加总构建了此模型。这个模型有助于理解个人偏好与集体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也联结了社会学微观与宏观的方面。随后，格兰诺维特（1988）又将门槛回归模型扩展到其他社会行为，得出结论认为，一个人的选择部分取决于他所在的群体做出的选择。例如，选择是否与某人为邻，要从多方面考察他的为人、公共场合的言论以及是否与自己志同道合等。
四、对工具主义还原论的评判
格兰诺维特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2002）一文中进一步明确了新经济社会学应当重点关注和处理的对象与内容。他指出，经济学在理论上关注的是理性行动或工具性行动概念，其方法论个人主义把所有的解释都归结于具体的个人行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是不同制度上的复合行为，而对这些行为的研究，同对政治行为、家庭关系等其他社会行为的研究一样，都适用于某些社会学方法。而看清这些行为之间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找出最合适的研究方法。
工具主义在理论上有两个不完善之处，而经济社会学恰好可以弥补。其一，工具主义将对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解释只局限于个人的兴趣，而抽象远离了最基本的关系层面，而这又体现了经济行为以及其他种类行为的特征。特别地，他将关系区分为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水平关系包括信任与合作等，垂直关系则包括权力与服从，而这些都超出了个人动机所能解释的范围。信任与权力驱动着兴趣与行动之间的支点，以情感与认知的方式使人们对自己的兴趣所在有更好的认识。其二，尽管有时我们可以用一个纯兴趣驱动模型来充分解释经济行为，但很少有还原论能够利用个人自身发现的约束与激励来解释这些机制是如何演化的，而一个更一般的推论就是：兴趣驱动的行为同信任或权力驱动的行为一起，都由比它们本身所处的环境更大的环境所决定。
格兰诺维特也对新旧传统理论做了比较对照，从先前的理论中归纳出三种社会结构和相应的三种潜能：一是高度脱耦结构，不包括任何的交叉关系，但极易引起冲突；二是弱脱耦结构，冲突产生时会引起更多的间接结果；三是高度耦合结构，结构化特征十分不明显。更广义的社会学通过耦合和去耦合的过程，着眼于社会网络、机构设置以及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经济社会学着重于经济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而网络分析方法的比较优势在于，分析时必须要考虑到信任、团结、合作、权力、支配、服从、规范和特性所起到的作用，而不像我们之前的分析那样，假设一个完美的场景，然后研究个人为达到动机所采取的行为。
应该承认，经济数理化和模型化不仅是当代经济学术界的主流趋势，也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可以脱离社会问题而仅仅依靠数学模型存在。经济学的本质被认为依然是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提出合理的经济建议，从这一点来说，格兰诺维特显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五、格兰诺维特与新经济社会学
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曾在1990年出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该书采访了包括马克·格兰诺维特在内的17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中，除了肯尼斯·阿罗、罗伯特·索洛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外，加里·贝克尔、阿玛蒂亚·森、乔治·阿克洛夫、托马斯·谢林、奥利弗·威廉姆森等经济学家在该书出版后又陆续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认为，著名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也极有可能因对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而问鼎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格兰诺维特看来，经济社会学已经不再是个新生事物了。它产生于19世纪晚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被重新阐释，“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想法。他在访谈录中回顾了自己创立新经济社会学的初衷。他在本科阶段选修过宏观经济学，并自己阅读了亨德森和匡特的《微观经济学》一书，可是他觉得宏观经济学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微观经济学又因偏重于数理模型而显得枯燥乏味，因此他离开了经济学，决定选修历史和社会学。然而在哈佛大学修社会学时，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使他不得不读了一点经济学书籍，才重新引起了他对经济学的思考。同时，作为哈里森·怀特的学生，他对社会网络十分感兴趣，他认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真正直接原因。例如法国大革命，社会网络给出了一个解释机制，虽然其他较大的力量如社会阶级和一般经济状况等等，很明显也都重要，但要从中找出人民实实在在在做的事情，还必须要有某种机制，而对格兰诺维特来说，社会网络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格兰诺维特试图详细地阐明人们是如何通过“亲戚和朋友”找到工作的，并将其定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了“弱关系”在找工作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嵌入”的理念，建立了一套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并创建了“新经济社会学”。他认为，“新经济社会学”和“旧经济社会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正统经济学的态度。旧经济社会学对正统经济学十分恭敬，认为经济学不仅适用于它自己范畴内的事情，而且是值得其他社会科学效仿的典范。然而“新经济社会学”更愿意表明，社会学家对标准经济学的方法是有意见的，这些看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取代经济学的解释。今天的社会学家，部分是因为对标准经济学的观点少了几分尊敬，所以他们更愿意直接思考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并且提出，在这些问题中增加一些社会学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关键。
从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情况可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正在朝数量化和社会化两个趋势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学者也已经逐渐转向经济学领域的问题研究，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促进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并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有助于学科的进步。当然，正如格兰诺维特自己所说的，经济社会学并不会也不能够与经济数理化对立起来，相反经济社会学需要更多地借鉴更加严谨和先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而经济学模型也应该更多地关注现实的经济问题，两者相得益彰。
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不但是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隔膜的一种回应，更是对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的新拓展，是对古典经济社会学理论批判性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来研究和解释某些经济问题，可以弥补主流经济学利用数理模型无法解释的不足，同时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充分联系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新经济社会学的创立无疑会给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带来一次大的革命，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补充，使人们更好地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分析中，也更好地将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社会学分析中，从而解释众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卓越贡献正是对经济学与社会学所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微观运行规律进行了经济学的深刻分析，而这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诺贝尔奖将会越来越青睐那些关注将经济学与重大社会意义问题结合而研究得出的成果，这也正体现了经济学的魅力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Grannovetter, M.(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481-510.
Grannovetter, M.(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1360-1380.
Ferrary, M. & M.Granovetter(2009), “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firms in Silicon Valley's complex innovation network”, Economy and Society 38(2):326-359.
Grannovetter, M.(1979), “The idea of ‘advancement’ in Theories of Soc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3):489-515.
Grannovetter, M. & R.Soong(1988), “Threshold models of diversity: Chinese restaurant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the spiral of silence”,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8:69-104.
Yakubovich, V., M.Grannovetter & P.McGuire(2005), “Electric charg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te systems”, Theory and Society 34:579-612.
Grannovetter, M.(2003), “Ignorance, knowledge and outcomes in a small world”, Science 301:773-774.
Grannovetter, M.(2005),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1):33-50.
Grannovetter, M. & P.McGuire(1998), “The making of an industry: Electr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pp.147-173.
Grannovetter, E.C., H.Hwang & E.Grannovetter(2000), “Social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8-247.
Grannovetter, M.(2002),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35-59.
Grannovetter, M.(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6):1420-1443.
Grannovetter, M.(1988), “The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bor market analysis: A social structural view”, Industries, Firms and Jobs: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187-21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